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章 | 政体与政事——政治观的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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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研究中，随着各类知识体系之间的激烈交锋，“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现象逐渐凸显。这究竟是学科间交流融合的必然现象，还是一种值得引起警惕的危机或趋势？在2022年，政治学人团队针对上述问题举办了一期圆桌论坛，几位嘉宾分属不同领域，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发言，对于我们理解政治学、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的关系颇具启发意义。本期进行单篇编辑推送，以飨读者。本篇为北京大学汪卫华老师的发言（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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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这个说法语义比较模糊，我想把它分解为三个层面的现象来讨论。

一是由于学科内部的精细分工，导致政治学研究“碎片化”。比如，做政党政治研究的，和做民族问题研究的，可能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共同体，相互之间学术对话也不多；做国际政治研究的，与做国内政治研究的，也分属不同的话语频道。碎片化是政治学本身专业化程度提升、进一步精细分工的客观结果，并且这个趋势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扭转。

二是研究方法花样翻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技术崇拜”。很多时候，“技术崇拜”是因为我们“不明就里”，觉得某个方法很厉害、挺高深，然后咱们就拿来用。可能我们对这些模型的前提假定不清不楚，对操作方法的具体来源也不清不楚，但是既然英文学界如此，那么我们就跟着“玩”。

三是理性选择研究思路盛行，导致研究视野上的局限。我们不去提“大”问题，而是谈“细节”问题，也就是讨论管理性的问题，不谈政治性的问题。公共管理的主流话语是按照理性选择的脉络走下来的，比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政治学家赫伯特·西蒙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其实也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们比较彻底地推动了理性选择研究思路在政治学中的盛行。相形之下，政治学原有的规范研究传统、对意义问题的重视，自然而然就显得势弱了。

如果拆成以上三个层面的现象，那么我觉得“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有不同的因由，进而可以分别找出不同的解决办法。需要说明，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也就是基于各种政治正确的考量，研究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决定哪些问题可以讨论，哪些问题不可以讨论。我觉得，这是不同意识形态的立场选择问题，而不是一个学科的内在合理性或者说学科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我把这样的立场差异问题先搁在一边，姑且在经验研究的大前提下，来谈谈政治学与相关研究领域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学科适宜的发展取向。

我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政体”与“政事”。为什么拎出来这两个概念呢？我们在研究政治学的时候，到底什么叫政治？我们在把政治学跟公共管理学进行划界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划界？

首先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边界确定问题。西方政治学的基本脉络是很清楚的，他们认为政治学是关于政体的学问，政治学讨论的是以“政体”为本位的一套知识，是以国家为中心去讲的知识，而行政学或者说公共管理学则是一个“技术活”。

但是在中国，什么叫政治呢？我们的政治传统是什么样的呢？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人骨子里面并不认为政体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比如孙中山先生讲“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我们今天所指的政府，名称源头是唐朝的“政事堂”，即宰相处理政事的地方。更往前推，孟夫子说过，“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中国政治思维里，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本来就是“政事”。

如果从“政事”的角度去理解政治，那政治学往公共管理学的方向发展又有什么不对呢？学科知识划分上的不同，背后其实是不同政治观的问题。在一些基本的枢纽概念上，中西方政治观的大分流其实是很早就有了。这也就是说，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之间边界的确定，很可能得取决于我们对于“什么是政治？”的理解。中西之间对政治的理解差异，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普通人的政治思维，却没有在我们的学科知识体系上体现出来罢了。

延伸下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和“制”的关系。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讲，“失之在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失之在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他把政和制分得很清楚，“政”即政事，是老百姓的生计，这是治国理政具体做法层面上的事情，而“制”是制度。今天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主流有个共性，都认为制度问题是政治学或行政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公共管理就是在制度既定的情况下讨论细节、做法。这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西方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一方面二分，另一方面相互配合的格局。

但是，讲到中国，我们总会感觉到西方的许多学理表述显得“格格不入”。比如，“有为政府”也好，“有效市场”也好，一旦与“党的领导”相结合，就成了在西方政治学脉络下讲不通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政治学也好、公共管理学也好，如果不跳出西方既有的学科概念及其话语脉络，去理解“政”和“制”的关系，往往会发现这类“格格不入”的现象。

最后一个问题是，公共管理是不是只有在理性选择的思路下才可能去做的事情？西方公共管理研究的主流是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那么人的自主性在哪里呢？人的反思能力又在哪里呢？人们多样化的需求，该如何去提供呢？

在中国的“政事”传统里，延伸下来的基本思路就是，“如何把事情办好”，“如何选对人、办好事”，这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讲，“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就是政治。政治的核心聚焦点，是“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那么，工作方法问题究竟是公共管理学问题，还是政治学问题呢？如果不跳出书本上既有的知识脉络和概念体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就可能会有更多认识方面的疏漏。

总而言之，如果从“政体本位”的政治观出发，那么“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可能就是“民主化”大势已定之后的自然结果。既然“大势”已定，我们当然只论“细节”。但如果从“政事本位”的政治观出发，那么政治学研究需要警惕的，只不过是单纯的理性选择思路的“公共管理化”罢了。在我看来，与其纠结于学科上的门户之见，我们不妨以政策问题、工作方法问题为枢纽，拓宽政治学讨论的视野，加深对政治学问题“处境化”的理解。

观众提问

观众F

如果将政协归结为政治观差异，那么应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探讨这种政治观差异的根源？

西方的政治学说法已经形成一套说法，但我们对于自身政治传统并未形成总结。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政治概念讨论问题时应注意语境。不同地区、文化体系、社群观念差异是否造成现实政治后果，主流政治学理论是否有效将其包括进去。我们需要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同时尽可能在有限的一般性的程度上做抽象理论的归纳和整理。我提出一个方法论叫“处境化认识”，代入不同处境化差异，给其一个适度的理论上的说明。

汪卫华

责任编辑：卢腾

一审：牛铮  二审：胡皓玥  终审：王智睿

文章来源：学术争鸣第012期 |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真问题还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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