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庆治：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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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1965—）山东青州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欧洲政治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要作为对如何构建人类与维持其生存的生态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环境政治学已经或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分支或学科。这在欧美西方国家尤其如此。中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始于世纪年代中后期，最初主要围绕着个别性议题领域，而且基本以翻译评介的方式为主。进入年代中期后，同时受到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以及年举行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国内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事实的促动，环境政治学无论在研究议题领域拓展、研究队伍扩大，还是在学术成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方面，都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但客观地说，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环境人文社会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难题与挑战——中国依然快速推进中的经济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为环境政治学的发展设置了一个既充满机遇、又构成制约的总体背景，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述背景下找到中国环境政治学学科成长的适当方法论切入点。
一
作为对如何构建人类与维持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基础间的适当关系的政治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环境政治学已经或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分支或学科。这在欧美西方国家尤其如此。比如，著名的《环境政治学》（英文）杂志就将其办刊宗旨概括为：集中于探讨工业化国家中“环境运动和政党的演进”、“公共环境政策在不同政治层面上的制定与落实”、“来自环境运动组织或个人的生态政治观念”和“重大的国际环境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将环境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概括为：内容上密切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即绿色思潮（生态政治理论）、绿色运动（环境运动组织或团体）与绿党（绿党政治或政策）；按照政治激进程度或颜色深浅区分的环境主义与生态主义两种类型（2000:1-2）。即使考虑到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日益凸显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特征，对环境政治学的上述划定也依然是基本正确的或有效的。
当然，在笔者看来，环境政治学还不是一种真正成熟的政治学理论或分支学科（2007:1-3）。一方面，这是基于理论自身方面的考量。比如，在经过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近年努力之后，它仍未令人信服地阐明，作为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之上层建筑对应物的现代民主制与人类生态环境危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一个核心性问题是，当今民主政治体制究竟能否通过政治规则与制度构架的自我更新，来吸纳甚至消解环境挑战而实现渐进式的政治变革或“传统政治的绿化”呢？如果像各种形式的生态温和主义者或环境主义者（浅绿分子）信奉的那样，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充足的标志性绿色变革呢？或者说，这些类型的标志性绿色变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就注定会发生呢？如果像各种形式的生态激进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深绿或红绿分子）信奉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种适合理想“生态社会”或生态“可持续社会”的政治制度设计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尤其关键的是，我们是否有现实可能及如何才能走向这样一种“深红绿色”的政治制度呢？凡此种种，我们都还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论思路，更不用说现成的答案。
另一方面，至少就全球层面而言，一种与生态主义价值理念或绿色政治要求相吻合的制度创新尚未真正开始，更谈不上成熟的摹本或典范。正如笔者已经指出的，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是一种特定类型的环境政治，就像它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是一种特殊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一样（2007:5）。换言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实践，既不是生态主义的或任何意义上的深绿色的，也不是一定有效的或最有效的。更为重要的是，欧美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包括政治回应上的这些相对成功经验，在推广应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时存在着诸多内在的局限性。就此而言，本质上全球性的环境政治依然不是全球性的，而一种仅限于或只适用于少数发达国家的环境政治即使是真正有效的，也不可能是真正绿色的。如果再考虑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展而来的首先是西方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蔓延，旨在超越现代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的环境政治，显然还难以成为我们时代的政治主潮。因此，环境政治的制度化体现及其未来——无论就民族国家政治层面还是超国家管治层面而言，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
这一事实并不会削弱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新兴政治学科的理论必要性与实践重要性，恰恰相反，更加凸显了它作为一种“未来政治学”或“希望政治学”的现实挑战力度与变革潜能。正因为如此，深生态学理论家阿恩·纳斯才强调，环境政治学是面向人类22世纪的。而笔者则将环境政治学的根本特征总结为以下三点：环境政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要求我们面向与走向未来的政治，是一种积极吸纳欧美国家环境政治实践中未来性要素的政治，归根结底则是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绿色未来的政治（2007:292-293）。概言之，我们可以把环境政治学大致界定为一门借助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解决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环境人文社会学科。具体地说，它包括生态政治理论、环境政治运动与政党、政府环境政策与管治、国际（全球）环境政治等分支部分。
二
中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中后期，最初主要围绕着个别性议题领域比如西方绿色政治社会运动（包括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而且主要以翻译评介的方式为主。进入90年代中期后，同时受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及年举行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国内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事实的促动，环境政治学无论在研究议题领域拓展、研究队伍扩大，还是在学术成果出版和重大学术活动方面，都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张玉林，2008）。在此，笔者将从理论著述、国外名著译介、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三方面做大致评述。
1理论著述
基于前文对环境政治学的界定，笔者将从以下四个议题领域来概括国内学术界关于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探讨。
一是生态政治理论或思想。在这方面，肖显静、孙正甲、刘京希、方世南等集中在对生态政治学理论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的研究，而王谨、周穗明、陈学明、刘仁胜、徐艳梅、王雨辰、郭剑仁、韩立新等则侧重于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
肖显静的《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选择》（2003）首先在序言中详尽阐述了“生态政治（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生态政治产生的背景、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生态政治的适当定位），然后在此理论框架下依次探讨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政治发展的方向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以及为了国内外环境保护主权国家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国家安全观、国家主权观、国家发展观和国家利益观等。而孙正甲主编的《生态政治学》（2005）和刘京希的《政治生态论》（2007）则都主张在一种大政治系统框架（比如孙正甲提出的“自然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政治系统、政治内系统”）下探讨生态政治问题。如果说前者存在的主要缺憾是未能使序言中确立的生态政治框架充分贯彻到全文中相关议题的讨论，那么后者所凸显的则是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思考生态环境问题时与这两位学者坚持的“政治生态论学”方法的视角差异（依此而言，刘京希使用的“政治生态论学”显然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自我称谓）。这种对于“生态政治学”概念本身理解上的歧义性，既反映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切入生态环境议题时的视野多元化，也体现了我国学者对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理论定位上的不够成熟。
王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是国内关于这一议题的最早学术讨论，而陈学明的《生态社会主义》、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则是该领域中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专题性论著。陈学明的《生态社会主义》系统地评述了安德列·高兹的《劳动分工的批判》、《生态学和政治》、《经济理性批判》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威廉·莱易斯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但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该书未能选取一些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代表性著作，而繁体中文的台湾版本多少也影响到该书在大陆学界的影响。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和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尽管在结构安排上稍有不同（前者更加注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与学派，而后者更加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体系方面），但二者的主旨都是更加系统地评述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取得的理论进展，并试图在一个新的理论背景下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意义。而王雨辰的《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和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09），则分别是从议题领域和代表性学者视角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相比之下，我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比生态社会主义更为活跃的局面。①
二是环境政治运动和政党。在这方面，奚广庆、赵秀梅、张淑兰、崔凤、吴逢时、杨国斌、王亦庆等致力于对中外环境运动与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比较，而熊家学、郇庆治、刘东国等则专注于对欧美绿党政治与政策的探讨。②
奚广庆、王谨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1993）应是国内最早的关于西方环境运动的系统评述，赵秀梅的《关于北京环保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分析》是基于大型调研数据的对以北京为代表的国内环境NGO发展状况的较全面分析，而中华环保联合会2006年发表的《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生存与发展现状的权威性调研报告。张淑兰对印度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与吴逢时和杨国斌对中国内地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无论在议题选择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已经与西方学环境相当程度的同步性（比如吴逢时对中国政府环境NGO的探讨和杨国斌对网络对于中国环境NGO发展作用的分析等）。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美学界特别关注这一学术议题相关（徐凯，2007）。但令人欣喜的是，中国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并拥有自己的发言权。该研究报告不仅提供者有着
熊家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分析西方绿党的系列论文开启了国内该领域的学术探索，而郇庆治的《欧洲绿党研究》和刘东国的《绿党政治》则将欧美绿党政治的研究促成了国内欧洲政治和比较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显学”领域。尽管相比之下，《欧洲绿党研究》（2002）更注重对欧洲绿党的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个例与实证考察，而《绿党政治》较侧重于对绿党政治的综合视角下的理论分析。尤其是，郇庆治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追踪欧美绿党的最新发展，并详尽分析了绿党联合执政、绿党与欧洲一体化、绿党的欧洲化、欧美绿党比较等绿党政治中的前沿性议题。
三是政府环境政策与管治。在这方面，潘家华、李稻葵、庄贵阳、沈国舫、王毅、何建坤、胡鞍钢、夏光、徐嵩龄、张雷等更多是从环境公共政策的视角分析了政策技术层面上的中国政府环境治理与改进，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可持续发展与环境治理、循环经济与环境治理、低碳经济与环境治理、生态经济政策与环境治理、“生态现代化”与环境治理等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个中方研究报告和一个欧洲研究专题。两个中方研究报告一是《中国政府环境执政能力研究报告》（中国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2009)。该课题是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的，课题组成员包括了中、美、德、日的余位环境专家、公共政策治理问题专家和国内政府官员，并于2006年11月发布了最后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中国的环境管治》总报告、由外方成员撰写的9个“系列研究报告”和由中方成员撰写的12个“系列案例研究报告”。了较为丰富的相关国际经验，而且对中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更根本和全面的变革”提出了大量具体建议。二是《中国生态现代化发展报告》（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9）。这份由中国科学院专家组织实施并于2007年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认为，2004年中国生态现代化水平在118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中国正处于生态现代化的起步期，属于世界较低水平。该报告还提出了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2050年前后达到生态现代化的世界中等水平，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的绝对脱钩，生态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40名。
一个欧洲研究专题是2006年由尼尔·卡特与阿瑟·摩尔编辑的《环境政治学》杂志专辑《中国的环境管治》(2006)。该书在“导言”中宣布，其目的是“集中分析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史无前例的环境管治革新动力”，并把中国环境管治体制的革新与转型概括为四个层面：政治转型(环境国家建设)、经济角色与市场动力的作用(经济刺激与角色)、形成中的非国家与市场制度(环境非政府组织、媒体与环境、社会规则与行为规范)和国际一体化进程。在这一理论框下，各章节分别从行政监管体制、经济、公民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等视角做了具体分析。作为结论,卡特和摩尔认为,中国的环境管治体制正在出现一些新的特征:环境国家能力的强化、从环境规制向环境管治的转变、环境政策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民社会作用的不断强。基于此，他们进一步声称，由于转型中的中国已与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实质性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中国的环境改革可以称为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变体或另一种风格”，并因而正在成为“生态现代化的前沿”。
并不意外的是，环境国家建设及其环境管治技术已经成为广义的环境政治学中的最朝阳领域，吸引着众多环境相关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学者的参与其中。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当然是一件好事，突出表明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泛绿化走向。但笔者多少有些担心的是，环境问题的公共政策议题化界定与应对很可能会削弱其中理应包含的经济与社会变革维度，并最终丧失其环境政治意旨——一切政策都是环境相关的，甚至是绿色的，但却很难说是任何激进意义上的环境主义的或生态主义的。
四是国际（全球）环境政治和管治。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逸舟、潘家华、江家驷、张海滨、薄燕、丁金光、庄贵阳、刘东国、刘军红等对环境外交、环境安全与环境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
王逸舟的《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1998)一文应该是国内最早从国际关系视角探讨生态环境议题的论述，特别是生态环境政治对作为传统国际关系基础的国家主权所提出的挑战。张海滨的《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2008) 和薄燕的《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美国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实例》（2007）（以及她所主编的《环境问题与国际关系》专辑）代表着我国青年学者在全球环境政治或环境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努力与学术水准。前者旨在探讨环境与国际关系之间的互动与关联性，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环境治理为什么治理不了全球环境问题？认为全球环境问题是综合性问题，与人口、技术、观念和经济发展均有关，但在当今主要是国际政治问题。不仅如此，国际体系的不平等决定了国际环境合作的有限性。国际环境合作的实质就是要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进行重新分配，而这必然会触动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因此，发达国家迟迟不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的国际环境合作。而后者则是一个典型的个例研究，旨在通过分析美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在《京都议定书》国际谈判中的立场及其变化来阐释国际环境合作中的诸多难题。
丁金光的《国际环境外交》（2007）是我国依然并不多见的对环境外交学的最系统阐述。③该书共分十章，主要由三大部分内容构成：前三章阐述了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产生的影响以及国际环境外交的兴起和发展；随后两章论述了国际组织（联合国和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五章分别论述了美国、日本、欧盟、东北亚和中国这几个主要国家、国家集团和地区环境外交的状况和主要特点。而庄贵阳、朱仙丽和赵行姝主编的《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2009)则从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从科学认知、经济利益和政治意愿三个方面阐述国家间的博弈，探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并提出了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的战略选择。
2国外名著译介
1988年由石音译、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弗里乔夫·卡普拉和查伦·斯普雷纳克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应是国内最早翻译出版的环境政治方面的欧美学者著作。自那时起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已经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著名环境政治学者的代表性作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国环境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山东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环境政治学译丛”（第1辑、第2辑）、上海译文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绿色前沿译丛”（第1辑、第2辑）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绿色经典文库”。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只简要介绍其中的12部。
（1）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1997年由韩立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书总结和分析了日本在消灭公害和环境保全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主要的理论和思想，以及日本环保理论思想的成就和局限，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环境保护中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自的优势、特点与不足。该书可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研究的“日本版”。它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回答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运动给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或者说通过这一回答，“深化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思想和理论问题”。岩佐茂认定马克思思想中本来就包含有环境保护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所持有的并非是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2）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年由唐正东和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的获得是以在自然环境和人类社区的自治权方面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为前提的。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在解读经济增长的这种令人困惑的遗产以及减少它对我们的后代的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可以作出一种独到的贡献。它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揭示了政治、商业规则以及政府与环境和社会变迁之间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在解读经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奥康纳提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正对资本主义本身构成越来越大的生存威胁。
（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6年由刘仁胜和肖峰译，高教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福斯特成功地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自然思想的生态学理解———论证了马克思理解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疏离在内的异化。他依此批判了当今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与自然的退化等同起来的环境主义，并指向一种深刻的没有怀旧情调的环境主义，而这种环境主义把资本主义而不是现代性作为本质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4）丹尼尔·科尔曼的《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2006年由梅俊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环境危机的罪责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是人口繁衍过滥，消费者贪得无厌，还是技术胡作非为而我们这颗星球的拯救之道又路在何方是生育节制，适用技术，资源回收利用，还是生态消费针对生态自治主义多把环境危机的根源及其化解之道归诸于个人行为上科尔曼在该书中分析后提出当我们过多地针对个人责任时我们反让政府和公司逃避审视我们做一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环保小事固然有其价值但绝不可因此无视环境灾难的深层原因而环境危机的真正原因深深植根于人类事务的政治之中化解之道自然也存乎其中。他认为，通过确立生态责任、参与型民主、环境正义、社区行动等价值观和适当的生态政治战略我们完全可以让环境破坏的过程发生逆转。
（5）安德鲁·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2005年由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提供了对生态政治观念和绿色运动目标与战略的、清晰而富有启发的思考。在经过两次修订后的该书第版中，通过对生态主义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激进与改革主义的绿色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如何实现绿色社会变革等的系统分析，多布森明确地主张，生态主义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政治意识形态。
（6）约翰·德赖泽克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2008年由蔺雪春和郭晨星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阐述了在过去40多年中主导环境政治事务讨论的四种主要理论方法或环境话语，即生存主义、环境难题解决、可持续性和绿色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经过修订后的2005年新版本是对现行生态政治理论或地球政治学的系统而清晰的评述，因而特别适合环境政治与政策专业的学生和对环境议题感兴趣的人士阅读。
（7）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2005年由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吸收马克思、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和无政府———工联主义的思想的基础上，该书提供了一个着眼于推动绿色政治和环境运动前进的、富于挑战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分析。通过确立一种激进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成要素，佩珀拒绝了生物中心主义以及过分简单化的经济增长极限与人口膨胀主题，同时揭露了后现代政治和深生态学的绿色方法中的缺陷和矛盾。
（8）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2008年由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一个激进生态社会主义视角下探讨了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萨卡始于讨论为什么前苏联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未能解决这一难题，随后则致力于阐明，建立在现行工业生产方式和大众消费主义模式上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将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而局部改良后的“生态资本主义”也难以提供对环境破坏和社会非正义两大难题的解决方案。因而，他寄希望于一个基于对进步观念完全不同理解的人类未来：一种真正可持续的“好社会”（绿色社会）的观念将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传统——正义与大众参与——密切相关，尽管它在现实中的实现将会采取多样化的社会形式。
（9）默里·布克金的《自由生态学》，2008年由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基于一种对生态学、人类学、哲学和政治学理论方法的综合运用，该书系统追溯了我们社会中相互冲突性的自由与支配遗产——从人类文化的最初显现到当代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布克金认为，环境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衰败，始于人类等级制地组织其自身的那一时刻。换句话说，在等级制被废除和人类创建一种更稳健、可持续和平等的社会结构之前，我们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将会延续。
（10）克里斯·卢茨主编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2005年由徐凯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集提供了一个对20世纪90年代环境运动在西欧、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状况的综合分析。卢茨提出，西方环境运动正处在十字路口。发达工业社会中不断制度化的现存环境组织面临着更激进团体和地方性抗议者的挑战，而尽管日益增加的环境难题和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证据，一种全球性环境运动的发展至多是初步性的。
（11）汉斯彼得·克里西等合著的《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2006年由张峰译，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比较了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等四国,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民族、文化背景和现实动因，并以四国主要报刊的新闻报道为基础做了比较分析，其中特别关注的是反核、同性恋和城市自治等运动。该书所概括的“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框架，对于分析包括环境运动在内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2）斐迪南·穆勒罗密尔与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的《欧洲执政绿党》，2005年由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提供了对20世纪年代后期先后进入全国政府的5个西欧绿党（芬兰、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一种个例研究基础上的综合比较分析。穆勒罗密尔与波古特克认为，政治意识形态与组织结构不断调整中的绿党已变得日益适应欧洲政党联盟政治的需要，尽管联合执政实践更多意味着生态政治原则的进一步妥协而不是现实政治的绿化。
3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
在学术期刊方面，最热情地致力于推动中国环境政治与政策研究的当属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主办的月刊《绿叶》。仅仅在2008年，《绿叶》就先后主办了第4期的“科学发展观与环境外交”专辑、第6期的“发展模式、制度模式与环境政治”专辑、第8期的“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道路”专辑和第10期的“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专辑。除此之外，近年来《文史哲》在“人文前沿———环境政治与与现实》在“前沿问题研究”和“生态文明”栏目、《江海学刊》在“环境社会学研究”栏目、《江汉论坛》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栏目、《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在“环境伦理学研究”栏目中也刊发了大量的环境政治方面研究的专题性论文。环境伦理”和“政治哲学研究”栏目、《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在“前沿问题研究”和“生态文明”栏目、《江海学刊》在“环境社会学研究”栏目、《江汉论坛》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栏目、《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在“环境伦理学研究”栏目中也刊发了大量的环境政治方面研究的专题性论文。
在学术机构方面，近年来由高校、社科院和专门性研究机构组建、大致属于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所）已经有很多，比如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等等，但最为专门性的环境政治学研究机构应是山东大学的环境政治研究所。2000年、 2005年和2008年，山东大学连续3次举办了围绕不同主题的“环境政治学国际研讨会”（环境政治与欧洲绿党、环境政治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主义）；年，山东大学批准组建了国内第一家环境政治研究所（并于2007年进行了组织重建），专门致力于国内外环境政治与政策的比较研究、文献整理和人才培养；2005年和2008年，山东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环境政治学译丛”的第一辑和第二辑（共8本），并开始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论丛》。此外，自2009年开始，山东大学已经开始招收环境政治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国际政治学科框架下）。
在全国性学术研究网络方面，总体来说，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环境人文社会学科虽然还没有像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和环境社会学等那样，拥有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究协调机构（比如像全国生态伦理学研究会和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或国家认可的学位教育类别（比如像环境法的本科或研究生专业），但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基础。
三
客观地说，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环境人文社会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难题与挑战。中国依然快速推进中的经济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为我国环境政治学的发展设置了一个既充满机遇、又构成制约的总体背景。经济增长与城市扩张所必然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难题，正在构成我们全面审视日益市场化的经济制度、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强大压力，而这几乎肯定会外溢或扩展到政治各个层面。但正如欧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表明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治精英和社会主体一定会同意立即采取一种生态主义的环境政治思维和政策选择。也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生态可持续性和科学发展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及生存环境保护，很可能长期成为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环境政治主题。
由此可以理解，南京大学的张玉林先生将过去10年来大陆环境政治学的研究概括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还没有形成气候”（2008），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组织资源的稀缺和研究力量的分散，导致研究课题缺乏计划性和整体性，除了有关欧美环境政治领域的研究之外，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重点；第二，一般论述和并不规范的“规范性研究”较为多见，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的本土经验研究稀少；第三，研究范围较窄，尤其是对严峻的环境现实缺少足够关注，除了极少数研究之外，大都回避了其中的诸多核心问题，比如导致环境急剧恶化的制度原因、环境治理系统本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环境问题的政治过程、环境公平状况与环境侵害受害关系、强烈的环境利益冲突和环境抗争等等。因此，尽管中国的环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政治问题”，但本该有重要作为的政治学界对此却显得比较迟钝和麻木，往往表现出回避的姿态，从而也就未能明确显示出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的应有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从“环境政治”的严格意义上来理解当今中国的“环境政治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它明显具有的一种往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境遇。
这方面的一个普通实例是2009年举行的全国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科学发展观与环境哲学”主题年会。按理说，无论是中国依然处在高速进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是最近两年来对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政策应对，都提出了大量亟待研究与讨论的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问题，而我们这些学者们却还在为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实践（社会）取向争论不休。
“科学发展观与环境哲学”的大会主题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理论视野与高度来讨论它。毫无疑问，作为环境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我们所面临的基本使命就是充分揭示、阐释科学发展观中的生态主义向度，要从理论上说明为什么中国科学发展的根本目标与检验手段是我们面临着的生态环境困境的克服与减缓。换句话说，科学发展在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是一个发展的绿化问题、发展的可持续化问题、经济增长与生态矛盾的缓和问题。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理论任务与使命，而且这种困难在相当程度上并非来自理论本身，而是我们不得不身处其中的经济社会环境。更通俗一点说，最为艰巨的挑战并不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而是我们对理论的解释和传播如何能够说服人打动人（包括说服我们自己以及自己的友人亲人）。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理论与政治勇气批判那些主流性的、但却是反生态主义的“发展”理论与政策，或者说“非科学的”发展观与发展实践。这其中既需要我们扎实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深入细致的学科学理分析，更需要我们敢于担责的时代引领精神或“入世”态度，只要这种理论批评或批判是基于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并遵从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且不说我们国家近年来遭遇的大量自然人为灾害背后的非理性、非科学发展决策和动机，就是我们最近两年的经济危机应对中也提出了大量的具有环境意蕴的现实性问题，比如大规模的交通设施和传统工业基础设施建设、许多城市地铁建设中出现的公共安全风险、大批城市区域性开发中带来的自然人文景观破坏、许多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中带来的环境非正义问题等等。可以说，所有这些问题的任何科学意义上的探讨都会有利于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更科学更生态化决策，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基本上并未进入我们学者们的学术视野。
当然，学者们之所以漠视甚至拒绝上述问题的探讨，恐怕有两个很具体的“非学术性”理由：一是问题本身太敏感，二是研究成果很难真正产生什么影响。这些考虑或担心当然有其道理，但显然不能构成我们退却回避的真正理由。学者尤其是环境政治、社会科学学者如果连探讨最现实问题的勇气都成问题，一切都将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我们有些同行反复呼吁的哲学革命和环境主流话语化的目标。我们必须清楚，即使在西方国家，环境话语也没有真正做到我们期待意义上的主流化（比如成为哈佛牛津这样世界一流高校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而且目前这种进展也离不开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大规模的环境抗议斗争实践。至于学术影响或学术的社会影响，它本来就是一个难以预期的、时间上相对滞后的过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努力地从事严肃具体的学术研究，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不仅现在没有地位、将来也难以较快形成自己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总之，当西方世界学者、政治家都在谈论天气（全球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却在谈论科学发展如何如何正确，这倒不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对错的问题，而是在、社会科学学者的定位失当或“缺位”，结果是“只有”像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教授等少数精英在努力劝说我们政府高层接受即将举行的哥本哈根谈判上的中国定量化减排义务，而我们作为一个理应有所表达的学术群体却处在严重的失语状态。
因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能够从上述背景下找到中国环境政治学学科成长的适当方法论切入点。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中国环境政治学的进一步成长需要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批判性提升”或超越：
一是对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批判性提升”。最近10年来，国内这方面的译丛和评述性介绍成果已经有不少，但总体上仍处在“客观性”评介的层面上，这本身没有错，但它至少说明中国学者依然没有达到对这些成果的同等高度上的综合把握。这种批判性的缺失，使得我们很难提出对这些西方环境人文社科理论的一种“以我为主”的主体性阐释，其中最典型的应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我们似乎过分地关注于对这些学者著述的文本传播，却相对忽略了对它们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分析的理论借鉴价值的评估。
二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环境人文思想的“批判性提升”。最近几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开始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典著作中生态环境思想的重新挖掘解读，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取得了不少的重要成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组织发表的相关讨论）。但必须明确的是，作为对一种当代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建构，我们必须尽快能够立足于一种时代平台之上，而不能满足于简单论证古典理论作家的远见与深刻。这种批判性精神的缺乏，同样会严重影响我们从事文明根本性变革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包括创建一种适合当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绿色左翼政治观点。在这方面，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三是对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城市现代化进程实践的“批判性提升”。不必讳言，即使是最保守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也是对资本主导的经济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理论反思与批判，环境政治学尤其如此。依此而言，我们必须改变的一个观念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精神只指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涉及我们正在构建与扩展中的许多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这种理论批判的核心性功能是在尽可能弱化目前这种主导性发展模式的生态环境破坏性与理论思维缺陷的同时，寻找一种走向更加符合生态原则与环境友好立场的社会发展模式与社会理性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政治学只能是一切政治民主化发展、人本传统传承和科学发展政治与政策的同路人和“建设性”伙伴。
总之，与其他环境人文社会学科一样，我国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是面向世界、面向中国和面向未来的。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找到它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根本理由与契机，才能真正确立与依然处于话语强势地位的欧美国家学术同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学术平台，才能作出作为中国学者对于人类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转型所可能作出的切实贡献，从而向国际社会表明：在世界经济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超越进程中，中国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问题解决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对此，我们既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又要充满智力自信。
转载于《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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