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化和全球化到大国竞争优势——各国经济增长路径的理论建构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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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能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势头？现代化和全球化理论均不足以充分阐释中国的发展历程。本文对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探寻和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误区进行回顾，认为缔造中国“大国竞争优势”的深层因素可以归纳为中国革命的制度遗产和革命前的历史文化遗产两大类。只有超越主流经济学派的认知范式，把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经济增长潜力等因素加以考虑，才能形成一个更具解释力的认知架构。（政治学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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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怀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近几十年来在解读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路径方面使用最多的两个概念，但均不足以充分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历程和未来趋向。流行于冷战时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在第三世界国家曾遭到普遍抵制。自1990年代以来，作为现代化理论变种和替代的全球化思潮盛行于各国知识界，在中国尤其得到经济学界主流学者的响应。但是他们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方案，同样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的发展历程。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现代化问题，必须跳出主流经济学的狭隘视角，充分考虑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国内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在宏观的和比较历史的视野下，全方位理解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道路抉择。

从现代化到全球化：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探寻

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在1960至1970年代的美国曾经盛极一时，并且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也影响了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周边的东亚地区)的知识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研究，甚至支配了政府决策过程。所谓现代化理论，如果用一种高度概括、简单的方式加以表述的话，那就是：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也无论先进与落后，都会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前近代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这一转型，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化，亦即一国经济从起飞到成熟的整个阶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城市化，即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主化，即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中产阶级的壮大、公民意识的形成、个人权利的保障及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诉求；在精神文化领域表现为从传统的着眼来世救赎的宗教生活，向世俗的、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的转换，以及从基于个人出身和血缘关系、缺少流动的封闭型社会，向基于个人能力和成就的、高度流动的开放型社会的转变。

现代化理论的流行，作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范式革命，虽然有其学术渊源，但是它之所以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响应和提倡，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大阵营之间的相互对立及其对新兴国家的争夺这一背景分不开的。对立的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它不仅以支援民族解放的名义，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新兴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同时还试图把自己的计划经济模式和私人企业的国有化改造方案加之于受援国，影响它们的发展道路。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也不仅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播，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不遗余力地把第三世界纳入其所主导的市场体系，并宣扬、传播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此抵消来自东方阵营的影响力。难怪在诸多现代化理论中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增长阶段》一书，干脆以“非共产党宣言”作为其副标题。正如一位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化理论迎合了美国决策阶层遏制共产党革命在非西方国家扩展的需求，是东西方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产物。正是在冷战走向高潮的肯尼迪执政时期，来自各大学或学术中心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把现代化理论转变为对政府的政策建议。他们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主张，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性、知识性的讨论范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美化了美国社会及其成就，对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扩张起到推动作用。一位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直率地指出，现代化理论与冷战紧密相连。而提倡现代化理论最为得力的几位干将，即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核心成员，都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是在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现代化理论没有学术价值。现代化理论最值得认可的地方，在于它在西方社会科学演进过程中，首次突破了具体学科的限制，真正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类现代社会变革的跨学科、综合性的诠释架构。这个架构的形成，主要基于西欧和北美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经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源自于欧美的现代化理论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其一，它带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印记，即把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泛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共同规律，宣称其可以应用于东西方所有社会。其二，它的兴起虽然有内在的学术源头，但其兴盛却跟美国政府所推动的地缘战略目标息息相关，成为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其三，正因如此，虽然现代化理论有其历史基础和学术渊源，但是一旦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其概念便越来越笼统和抽象，其理论预设也越来越理念化、唯心化，与西方国家自身的历史和非西方社会的严峻现实都拉开了距离。非历史性成为它最大的缺陷。其四，就方法论而言，现代化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以“民族国家”作为其分析单元；它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都被认为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展开的，并且每个国家都可以依据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按部就班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自1980和19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系列经济政治重大变化和在此基础上对发展问题形成的新的认识，都超出了民族国家的传统范畴。无论是在知识界还是舆论界，“现代化”作为一个概念和话语体系已经越来越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能反映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发展最新趋势的“全球化”这一概念。

导致全球化概念流行的背景之一，是1980年代欧美地区主要工业国的经济导向，在美国总统里根(1981—1989年在任)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1979—1990年在任)在职期间发生转变，从原来强调政府干预，转向减少经济干预和削减社会福利；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英美政府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各国消除关税壁垒，保护知识产权，全面开放市场；在国际关系和公共外交上，支持各国的抗议运动和人权组织，鼓励发展中国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这些新的政策导向，被学术界和舆论界概括为“新自由主义”。它在经济政策上呼应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贸易理念，区别于20世纪上半期大萧条之后西方国家所强调的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理念，也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为非西方国家所设置的受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工业化路径。

全球化概念从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另一个原因，即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的收效不彰。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流行一时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曾在规模较大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取得一定成就，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在此战略下，政府并不鼓励外来投资，而是全力扶持国内制造业，往往先从食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力密集的低端行业做起，再逐步延伸到小型电器和耐用品生产，个别国家甚至开始发展机械、电子、航空等更为复杂的制造业部门。到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这些国家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国家所主导和推动的进口替代战略，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包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缺乏竞争，导致创新乏力，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各级官员在制订和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利用各种政策漏洞和机会进行寻租活动，导致腐败问题严重。政府靠举债来维持对国内产业的财政补贴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结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到1980年代初，很多国家的外债数额之巨，已经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最大的债主，不得不介入这些国家的经济决策，要求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停止关税保护，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结果，西方跨国公司依靠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迅速占领这些国家的市场，攫取并汇走绝大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面对外来行业巨头的竞争难以招架，大多数企业要么被其收购，要么走向萧条乃至破产。这些国家的民众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因此停滞不前，整个国家在经济上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自198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间，一直在原水平徘徊。总之，发展中国家纷纷舍弃替代工业化战略，不再追求国民经济的自主发展，放任西方跨国公司占领其国内市场，导致这些国家被重新纳入受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产业链，是“全球化”上升为西方知识界和舆论界主流话语的另一背景。

全球化思潮的流行，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国际地缘政治背景，那就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崩溃。其高潮是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使原来归国家所有的企业，通过股份化改制、转让和出售，完成私有化过程。政治上，这些国家也从原先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体制，转向政党竞争的民主体制或寡头政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国际地缘政治的这一重大转变，得到西方知识界的呼应。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其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易帜、全民所有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崩溃，以及撒切尔－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标志着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走向其最终目标，也就是自由民主价值观普遍实现，私有产权和法治获得保障，充分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行其道，人类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这些理论预设不仅对学术界和公共媒体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形成所谓“华盛顿共识”。

最后，东亚地区从1980年代起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化思潮在世界各国的盛行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80和90年代，东亚四小龙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升级，成功加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行列；政治上民主化运动也进入高潮，成功实现了从威权政治到竞争性民主体制的转型。尤有进者，中国大陆从1980年代开始也放弃了原先的计划经济，所有制走向多元化，经济战略也从原先的自力更生为主，走向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有这些，似乎都印证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预设，也为新流行的华盛顿共识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撑；全球化之成为世界潮流，也成了不争的事实。

但物极必反。全球化作为一个世界浪潮和知识建构，经过二三十年风光无限的流行之后，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终于呈现走衰的迹象。衰退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化遭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抗拒。在这些国家的有识之士看来，经济上的全球化和产业链分工，实际上使那些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失去了经济发展机会，因为它们无力在制造业上与那些已经占据全球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制造业大国进行竞争。其结果是本国制造业的严重缺失和本土服务业的畸形发展。因此，所谓全球化，在其看来实际上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手遏制穷国小国工业化的共谋过程。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在非西方国家提倡民主，实际上只能导致多头统治，为本国的不平等披上一层合法化外衣。归根到底，全球化所体现的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其背后是美国所主导的帝国工程。

然而，全球化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发达国家自身。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将其工厂转移到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本土制造业的空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分裂。从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居于社会顶层的跨国公司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而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却因产业空心化而失去就业机会，收入逐年下降。社会两极化的直接后果，是政治上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他在2017年上台后不久，即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大幅提高来自中国的进口货物的税率，以种种借口背弃以往的自由贸易政策。在高科技领域，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军事霸权，对中国的科技公司进行打压。这种打压政策在民主党总统拜登上台之后有增无减，上升为对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高科技公司的封锁、断供。与此同时，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通过提供投资优惠和对中国的限制，促进制造业尤其是尖端科技制造业回到美国，从而对以往的全球产业链造成巨大冲击。用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话说，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已不太可能再恢复。

淮橘为枳：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误区

全球化思潮在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头一二十年对中国知识界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以往的现代化理论。1990年代晚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失去往日的魅力。但作为现代化理论变种和替代的全球化思潮，则开始在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中间日益流行。这些学者大多在欧美受过学术训练，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他们直接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移植到国内，用来研究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应该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传统思路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各项改革措施都是在不改变国营企业的公有制前提下，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放权让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厂长负责制到利改税等，这些措施在激发企业经营积极性方面有短期成效，但也产生了越来越多在体制内无法解决的各种弊端。而此时西方主流学界所盛行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为中国的改革困境提供了破解办法。在那些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经济学界精英推动下，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取得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朝两个方向转型：一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抓大放小”的总体思路下，绝大多数国营企业通过股份制或关停并转实现所有权的多元化和民营化，从而让政府摆脱国企的财政负担；二是通过大力吸引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使中国经济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此作为刺激经济成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举措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因此，不同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现代化理论影响力在国内仅限于学术界，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纪最初十年所流行的全球化思潮，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转向，既有中国经济改革内在的逻辑必然性，也跟国内经济学界主流学者的推动分不开。这些顶尖经济学家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定位，认识不尽一致，甚至相左，但在推动中国企业改革朝着私有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方面，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在他们中间，有两种影响最广的观点尤其值得一提。

一种思路受到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影响，在实证研究上受东亚四小龙历史经验的启发。其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应该立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在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也就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土地、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并且在工业化初期，避开不具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借助要素禀赋结构自身的升级，也就是主要靠吸引更多的外资或者自身的资本积累，加上政府的推动，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的升级。具体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持此论点的学者认为，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中国，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把重工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违背了比较优势，导致中国经济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不前；据称到1970年代末，中国已经落入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行列。而198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是因为改革开放使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即利用供给充沛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和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

另一种思路受到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所谓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坚持这一思路的学者把追求、捍卫个人自由视为经济学家最高的道德诉求，认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工具。从这个预设出发，该学派强调，经济发展首在培育、发挥企业家精神，通过市场竞争激发技术创新，因而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应该限于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建立法治秩序，维持竞争规则的公平。而尊崇新古典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派，虽然在强调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上，与追捧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自由竞争有所差异，但两者对经济成长的基本预设是相同的。双方都强调，市场是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新结构学派虽然认可自上而下的产业规划，但也反对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尤其反对旧结构主义经济学通过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资本密集产业，认为政府的决策只能限定在提供基础设施、推动金融和外贸自由化方面。总之，在保护私有产权、倡导市场竞争、促进经济活动自由化和国际化这些基本议题上，两者的预设是共同的。

应该说，上述预设和观点在具备完善而公平的竞争规则和已高度整合的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条件下是可以成立的。在一个成熟的市场内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可以得到充分释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实践中，完美的市场环境很难存在；即使在以提倡自由贸易和保护私有产权为传统准则的欧美国家，政府通过税收和利率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影响也无所不在。纯粹的自由竞争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换言之，奥地利学派的核心观点有其严格的适用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便会失去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同样，新结构主义也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可操作性。这个范围就是，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被充分纳入由工业化大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技术、商品可以在这个体系内的各个经济体之间自由流通，不存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不存在发达国家对具有技术升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的打压和封锁。然而，实际情形是，一旦新兴经济体出现不受居世界经济体系核心地位的大国之控制的技术优势，便会遭到大国的打压，直至新兴经济体放弃其技术优势，或者完全屈服于大国的霸权利益，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科技产业转化为再生和加强大国霸权地位的有益补充，甚至直接将其最具科技优势的产业转移到霸权国家。简言之，新结构主义的比较优势，只能在大国主导的同一个国际贸易体系内部、在服从大国的霸权地位的前提下，才有存在和发挥的空间。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接受大国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和军事霸权，如果发展中国家因此不能与大国之间实现商品、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通，如果它们在进入国际市场和引进国外技术方面受到限制或者封锁，甚至被排斥在大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全球产业链之外，那么上述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的假说便不能成立。

总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该国内部的经济增长问题；既不可能仅仅通过开放市场、吸引外资、保护私人产权带来高速增长和社会现代化，也不可能仅仅凭借自身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立论前提或理论预设有着严格的界定和适用范围。这些前提和预设在实践中很难实现，甚至根本不存在。首先，一个国与国之间完全平等的世界秩序并不存在；所谓民族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只是一种理念，而国际政治的现实永远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强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世界秩序的主宰，与弱国的屈从或遭受欺凌始终并存。经济增长因此首先是特定国际政治秩序之下的道路选择问题。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障碍、可以自由进出的一体化市场体系；任何世界市场体系的贸易规则都是由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制订并用来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其次，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不存在一个完全由市场所主导的、充分竞争的经济体系；社会和经济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总是通过各种途径控制媒体、舆论和立法机构，影响国家的法规和政策制定过程，以此服务于统治精英的既得利益。脱离了国内的社会、政治、宗教、族群、人口等非经济因素来谈经济增长，只会带来片面的和误导性的认知。最后，作为经济行为个体的普通所有者和劳动者，也并不总是经济学家们所想象的理性人，以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个人的最高诉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差异很大，对经济理性的理解互不相同，个人的经济行为也多种多样。因此，即使置身于同一世界经济体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体也可能呈现不同的增长速度和业绩。

一言以蔽之，经济增长从来都不存在于真空之中。理解经济增长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现代化问题，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狭隘视角，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国内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都考虑进来，在宏观的和比较历史的视野下，全方位理解每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道路抉择及其成败得失。

地缘竞争与战略抉择

要全面理解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增长路径，应跳出纯粹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把一系列非经济的因素考虑进来。经济增长的路径和速度，不仅取决于企业或个人的行为抉择，而且跟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竞争实力紧密相关。一个国家在其所处的世界体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并非简单地取决于本国体量(包括人口规模、领土面积和经济总量)，而是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综合竞争能力。综合竞争能力本身，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种相互关联和转化的资源。

(1)经济资源：具体分为四个方面。其中增长潜力最小、增长速度最慢且有终极限度的，是由气候条件和耕地规模所决定的种植业；其次是制造业，可以通过技术升级、竞争乃至垄断来赚取更高的利润；再则是商业，尤其是国际贸易，亦即在不同经济活动的国际分工基础上进行等价或不等价的交换，从而产生财富；最后是金融，即通过发行货币、国债、个人信贷、期货和股票市场等手段进行融资，当这些手段被用于生产过程时，所产生的资源及其潜力远远超过所有其他手段；但如果这些手段主要是被用来进行投机，所产生的风险也远远超过其他经济活动。

(2)财政资源：无论是种植业和制造业，还是贸易和金融，如果其所产生的财富仅仅被用于生产者或所有者的个人消费，则无助于国家竞争能力的提高；只有当它们变成可供国家汲取的资源(主要是税收)时，才会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因此，打造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化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机器，尤其是财政生成体系，是增强国力的关键所在。

(3)军事资源：一个国家的国防能力，取决于多项因素；除了地理位置、军队指挥体系、士兵作战能力和效忠程度等直接因素之外，最关键的是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财政投入决定了军队的规模、训练水平和武器装备。因此，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能力，有一个从经济资源到财政资源再到军事资源不断转化的过程。而经济资源，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供国家汲取的经济资源的规模，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正是这种综合竞争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亦即它是可能上升到主导和霸权地位，还是处于从属于霸权国家的附庸地位。

有关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兴衰过程的历史研究，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那些能够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胜出、最终在其所处的世界体系建立主导地位的强权(great powers)，很少是单纯以人口规模、疆域面积或经济总量取胜的大国，而主要是在军事上战胜其竞争对手的强国；它们通过建立军事霸权，对屈从于这种霸权的弱国、小国进行财富的掠夺和转移。而这些强权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打败对手，又是因为自己有超过对手的财政汲取能力。换言之，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居于霸权地位的大国，不仅在军事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而且总能借助自身在制造业和国际贸易及金融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增强其财政汲取和财富积累能力，并以此支撑其军事霸权。

相较之下，强权之外的所有中小型国家或地区，通常只有三个选项：其一，投靠霸权国家，成为其附属或同盟，以换取其军事保护。其中在地缘战略上对霸权国家的核心利益极为重要的国家或地区，在服从霸权国家支配的前提下，可以获得后者的保护和援助；并且可以通过进入霸权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市场，将自身经济高度融入这一体系，在这一体系内部完成产业升级，甚至在不对霸权国家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的前提下，通过零部件集成和自主研发的方式，进入这一世界市场体系的产业链分工的最高端。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便是这一道路最成功的案例。当然，战后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的成功，除了霸权国家的保护和扶植这一至为关键的外部因素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内部因素，包括政府主动积极的产业政策、传统文化中的节俭和勤勉理念所带来的高储蓄率、民众重视教育所带来的高素质劳动力等。这些内外有利因素的有效结合，造就了战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高速发展和成功转型的奇迹，也使之成为迄今为止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外“现代化”取得成功的仅有的案例。

其二，那些对霸权国家的核心利益并非至关紧要的国家，虽然得不到霸权国家的军事保护和财政援助，但如果本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居于中等以上，且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多样化，则有可能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发展最适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甚至在个别产业部门形成世界范围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产业部门，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无力与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只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或中端，听任跨国公司占据高端，将高额利润转移到国外，导致其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始终处在不上不下的位置，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对它们来说，“现代化”依然可望而不可即。

其三，那些市场狭小、资源单一的小国，既得不到霸权国家的保护和扶持，也无力自主发展本土产业，更谈不上形成产业集群；如果立国时间较短，社会整合程度低，宗教、族群、派系冲突严重，再加上民众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力素质差，所有这些不利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结合在一起，会导致这些国家长期处在动荡、贫困和最不发达的状态。对这些国家来说，“现代化”不过是画饼而已。

总之，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路径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或比较优势的发挥问题，而是牵涉到该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竞争能力。地缘政治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选项和经济增长路径，而该国的经济、财政、军事资源的转化能力，亦即其综合竞争能力，又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转化能力强，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使经济资源在最大程度上变成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的加强反过来又会为经济增长和财政扩张提供更多的资源。

中国奇迹何以可能

在讨论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之前，有必要先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表现与同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做一比较，以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近几十年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无疑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迄今为止，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只有两类国家或地区加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一类是中东地区少数几个石油输出国，它们凭借丰富的石化资源和较小的人口规模，通过输出石油维持着较高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但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传统面貌，很难算得上现代化社会。另一类成功加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便是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它们不仅完成了工业化和产业升级，而且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方面也经历了转型。但是在整个非西方世界，除了这两类国家或地区之外，所有其他国家依然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

为了便于说明中等收入陷阱，下表去掉参照意义不大的小国，仅考虑人口在3000万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不含已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0年都处于中等水平：除中国、印度之外均高于1000美元，但不到10000美元。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到2021年，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但步伐缓慢，依然处于中等水平，即高于2000美元但低于12000美元。其中南美洲的两个大国出现大幅回落，阿根廷从最高点的14000多美元(2011年)，跌落到9000多美元(2021年)，巴西也从最高点9000多美元(2013年)，跌到7000美元左右(2021年)。更多国家在进入2010年代之后(从2011年起)，几乎一直停滞不前(如俄罗斯、伊朗、乌克兰、阿尔及利亚等)。印度增幅和缓，但是到2021年依然垫底(刚超过2000美元)。中国是所有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中增幅最快也最稳健的，从1990年的倒数第二(905美元)，到2021年跃居首位(11819美元)，超过了一度高居前三位的阿根廷、俄罗斯和马来西亚。从势头上看，中国也是所有中等以上(人口超过3000万)发展中国家里，唯一具有加入高收入行列之潜力的国家。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长期徘徊于中等范围之内、且不具有向上突破势头的话，那么，到2021年为止，中国是唯一尚未掉入这一陷阱的中等收入国家。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势头应不会有重大改变。

至于为什么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能够成功完成现代化，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前文已经有所论及，且非本文重点，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中国在过去几十年能够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势头？展望未来，中国是否会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是否具备加入发达国家的潜力？

综合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在3000万以上人口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中，用短短三十年时间，从起初的倒数第二，跃居各国的首位，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其一，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地缘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中国曾经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结盟，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阵营；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的对外战略转变为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为此追求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但是自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后，为了共同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逐步调整战略，最终在1979年实现中美建交，并且在1980年代形成与美国、日本、西欧的战略合作关系(所谓“一条线”战略)。这一战略虽然在1989年西方各国联手对华制裁之后受到冲击，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并未中断，反而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加速，并且以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完成中国地缘战略的根本转型，即由原先对抗美国、置身美国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转变为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2017年起，中国取代美国，货物贸易总量跃居世界第一，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其二，正是由于地缘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路径发生根本转型。1980年代之前，为了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强国防实力，中国力求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并且把以国防工业为核心的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部门；经济决策和管理也以此为目标，形成了一个以国营企业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1979年以后，在一条线战略主导下，改革开放成为国策，国防工业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工业各部门不再是发展重点，许多项目纷纷下马。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各级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优先方向。进入1990年代以后，在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转型(即从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为主体过渡到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占绝大多数)的同时，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的构成也在不断升级，逐步从劳动密集的低端产业升级到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中高端产业。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的对外出口呈井喷式扩张，带动了国内各地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规模的扩张以及人均生产总值的上升。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增长势头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原因。

其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发展中国家，与地缘战略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国策有着密切联系；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层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若干因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目标，即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从过去独立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过渡到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仅仅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自身的状态而言的。对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些因素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因为它们一直在搞市场经济，也一直与海外市场紧密相连，但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持续而强劲的经济增长。换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过去曾经被计划经济体制和独立经济体系所束缚的经济增长潜能，但这还不能充分解释中国为什么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中国之所以能够从这些国家中间脱颖而出，还有着独具自身特色的、更为深层的原因。这些深层因素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属于20世纪中国革命所造就的制度遗产，另一类则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之前更为久远的历史文化遗产。

缔造中国“大国竞争优势”的深层因素

（一）中国革命的制度遗产

先看20世纪中国革命所造就的制度遗产。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始到国民革命扫除军阀割据势力，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造就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国家体制，中国的社会政治面貌在此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的实质是国家转型。它使中国的权力结构从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义”，经过民国初年的“集中化地方主义”，过渡到国民政府时代的“半集中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赖以成功的“全面集中主义”。经过这一系列转型所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权力结构和领导体制高度统一集中的国家，具有超强的资源动员、汲取、调控能力和非同一般的国家战略目标执行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转变，但是国家的权力结构和领导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始终具有强劲的资源调控能力和决策执行能力。这些能力，如果尚未跟特殊利益集团结合，如果没有被用来服务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增长过程就会起到市场机制所不可企及的驱动作用。幸运的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不再像改革前的三十年那样受到意识形态的强力牵引，改革本身在其最初二三十年具有去政治化的强烈色彩；与此同时，改革虽然带来社会多元化和利益多样化，但是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特殊利益集团尚未强大到足以左右国家层面的政府决策的地步。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境内外投资和驱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乃至有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归结于县域经济之间的竞争。

除了一个具有强大动员和执行能力的政府体制之外，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另一项重要遗产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尽管公有制的范围在改革过程中大幅收缩，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在两个方面依然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其一是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尽管部分国企管理能力和生产效率不及民营企业，但是在担负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任务和提高国家竞争能力方面，扮演了民营企业所无力承担或不愿承担的角色。其二是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权，不仅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铺平了道路，而且从1990年代开始伴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通过土地拍卖转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最重要的财源。

总之，近四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奇迹”，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强力推进，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的支撑，仅凭产权制度的改革、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与世界经济接轨，是不可想象的。市场竞争、私有产权和融入世界经济，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早已具备的条件，但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相反，这些既有条件往往与本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或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相结合，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国民财富的流失。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当然也伴有既得利益集团靠操纵市场牟取巨额利润以及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贪腐等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国民财富，也存在严重流失和分配严重不公，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提高速度远不及经济总量的扩张。但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的积极介入和公有制的存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在更大程度上转化为投资，在更高程度上用于扩大再生产，则是毫无疑问的。

（二）革命前的历史文化遗产

再看革命之前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项巨大优势是存在一个超大规模、自成体系的国内市场。这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就规模和整合度而言，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任何一个区域性市场体系(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媲美。正是这一市场的存在，使中国制造业领域各类产业集群的形成成为可能，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成本，使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独具质优价廉的竞争优势。这一庞大市场内部各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地方资源的多样化，也使中国制造业能够形成从低端到高端、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的完整产业链和种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庞大的国内市场也使得那些最具竞争力的企业能够扩大规模，并且在做大的基础上，利用所积累的巨额利润，投资尖端技术的研发和高端产业，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型企业。

这一超大规模的市场背后，是华夏民族数千年来不断繁衍、同化和壮大的历史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交互作用的结果，便是形成一个疆域辽阔、资源多样、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中国。就自然和人文地理而言，中国人口分布最密集、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地区以汉族为人口主体。人口的高度同质和语言文化的高度整合，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便利了人力物力资源的跨区域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还避免了第三世界国家所常见的因族群和宗教冲突而造成的长期社会动荡。规模庞大且高度整合的市场和稳定的投资环境，是保障经济自我持续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优势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不同于以商业为主和以游牧为主的文化，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下，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农耕文化所强调的是通过密集劳动投入，在有限的耕地上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生存压力和儒家价值观文化的影响，使勤劳、节俭成为这一地区农耕民族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为了增加个人收入和家庭财富，人们愿意牺牲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最大限度地投入劳动。这一共同的价值观驱动千百万农民进城，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下进行超时劳动，也使城市白领阶层愿意接受所谓“996”工作制。这种超时劳动现象虽然并非出于劳动者自愿，但成为全社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常见的现象，是跟当地的社会文化氛围分不开的。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家庭很少愿意把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和娱乐，而是尽可能节省开支，增加储蓄，用于投资住房和子女教育。因此，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社会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地方，不仅在于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储蓄率，为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且在于大多数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愿意为下一代的成长进行长远投资，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具有较强就业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劳动力。

以上源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20世纪中国革命的各项遗产，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所独有的竞争优势，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潜力所在。归纳起来，这些优势使1949年以后的中国具有不同于一般中小规模发展中国家的三大根本特征。其一是体量之“大”。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和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使当代中国不仅拥有辽阔的疆域，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环境多样性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在此基础上繁衍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口，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从而为中国上升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二是结构之“强”。纯粹的体量之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大的国家竞争力；只有当各种物力和人力资源通过国家的汲取和动员以及市场的消化和吸收，转变成更具扩张潜能和更有效率的生产力以及更为强大的财政军事能力之后，才能转化为有效的国家竞争能力。中国在这些方面独具优势。20世纪的中国革命造就了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主权国家，使国家的有效汲取和动员成为可能；这一结构性优势一旦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所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结合，且发挥得当、方向正确的话，会形成整个国家的巨大执行力，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其三是素质之“高”。千百年来农耕文明所孕育的行为准则以及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尤其是节俭勤劳、世俗务实、重视教育的传统，不仅带来远远高于非儒家文化圈的储蓄率，使社会财富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转化为生产性投资，而且为劳动者职业素质的改进和专业能力的增强提供了充沛动力，进而为生产率的提高筑牢了根基。正是庞大的物质体量、超强的动员和执行力、具有一流技能的劳动力三者之间的结合，造就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国竞争优势”的核心内容。

总结与思考

过去经济学界主流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通常只限于经济学的视野，就经济论经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产权保护和市场激励，以及改革实践中产权的多元化和市场机制的全面引入，对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转型和持续增长的确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在革命前的中国早已有之；对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私有产权和市场也始终伴随其经济发展过程。然而这些制度要素的存在，并没有带来近代中国和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快速发展。换言之，新自由主义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比改革前发展得更快，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改革以来的中国比同时期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更快。同样，新古典主义或新结构主义学者所强调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产业战略，对于解释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的经济成长，无疑有一定的适用性。这些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了产业升级。某种意义上，新结构主义也可以解释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大陆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吸引外资、扩大外贸，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成功，是以接受和服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为前提的；只有在不损害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其产业升级和技术优势才能够被美国所容忍和接受。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可以被允许在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内发挥比较优势，但这是以中国甘居全球产业链二流地位、承担制造业低端和中端角色为前提的。然而，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潜力强劲的国家，其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注定会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主导地位构成颠覆性的挑战。一旦这种挑战变成现实，便会遭到来自后者的脱钩、封锁和断供。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即使有比较优势，也无从像过去那样继续发挥。换言之，新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是以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为立论出发点、以接受并服从美国的霸权地位为前提条件的。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也才能被允许发挥比较优势。一旦发展中国家试图摆脱或挑战美国的霸权，一旦其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便会遭到美国及其盟国的联手打压，新结构主义发展战略便也走到了尽头。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是有限的，其理论架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发展战略来说也不具有前瞻性。实际上，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其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展示出的超乎寻常的增长势头，不仅仅是市场机制的激励和产权走向多元的结果，也不单纯是依靠利用比较优势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特殊性。真正使中国从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的，是一系列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性。中国数千年文明所带来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制度遗产，使改革以来的中国享有一系列独特的、为他国所无法复制的优势条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个超大体量的经济，一个具有强大执行力的政权，以及一支素质优良的劳动力大军。正是这些特殊条件的结合，构成了中国所独有的大国竞争优势，界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使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成为可能。总之，要全面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准确把握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必须摆脱源自西方学术话语的概念体系和源自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诠释架构，跳出经济学(尤其是照搬自西方的、仅仅适用于欧美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内部的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狭隘视角，从视域宽广且具历史纵深的角度，把地缘、政治、社会和文化等一系列因素都考虑进去，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才能形成一个具有回溯力和前瞻性的诠释架构。

展望未来，中国在享有独特的大国竞争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比普通国家更为严峻的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的挑战。能否处理好这两方面的挑战，将是决定中国的大国竞争优势今后是否可以得到正常和充分发挥的前提条件。

挑战首先来自外部，即居于世界体系霸权地位的大国的阻拦和干扰。迄今为止，在非西方世界成功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即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在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科技和金融霸权的条件下完成的。对于那些曾经在技术创新方面有超过美国的态势并且曾经遭到美国打压的经济体来说，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霸权，甘心屈居附庸和服从地位，是其唯一的选择。美国允许这些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是其技术只能被用来辅助和支撑其霸主地位，而不能破坏和颠覆它。但这显然不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能接受的选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最初二三十年，由于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定位总体上仍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势头尚不明显，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威胁尚未显露，因此美国对中国融入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和金融秩序采取了接纳和容忍的策略；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所以成为可能，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之所以逐年呈现爆炸式扩张，从而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搭了现有世界秩序的便车。但中国的大国地位、不断增强的科技竞争力和日益向外延伸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永远采取“韬光养晦”的地缘政治战略，也不可能像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那样在政治和军事上服从美国的霸权。中国固然不必在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但这一体系之内的核心与边陲关系以及建立在此关系之上的地缘政治的主导与从属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不乏从半边陲上升到核心地位进而颠覆主从结构的先例。另一方面，美国可以容纳一个服从其霸权的中小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但绝不能容忍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对其科技和军事霸权的颠覆。近一二十年来国际上有关中美之间必将发生地缘冲突的言论也越来越有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不仅仅会以技术断供和封锁的形式出现，还可能通过制造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打断中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正常进程。如何在维持国内经济增长势头的同时，处理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将是今后中国发展道路上最严峻的挑战。

另一项挑战来自国内。有关国家兴衰的宏观研究表明，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它们会通过制订行业法规、影响政府决策、界定企业行为等手段，限制竞争，打压对手，形成排他性的“利益分配联盟”(distributive coalitions)，力图扩大本集团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不是做大做强整个经济。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会扼杀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减缓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加剧社会分裂和政治分歧。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在这方面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远超其他国家。近几十年来，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和行业巨头的形成，各种排他性的经营行为已经对正常的企业竞争起到阻碍作用。尤其是在所谓“新经济”领域，超大型企业往往把经营重心放在强化自身的垄断地位，而不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虽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各级官员对企业活动的深度介入，也带来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的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问题；利益分配联盟在中国不仅限于特殊利益集团中间，而且渗透到企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纽带之中。如何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阻遏分利联盟的泛化现象，确保企业竞争健康发展，激发技术创新活力，让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全社会，而不是被居于强势地位的利益集团以不对称的方式加以占有，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享有源自其数千年文明演进历程和20世纪革命传统的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独特条件，具备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大国竞争优势和迈向现代化国家的潜力。但大国竞争优势的发挥程度，与中国所置身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及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紧密相连。因此，要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和现代化路径，须超越经济学的视野和主流经济学派的认知范式，把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经济增长潜力与国内外一系列非经济的制约因素均考虑进来；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比任何舶来的理论和概念都更具解释力的认知架构。

责任编辑：高俊杰 

一审：许飞  二审：肖伟林  终审：王智睿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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