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三种进路——基于“概念之树”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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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构建一套具有中国主体性、切合本土实际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基于这一问题，本文从“概念之树”的分析视角出发，围绕类政治概念的建构、政治概念更新和种属政治概念的供给三个方面详细探讨了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可能进路。文章立意深刻，有助于为当前中国政治研究的基本概念创造提供启发性的思考。（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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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的重要共识，但对于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当前的讨论却非常有限。本土政治概念建构以理解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为前提。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性质，这一性质导致社会科学概念体系形成不同的层级和适用范围，呈现出“概念之树”的结构特征。基于“概念之树”的分析视角，本土政治概念建构存在着三种可能的进路：一是类政治概念的建构，旨在建构特定的政治学知识领域；二是政治概念更新，旨在以新政治概念取代概念之树上的问题概念；三是种属政治概念的供给，旨在以本土政治概念完善类政治概念的家庭成员。田野政治学、全能主义和运动式治理分别反映了这三种概念建构进路。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学界对学术“本土化”反思的深入开展，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就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本土概念体系构建成为这一讨论中的重要主题。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了中央决策层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概念体系的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界对于政治概念的理论研究和本土化实践开始全面跟进，由最初的自发行为转变成自觉意识。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以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为代表的“田野政治学派”基于扎实的田野调查，有意识地构建出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反映中国农村政治的概念体系，如祖赋人权、韧性小农、农民理性、家户制、关系叠加和国家化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田野政治学概念家族。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政治概念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明确主题。近年来，国内多本学术期刊先后组织了多个政治概念研究专栏，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政治概念的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当前关于本土政治概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概念的基础理论研究。具体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对概念研究范式的总结。比如，郭忠华把概念研究的范式归纳为历史、理论和实证等三种：历史范式即“概念史”研究，旨在通过解析概念的历史语义来理解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理论范式体现在对特定人物思想中的概念（如卢梭的“公意”）探讨或对特定概念（如“民族主义”）的系统理论建构上；实证范式则体现在以数据库、田野调查资料等为基础，考察概念的形成、变化及其参与社会建构的主要方式上。二是对概念建构方式的总结。比如，郭忠华从社会科学“双重解释”特性的角度分析了概念的建构方式：一方面是研究者对普通行动者日常知识的专业化提炼；另一方面则是行动者对专业化概念的日常理解和重新涵化。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概念建构的“复合单数”机制，把它看作是描述性概念和规范性概念之外的第三种建构方式。三是对概念功能的分析。比如，王宁分析了概念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功能，把这种建构功能划分为“知识的同义建构”（以共享知识模式进行社会建构）和“知识的异义建构”（自上而下的动员型建构模式）两种类型。四是对“概念社会化”模式的总结。比如，在郭忠华看来，概念主要存在两种社会转化模式：以同义转化的方式被行动者所接受和吸收；以异义转化的方式被行动者所部分吸收或改造。
第二，“政治概念史”研究。政治概念史研究是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的热门主题，它最早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分支而出现，但由于其所蕴含的丰富政治意涵而为政治学学者所重视。概念史的研究重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概念史的学科性探讨。比如，方维规的《什么是概念史》一书是概念史研究的导论性著作，该书探讨了“概念史的发端与早期人物”“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鞍型期与概念史”等一系列问题。有关概念史的其他一些散论则见之于其《历史的概念向量》文集中。在评价方维规稍早的《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时，李里峰探讨了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语境下的定位问题，包括方法的概念史、包容的概念史、复数的概念史、分层的概念史、有限的概念史五个方面。二是围绕特定政治概念所做的研究。比如，方维规在《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中集中分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重要政治概念，如“夷”“洋”“文明”“民族”“政党”等，可谓中国近代政治概念研究之集大成者。除此之外，还存在一批关于其他政治概念的研究成果，如“国民”“人民”“同志”“群众”“人文主义”等。
第三，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实践探索。这一探索主要因应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充斥着大量西方概念的事实，认为外来政治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议题选择、分析范式，而且影响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价值选择，因此主张在概念上摆脱西方影响，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学概念体系。这方面的尝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原则性思考。例如，在徐勇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毫无批判地吸收了大量西方政治概念，制约了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的构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体系，既要批判性地吸收外来概念，也要立足中国国情创造新的概念，形成概念竞争，在概念竞争中获得话语权。二是对特定领域政治概念的建构。例如，徐勇总结了在构建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时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和方法，概括了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的基本贡献。肖滨就汉语语境下应当如何理解“国家”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应当从“升格”“降格”“分拆”和“统合”等四种视角来理解“国家”概念，分别对应于西方“country”“state”“nation”和“nation-state”概念所隐含的不同国家要素。
上述研究状况表明，国内政治学界已就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体系问题展开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但同时也表明，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开头，还远谈不上已经建立起成熟的政治学概念体系，尚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在本土政治概念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关联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体系除服务于本国的发展需要之外，还必须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使国际社会能更好地认识中国。这涉及本土政治概念的建构方式问题，不能不顾概念建构规律和世界知识体系的存在而关起门进行概念建构。如果这样，所建构出来的政治概念既可能导致重复，也可能难以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然而，中国政治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却鲜有讨论。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从“概念之树”的视角出发，讨论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主要进路问题。本问题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种思考：一是理论思考，即深化对社会科学概念的理解，尤其是概念的本土化与普遍化之间关系的认识；二是现实思考，即提高本土政治概念的国际化水平，使之更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本文共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为研究现状评估和问题的提出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廓清社会科学概念之树的含义，建立本文的分析视角；第三部分为案例分析，将以若干政治概念为基础表明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主要进路及其与概念之树的关系；最后部分为结论，将提出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若干准则。
二、作为分析视角的“概念之树”
什么是“概念”？从最简单的意义而言，“概念是对事物的一般性概括”。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对概念的特性进行了详细说明：“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可见，“对事物本质的概括”是概念的最基本要求。具体而言，成为“概念”必须满足以下基本标准。第一，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即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稳定地反映某一类型事物的本质，从而能够为人们所理解和使用。第二，必须具有“抽象性”，因为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概括，因而必须脱离感性、具体和现象层面的描述。第三，必须具有“公度性”，即我所使用的概念同时也为他人所使用，人们可以通过共享的概念进行交流，只为特定个人所使用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概念。第四，必须具有“标示性”，即每一个概念都标示了一类事物，人们据此可以对世间万物进行准确定位。在这一方面，概念类似于可以使我们明确地标示地球表面任何位置的经纬线。
与自然科学概念比较，社会科学概念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自然科学概念所标示的是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自然事物，不论研究者来自哪一个国家或哪一种文化，同一领域的研究者所使用的概念都是相通的。比如，“万有引力”概念不会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变得意思不同；不论对哪一个国家的化学家而言，Ca表示的都是“钙”元素符号。科学家在一个国家所获得的科学发现，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可以进行证实或证伪。相对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或群体，即使是表示同一类事物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也很可能会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如最近两年的疫情所表明的，同样是“口罩”，在中国文化环境中被看作是防御病毒入侵的工具，正常人佩戴口罩因而是极正常的事情，但在欧美文化环境中则被看作是已经患病的标志，很多人因此坚决抵制佩戴口罩。因此，“口罩”概念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疫病”概念同样是如此。现代社会的人们主要把它看作是病毒传播的结果，因此接受隔离和药物治疗；但古代社会的人们则主要把它看作是天意（上帝等）的警示和惩罚，人们因此虔诚祷告以祈求上天（帝）的宽恕。“疫病”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因此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诚如哈耶克所言：“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任何其他词汇比‘客观性’与‘主观性’更好地描绘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尽管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解释，这两个词汇也可能存在模糊和误导之处。”
在性质上，社会科学概念具有“多元普遍主义”的性质：一方面，社会科学概念具有“多元化”的含义，即不同社会针对同一种事物很可能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另一方面，每一种概念含义都只具有“有限的普遍性”，即任何一种概念含义都只能适用于特定的文化环境，无法涵盖整个人类社会。从概念“多元性”的一面来看，以政治学概念为例，同样是“政体”（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世界上存在着“议会至上制”（如英国）、“三权分立制”（如美国）、“总统与议会分权制”（如法国）、“国王与议会分权制”（如摩洛哥）、“总统至上议会辅助制”（如俄罗斯）等不同类型。如果对世界各国的政体进行更充分的研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政体类型。从“有限普遍性”的一面来看，任何一种政体类型都无法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只能代表特定数量的国家，从而只具有相对有限的普遍性。围绕“政体”概念，因此可以描绘出一棵由不同政体类型所构成的“政体之树”（如图1所示）。
“政体之树”反映出，“多元普遍主义”后面隐含着概念的“层次性”（参阅图2）含义：概念的层次越高，其抽象性程度也就越高，就越脱离具体的社会情境；反之，则含义越丰富，与社会情境的结合程度越紧密。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是一棵由不同层次概念所构成的“概念之树”。但必须注意的是，这棵“概念之树”不是生长在特定的国家或文化土壤中，而是作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提出的。不同的国家、民族都可以为该树提供果实，即提供概念增量。
“概念之树”由“知识之树”的观点演化而来，属于概念分类的一种方式。“知识之树”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最早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分类，建立起政治学、物理学、修辞学、动物学、逻辑学等知识门类，尤其在《范畴篇》一书中建立起有关人类思想对象的八种范畴，其中的范畴大致相当于八个类概念。这些努力代表了对人类知识的原始分类。这些分类启发了古罗马哲学家波利菲。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波利菲著述了《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提出了“种”“属”等知识分类，开始建立起“知识之树”的雏形。在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思想家维西多尔在其主编的《词源》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了“知识之树”的观点，它将不同层级的知识比喻成一棵大树的根、干、枝、叶。“知识之树”从而成为理解人类知识构成的重要视角，为此后许多学者所重视。概念是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思维来看待人类概念体系的构成。如果把人类认识过程中形成的所有概念比作一棵大树，那么，社会科学概念就是这棵大树上长出的一个主要分枝，政治学概念体系则是社会科学概念分枝上长出的一个小枝，中国政治概念体系则是该小枝上的枝叶。如果把图2看作是政治学的概念之树，那么，“类概念”相当于政治学科内部的基本知识分类（如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属概念”是类概念下面延伸出来的分枝（如政治理论下属的国家理论、民主理论），“种概念”则是分枝上进一步生长出来的小枝（如国家理论中的中国国家理论、西方国家理论）。类概念的数量相对有限和稳定，但越到下面则越表现得丰富和易于变化。
从概念之树的角度衡量，本土政治概念建构不能脱离作为总体的概念之树，因为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只是作为总体的概念之树的组成部分而存在。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与概念之树之间的关系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一方面，不论对哪一个国家而言，概念之树都具有先在性特征，因此不能关起门来进行概念建构，否则很可能导致“概念重复供给”，即重复供给世界上早已存在且很好地解释了本土事物的概念，或者导致“概念隔阂”，即本土学者所建构的概念不能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但另一方面，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的构建也极有必要，因为这正是整个概念之树的根系所在，概念之树必须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文化中吸收养分。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概念建构越充分，概念之树也就越根深叶茂。以前文谈到的“口罩”概念为例，其在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环境中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如果对世界其他文化环境中的“口罩”含义挖掘得更加充分，“口罩”的总体含义也就将更加全面。
这就是本土政治概念与概念之树之间的关系，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两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解决好了民族性的问题，就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的问题。越是民族的为何越是世界的？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社会科学的“多元普遍主义”性质。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以本土事物为对象，提炼出反映该事物本质的抽象性概念，从而为世界上的同一类事物增添新的概念元素。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会科学的任务不是要建构出适应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性概念，而是要以特殊性为基础提炼出差异化概念。所有差异化概念的集合，便形成了对特定事物的普遍性理解。冯·赖特指出：“在自然的研究中我们寻求普遍性和法则，在对人以及人的创造物的研究中我们感兴趣的是个别性和唯一性。”这一话语表明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
三、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可能进路
基于上述对概念本土性与世界性关系的探讨，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任务在于：一是以本土政治概念充实作为总体的概念之树，使这棵树上的果实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避免用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概念果实来取代中国的概念果实；二是甄别和更新概念之树上的既有果实，衡量其是否对本土事实造成扭曲。由于概念之树所包含的层次性，这些任务可进一步分解为三种可能的情形。一是类政治概念的建构，即概念之树上总体不存在针对本土事物类型的政治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新政治概念建构所针对的只是本土事实，它同样为概念之树提供了新的知识领域。当然，如图2所示，由于类概念所处的层级最高，此类概念通常较为抽象和整体，其含义必须依赖于其下辖的种概念和属概念才能得到体现。二是政治概念更新，即概念之树上已经存在针对本土事物的政治概念，但由于这些概念存在文化错位、价值偏见等问题，导致它们无法真正反映本土事实的一般特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以更加反映本土事实的新概念来取代概念之树上的旧概念，从而导致概念更新。三是种属政治概念的供给，即概念树上已经存在相关的类政治概念，但尚不存在针对本土事物的种概念或属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本土研究者建构出针对本土情境的政治概念以丰富类概念的内涵。接下来本文将以相关政治概念为案例，具体分析这三种可能的进路。
（一）类政治概念的建构：田野政治学
前文已经指出，类政治概念在概念之树上代表的是一种知识分类或知识领域，因此此类概念所标示的通常是一个知识整体而非具体的客观对象。对政治学科而言，政治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通常是政治学知识之树上的几个最大分枝。20世纪末以来，随着学科融合发展趋势的加强，许多交叉学科相继出现，其中最主要的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传播学、政治地理学等。但如这些名称所标示的，它们大多并非政治学学科体系内部发展出来的分支学科，而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通过借鉴政治学的灵感和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分支。但近年来，随着政治学本土化意识的加强，中国政治学科内部也开始出现一批标示新知识领域的分支，这体现在一系列政治学类概念的提出上，如田野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民族政治学、实验政治学、行为政治学等，其中以田野政治学表现得最为典型。
田野政治学是以徐勇为代表的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团队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一个类概念，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已变得非常引人注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0年政治学研究发展报告》把田野政治学作为中国学派的典型进行重点报道，同时近年来有关田野政治学的评论文章也不断增多。按照部分学者的总结，作为一个学派，田野政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1980年代初的村民自治研究，是为最初孕育阶段；二是1990年代的乡村治理研究，是为学派意识觉醒阶段；三是2006年启动的“百村十年观察”，是为学派初步形成阶段；四是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是为学派基本成熟阶段。该学派的灵魂人物徐勇指出：“田野政治学的对象是农村，方法是调查，进路是制度，引导是实验。”田野政治学定位于通过深度田野调查来理解中国政治，并为世界政治学的知识之树增添中国元素。
根据图2的概念之树模型，田野政治学属于类概念层级。一般而言，一个类概念的建构和被接受，通常代表了一个新知识领域的兴起。田野政治学作为一个类概念，尝试建立一个基于田野调查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从中国农村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政治。田野政治学已经建立起了自身独特的概念体系，具体包括四个层次：一是围绕“人”（农民）建构的概念，如“农民理性”“韧性小农”；二是围绕“制度”建构的概念，比如“家户制”“关系叠加”；三是围绕“国家”建构的概念，比如“国家化”；四是围绕“历史”建构的概念，比如“祖赋人权”“长周期政治”。概念体系的建立是类概念得以存在的前提，通过自身的概念体系，田野政治学尝试解释中国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并尝试与西方政治理论对话。具体可通过表1得到体现。
从本土政治概念与概念之树的关系角度衡量，田野政治学尽管完全立足于本土事实，但它为后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使政治学的概念之树上生长出一个基于田野经验的概念分枝。这一分枝的果实尽管最初主要来自中国，但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田野政治提供启示，并为它们所补充和更新。从这一角度而言，它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的构建，增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而且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时下，田野政治学下面的种属概念总计已有近二十个。这些概念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目前尚无法定论，但其中的一部分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讨论。经过进一步打磨，其中一些有望成为政治学词典中的专业词汇。当然，其中一些最终也将难免消失。但无论如何，这种试图构建一个独特类概念体系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相对于田野政治学而言，国内目前建构的其他类概念（如实验政治学、行为政治学等）主要标示了一种研究思路或努力方向，在自身概念体系构建方面尚着力不多，无法判断它们将要使用的独特概念工具以及由此建立的独特知识体系。可以肯定，任何一个类概念的建构，如果没有相应的种属概念加以支撑和解释，最终将难以展现自身的独特魅力，从而难逃被淘汰的命运。这一问题表明了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构建接下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二）政治概念的更新：全能主义
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第二种情形是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概念取代概念之树上的旧概念，实现概念更新。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世界概念之树上已经存在不少专门用来指代中国或东方社会的政治概念。这些概念由国外（主要是西方）学者所建构，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或东方社会的价值偏见，因而无法反映这些地方的真实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典型莫过于“东方专制主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企图通过概念建构来污名和推责中国。针对这种情形，立足中国国情，用真正反映中国现实的政治概念来取代旧概念极有必要。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全能主义”概念。
“全能主义”是著名旅美政治学家邹谠于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时下，该概念已在国内外政治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已出现有关这一概念的众多阐释，还存在诸多援用这一概念来分析中国政治的情况，甚至以该概念为基础衍生出“后全能主义”概念。在概念提出的背景方面，“全能主义”是对西方“极权主义”概念的更新。邹谠明确指出：“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全能主义’这一新名词来代替美国学术界所通用、我也曾一度使用的‘极权主义’一词。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用‘全能主义’比‘极权主义’较为适合。”
在西方学术界，“极权主义”主要表示二战爆发前后以德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法西斯政权，被称作“右翼极权主义”，后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被一些学者纳入该范畴，被称作“左翼极权主义”。但“极权主义”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偏见的概念，反映了以西方自由民主标尺来衡量世界其他国家政权的价值立场。具体而言，该概念主要表示如下含义：拥有一套全面的意识形态；拥有一个群众型政党；拥有一个全面控制社会的政权系统；执政党对信息媒介拥有全面和垄断性的控制权；执政党对军队及其战斗组织拥有集中控制权；国家对整个经济系统拥有全面控制和指挥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西方国家也时常用“极权主义”概念对中国进行各种诬蔑、遏制和颠覆活动。
但在邹谠看来，极权主义是一个反映“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概念，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在他看来，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或政权组织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从政治与社会关系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构成了对立的两端：中国是“全能主义”，西方则是“自由主义”。前者表示政治权力可以比较不受限制地动员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组织起强大的力量来应对危机；后者则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法律上、思想上、道德上或宗教上的限制。但全能主义只是一种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政治权力始终控制着社会，它也可以给社会让渡空间。比如，在政权组织形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与社会关系有着巨大的差异：前者对社会让渡的空间较为有限，后者则给社会让渡出较多空间。全能主义是一个中性而不是负面的概念，它完全可以发挥积极和正面的效果，如能对社会危机作出快速有力的反应，能有计划地组织国家建设。因此，必须以一种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而不是让“极权主义”概念将中国污名化。
具体而言，全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区别主要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在产生背景上，全能主义是因为传统帝制政权的瓦解，中国为应对全面的民族和社会危机所出现的结果，是中国文明的内部产物；极权主义则是欧洲反犹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西方文明的内部产物。第二，在对外政策上，全能主义是内在指向的，不具有对外扩张性；极权主义则具有明显的对外扩张和征服性。第三，在权力性质上，全能主义具有明确的社会使命感，它以“人民”为参考框架，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极权主义则实行全面恐怖，其一切活动都只是服务于政权尤其是领导者个人的目标。第四，在社会结构上，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社会，社会运作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威，社会仍然拥有自主的空间；极权主义则通过政治权力彻底控制社会，该体制下的每一个行动者都无法有效地进行个人判断。
“全能主义”已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看作是邹谠晚年提出的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概念。该概念的建构反映出作者对于本土政治概念与世界概念之树关系的明确认识：“我们一方面需要有选择地应用西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政治及中国历代政治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必须用中国政治的实践与历史去检验西方社会科学的个别概括和理论框架，然后再进一步将中国政治的实践与经验结合西方社会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原理，去提出政治学上新的个别概括和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这样做可以突破西方社会科学的个别概括和理论框架，创造中国政治学，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对发展世界性的政治学作出重大的贡献。”
“全能主义”只是更新政治学概念之树的尝试之一，且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除此之外，类似的尝试近年来也时有出现。例如，针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徐勇有意识地建构了“东方自由主义”概念。他立足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认为农民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被思想界长期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那就是农民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这种建立在自由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自由主义是中国农民生活的日常状态。显然，概念更新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概念更新能否发生和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一方面取决于对既有政治概念问题性的揭露，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对本土真实情况的理解和概念化程度。但无论如何，对既有的政治概念始终保持反思意识，不断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政治概念取而代之，是将来中国本土政治学概念体系构建应该努力的方向之一。
（三）种属政治概念的供给：运动式治理
在概念之树上，种概念或属概念从属于类概念而属于下位概念。种属概念建构的情形体现在：在概念之树上，已经存在相关的类概念和针对其他文化情境的种属概念，但尚不存在针对中国情形的种属概念，概念建构者根据中国情境建构出相关概念，以此丰富类概念的内涵。以前文的“国家政体”概念为例，“国家政体”属于类概念层级，“议会制”属于属概念层级，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议会制形式则属于种概念层级。由于种属两个层级的区分必须结合具体的案例才能进行，难以对它们做原则性区分，因此本文不对它们进行专门的区分，而把它们统一看作类概念的下位概念。在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过程中，种属层级的概念建构近年来也不断涌现。比如，在“社会抗争”这一类概念下，学者们立足中国国情，分别提出了“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依气抗争”“依势抗争”“以身抗争”等一系列明显反映中国特色的概念。显然，这些针对本土情境的“社会抗争”概念仍需进一步打磨，但它们已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抗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理解社会抗争的中国情形提供了有益的概念工具。由于有关本土社会抗争的概念过于繁杂且影响不一，接下来，本文以“运动式治理”这个在学术界已具有广泛影响的概念为例，表明种属概念的供给方式。
从字面上可以看出，“运动式治理”是“治理”的一个下位概念。“治理”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1989年世界银行在总结当时非洲的政府管理状况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一词被广泛应用于西方的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研究领域，表示为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形成的“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在西方语境下，“治理”主要指政府与社会在公共事务上的平等和合作关系。按照俞可平的总结，“治理”概念主要包含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和回应性。从中可以看出，法律制度、相互信任和良性互动是政府与社会进行合作治理的基础。这一含义代表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治理模式。
尽管197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使用“国家运动”概念来探究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大量政治运动，如“上山下乡”“大跃进”等，但“运动式治理”概念的提出却是在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运动式治理”概念的建构以“治理”概念的引入作为前提，后者在1990年代中后期才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它最初被翻译为“治道”，随后，俞可平团队将其翻译为更加通俗易懂的“治理”一词，并对其在西方的含义进行了系统介绍和阐释，“治理”概念开始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随后，它进一步进入中央决策层的视野，被中央决策层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其后，“治理”概念在中国社会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政府管理和学术研究中出场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
最为关键的是，随着“治理”概念落户中国，其含义也随着中国的情境而得到重构。如前文所述，在西方学术界，它主要表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但在中国语境下，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为该概念含义的重点。也就是说，国家被当作治理的最重要主体。同时，鉴于中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充斥着各种类型的运动，“运动式治理”概念也得以建构，作为与常规治理模式相对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运动的分析，有学者将运动式治理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表示宏观国家层面的运动式治理，这一层面的运动式治理由握有一定政治权力的政治主体（如政党组织、政府机构）自上而下地发动和动员，以暴风骤雨式的专项治理方式来解决某些重大突发事件或久拖不决问题，典型的例子如“土改”“反右”“大跃进”等；二是中观层面的运动式治理，即发生在政党或政府体系内部，以解决官僚体系内部存在的问题为目标，如党内历次开展的思想教育运动、“反四风”运动等；三是微观层面的运动式治理，即地方政府围绕某一具体问题而开展的专项治理，如部分城市开展的“创卫”运动、交通整顿运动等。
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运动充斥于政府管理过程中，“运动式治理”概念无疑是理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视角，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治理特性。时下，“运动式治理”概念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如果说常规式治理反映了中西方政府治理的共同底色，运动式治理则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治理特色。从这一角度而言，“运动式治理”为“治理”这一类概念增添了来自中国的特定内涵，使其含义变得更加丰富。“运动式治理”概念反映了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第三种进路——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下位概念以补充上位概念的含义短缺。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在这一层次的概念建构上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除前文所述的各种抗争概念外，在中国政府体制方面也建构了“政党国家体制”“锦标赛体制”“压力型体制”“贤能体制”等一系列概念，相对于概念之树上的“议会制”“总统制”等概念而言，它们无疑更有助于理解中国政府的体制结构和运作模式。
四、结语：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基本准则
前文已就社会科学的概念之树和本土政治概念建构的可能进路问题进行了论述。当前世界政治学概念之树上来自中国的果实并不多，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主要还是移植西方政治概念的结果。这一点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多少类似。在中西方政治学发展存在巨大差距的背景下，概念移植是一条便捷之路，因为它有利于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政治学的概念体系和跟上西方政治学的发展步伐。但概念移植也会导致严重的问题，比如“削足适履”的问题，即简单地以外来政治概念来解释本土政治现象，甚至当两者间出现张力时，仍通过裁剪本土事实来迎合外来概念，而不是以本土现象来创新概念的内涵。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已成为学界共识的今天，加快本土政治概念建构亦极有必要。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条原则性建议。
第一，强化概念建构的意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近几十年来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中国政治学者的概念建构意识却表现得十分有限。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事实和实践经验，但却很少有人将它们提炼成相应的政治概念，而是更习惯于沿用西方政治概念来作出解释。比如，西方学者创造出“威权政体”这一概念，不少中国学者也跟着使用，一旦出现不适，则在前面加上“韧性”“柔性”“混合”等修饰词。实际上，建构一个政治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建构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也就是在提出新的分析标准。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的学术创新要改变被动地位，必须从创造概念做起”。强化研究者的概念建构意识，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出发点。
第二，明确本土概念建构的基本方向。在提升概念建构意识的前提下，明确努力的方向亦至关重要。基于概念之树的视角，前文重点说明了本土概念建构的三种可能进路。一是类政治概念层次的建构，这一层次的概念建构旨在建构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但类概念建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不仅需要对新知识领域具有敏锐性，而且需要以类概念为基础建立起完备的概念体系，并通过这一概念体系形成创新性的知识体系，因此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构建层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当前正日益走向成熟的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二是政治概念更新，即在反思概念之树上的既有概念的基础上，以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政治概念取而代之。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以“全能主义”来更新“极权主义”概念。三是种属概念的供给，即针对类概念成员中缺乏专门针对中国情形的种属概念的情况，以基于中国国情的种属概念来增补类概念的家族成员。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运动式治理”概念。当前本土政治概念建构主要集中在最后一种进路上，前两种进路的概念建构相对较少。但要构建完备的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三种进路的建构同等重要。
第三，强化概念建构的理论知识和建构技巧。政治概念建构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必须具有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建构技巧。在理论知识方面，比如，必须认识到本土概念建构不是关起门来一厢情愿的事情，而是与世界既有的概念体系紧密关联。因此，必须加强对社会科学知识性质、知识结构等的理解，加强对社会科学概念属性的认识。在建构技巧方面，必须对本土概念建构的可能进路、提出方式、文字表达、概念关联等方面具有清醒的认识。概念被建构出来后，还必须注重后期的概念打磨以及以该概念为基础的学术交流。只有这样，本土政治概念建构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和更加成功。
责任编辑：胡皓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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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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