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文章 | 融通亦或互补？发展中的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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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中国政治学研究中，随着各类知识体系之间的激烈交锋，“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现象逐渐凸显。这究竟是学科间交流融合的必然现象，还是一种值得引起警惕的危机或趋势？在2022年，政治学人团队针对上述问题举办了一期圆桌论坛，几位嘉宾分属不同领域，从各自的视角进行了发言，对于我们理解政治学、公共管理、公共行政的关系颇具启发意义。本期进行单篇编辑推送，以飨读者。本篇为山东师范大学柳亦博老师的发言（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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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亦博，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是一种存在但并不需要被“医治”的现象，有以下三种解释：

首先，第一种解释是倒逼说：政治学公共管理化是否因政治学将自身的研究焦点从国家转向政府（government）所致呢？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政治学其实很早就将政府作为研究的对象了，不过彼时的政治学关注的是政府的构成性问题，有时候看似政治学在讨论政府（government），实际上它讨论的是国家（commonwealth），比如洛克的《政府论》。所以，是什么时候出现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现象呢？随着复杂性的不断上升，倒逼着政治学试图通过政府这个组织去解决国家中的具体问题的时候，此时它的焦点就从构成维度转向行动维度了，于是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现象。其实行政从政治中分化出来的根本原因也是复杂性倒逼下的学科边界调整，我个人觉得今天出现的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现象不需要特别的去担心，因为虽然有些话题可能从政治学迁移到了公共管理（比如过去对政府职能的研究多被归入政治学的范畴，但今天这个问题更有可能被视为“政府学”的论域，或者说被纳入公共管理的范畴），但也有很多公共管理的话题现在已经纳入政治学研究范畴了，比如公共价值治理，这种流动性我认为是两个学科活力的体现。

对政治学公共管理化的另一种解释是成年说，它是中国行政学（公共管理的主干学科）成年的代价。当我们回到美国行政学的源头，也就是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以及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这篇文章，会发现威尔逊其实很明确的说明了自己要干的就是建立“美国的行政学”，因为对当时的美国而言，行政学也是一门外来的科学，具体地说是一门由法国和德国学者们发展起来的科学，因而威尔逊强调说：“它所使用的仅仅是非英语的语言规则，所表述的是与我们的思想迥然不同的异邦观念，它的目的、例证和使用条件，几乎都扎根于外国民族的历史，扎根于外国制度的惯例，扎根于外国革命的教训。我们要应用这门科学，就必须使之美国化，要在形式、语言、思想、原则和目的上彻底美国化”。也就是说，威尔逊早在1887年就提出了行政学建设的本土化特征，那么以美国行政学为模板建立的中国行政学，自上世纪80年代学科复建之后，经历了三十年的对美国行政学的模仿，如今基本上也要成年了，这时候中国自然也就面对着行政学中国化的任务。但是，中国的政治与行政不是简单的严格二分的，而是一种差异合作的伙伴关系（我在2021年《探索与争鸣》发表的一篇论文里称这种关系类似“两人三足”游戏）。这种特殊的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导致了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出现某些政治学的特征，然而从政治学视角看去，反而是政治学出现了公共管理化，这是一种“视差”。以西方的学科架构为模型建立起来的中国“学术体系”，天然有一种封闭知识边界的倾向（比如通过创造很多本学科的独特概念、行话），同时对其他学科的入侵特别敏感，因而也就出现了对政治学可能公共管理化的担忧。反观公共管理学者，往往不太担心自身学科的政治学化，因为我们一直处在学科危机之中，时间久了就对这件事有点习以为常了，没有政治学学者们那么敏锐。

最后一种解释，就是话语体系说。我们描述和解释世界有两种基础性的话语体系：数学和哲学。其中，哲学与政治学具有同质性，最初的政治学著作也可被视为哲学著作，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甚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最初的哲学著作也能当作政治学说使用，比如《论语》《孟子》（七篇着眼的都是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左传》《墨子》《荀子》甚至《庄子》。所以政治与哲学话语体系的亲和性很强，但是在政治学中，存在一种趋势：数学话语的扩张和哲学话语的后撤，仿佛逻辑实证主义这个幽灵就是不愿从政治学领域离开。这导致政治学的研究在形式上越来越像公共管理学，越来越多地借助统计软件、模型去分析民主、投票、权利等政治问题。我个人认为，这对于政治学这个古老的学科而言，是威胁性最大的一种解释。

这三种解释中，若第一种解释成立，那么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是正在发生一次边界的融通，对于两个学科而言，都不构成合法性危机，反而是它们的发展机遇。若第二种解释成立，则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将成为保持着差异性但又巧妙互补的两个学科，所以表面上出现的这种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现象，就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而是一种阶段性的、暂时的现象，会随着中国行政学的成熟、发展而消退。若第三种解释成立，那么它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它是一个仅靠政治学单一学科无力解决的问题。至少要等两个条件成熟了才有望解决：一个是中国大学发展起来比较成熟的“新社科教育”，即PPAE（政公经哲 Philosophy，Politics，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s）复合型博雅教育，推动中国的政治哲学、历史政治学勃兴。再一个是发展出相对成熟的强人工智能技术去解决多数需要“计算、推理和预测”的社会问题。因此我的结论就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化是一个有66.67%的概率不需解决的问题，有33.33%的概率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等待前述两个条件成熟后，会以问题消失的形式得到解决），综合来看我们目前最佳的策略就是先把它放到一边，再等等看。

观众提问

观众G

前些年我们在反思中国行政学危机，现在出现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如何理解这种反思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行政学也在危机中，试图探寻其合法性所在。行政学对于新兴理论构建的热情超过了政治学，如治理理论。这都是学科发展的活力，如美国从“政治-行政二分”到“公共行政的政治属性”（如价值追求）的发展和变化。

柳亦博

责任编辑：卢腾

一审：张杨子涵 二审：肖伟林  终审：王智睿

文章来源：学术争鸣第012期 | “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化”真问题还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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