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12期｜佟德志：民主化进程中的族际冲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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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
在现代国家中，民主化对族际冲突的影响是复杂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都可能会放大族际冲突，成为族际冲突的催化剂。同时，民主也会因为更容易推进认同、交往等有利于民族和解的条件，并通过议会、政党、地方自治等制度安排而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融。民主化早期容易激发族际冲突，但是随着民主的深入，民主逐渐会较正向地缓和冲突。民主化应该采取渐进策略，并选择更适合民族关系缓和的路径、要素，才会更好地通过民主化缓和族际冲突。
关键词
民主化/族际冲突/民主巩固/族际政治
在当代社会，如果说在政治上有什么普遍趋势的话，那肯定是朝向民主的努力。不管政治实践的情况如何，几乎所有国家都自称民主国家。民主越来越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追求，人们几乎再也听不到反民主的声音。同时，一个国家当中，存在多个民族已经成为常态，“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两张名片。然而，冷战结束以来，现代国家的这两张面孔却并非相安无事，反而是民主化与族际冲突相伴而行，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现象。那么，在民族、民主一体两面的当代国家中，民主化与族际冲突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事实上，由这一问题引起的聚讼纷争，不仅引起了民主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更是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学者们不仅试图得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而且试图将某些结论运用于实践，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民族和谐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族际政治民主是“多民族国家为实现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进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①比较悲观的观点则认为，“在民主转轨进程中，一方面，民族冲突非但没有解决，反而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②两种解读似乎都有道理。本文试图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对民主化与族际冲突进行更全面的解读。
一、民主化是族际冲突的催化剂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民族问题并没有因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引人注目。以美国为例，当代美国的问题不仅在于经济停滞、社会冲突和政治紊乱，同时，还有一些“西方民主国家共有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这些问题当中，“民族整体的要求和那些建立在地区、族群、宗教等基础上的亚民族身份群体的离心力之间的紧张不断增加”，③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公民社会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本；然而，就其与族际冲突的关系来看，公民社会却是一项“负资本”。在公民社会中，自愿的制度能促进生机勃勃、交往紧密的社会关系。当个人处于这样的社会关系中时，民主、和平以及宽容就得以实现。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美好的愿望有的时候也有着另一面：公民社会网络将原本松散的公民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动员更加容易展开，这常常让那些激进的大民族主义者能够施展拳脚。在纳粹那里，情况非常明显；同时，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胡图的民族主义者那里，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米切尔·曼恩(Michael Mann)的结论甚至是：“公民社会可能是邪恶的。”④
公民社会不但会让大民族主义更容易在政治竞争中获胜，而且，会帮助那些获胜的强势民族形成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从而使民主蒙羞。在曼恩看来，这就是现代民主的阴暗面。他明确指出：“现代的种族清洗成为民主的阴暗面，当族群国家主义运动(ethnonationalist movement)寻求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求助于国家时，他们开始想建设一个民主政体；但他们却寻求排除和清洗其他民族……这不是民主本身，却是民主不正常的阴暗面。”⑤
如果回溯历史，西方世界在“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双重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表现确实差强人意。人们发现，即使是建立起民主制度，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血腥事件。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是建立在同化少数民族的基础上，甚至是充满了对少数族群的边缘化和压迫；民族压制和血腥的清洗层出不穷。这使得西方国家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带有“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甚至认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残酷的流亡和驱逐过程，就是强迫迁徙和剥夺权利的过程，就是消灭肉体的过程，直至种族灭绝”。⑥
自由民主的强大号召力、公民平等的诱人口号，再加上强有力的军事征服，使得早期西方国家在处理族际关系时虽然也遇到阻力，但还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然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民主的西方国家来讲，民族问题并没有烟消云散，却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自由民主模式下，民族冲突，甚至是种族清洗成为现代化的核心。曼恩认为，“无论是旧世纪，还是新世界，种族清洗一直都是现代化的核心。虽然种族清洗不是我们的文明发明的，但却被我们发挥到极致。我们的自由民主不会简单地通过在社会和谐中赋予普遍人权而实现，却通过严重的社会冲突，绝大多数是在社会阶级之间而实现”。⑦
我们看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压力下，美国等国的族际关系也出现了由同化向多元转化的趋势。美国民族社会学学者米尔顿·戈登(Milton Gordon)运用文化或行为的同化、社会结构的同化、婚姻的同化、身份认同的同化、意识中族群偏见的消除、族群间歧视行为的消除、公民的同化等七个测量维度或变量分析了美国族际关系中的三个阶段：“盎格鲁—撒克逊化”、“熔炉”、“文化多元主义”。⑧尽管我们不能将这三个阶段直接与民主模式相对应，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三个阶段，族际冲突的解决方案也正对应了自由民主多元转化的趋势。其中，协商民主、结盟民主、多头民主等民主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倡导者胡鞍钢和胡联合两人直接将这三个阶段归纳为美国的三代熔炉政策，⑨这实际上过分强调了熔炉政策，就其学术来讲，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们也并没有看到，在多元文化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代美国，所谓的“熔炉”(melting pot)正在变成“沸炉”(boiling pot)，⑩试图把美国早已过时的同化政策挪到中国来解决中国问题，显然并不合适。
从西方民主化进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来看，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都曾经秉持过某种“公民民族主义”的观念和行为实践，特别是在自己的主权疆域内以及殖民地扩张单一的主流文化。这种努力在反殖民主义的话语里或许可以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或族群中心主义；但对于国家内部来说，这些政策也确实是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交流与沟通的便捷、基于个人的机会平等、公民化的教育、塑造国家认同等。(11)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可能更为棘手。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民主政治越发展，民族问题就越激烈。随着民主化的展开，民主化过程会导致民族主义动员和对民族认同的强调.从而在民主化的过程中造成族际冲突，不仅直接导致民主体制的失败，而且使民主失败与族际冲突如影随形，引发人们的强烈担忧。就现象来看，族际冲突与民主化接踵而至：族际冲突可能会中断、截断或是扭曲民主化，甚至使其不能发生；反过来，民主化也可能直接对族际冲突构成压力，使其在各个阶段恶化。(12)人们看到，民主化导致了大量的低强度冲突和紧张，人们并没有看到原来期待的自由民主，反而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这意味着历史仍将继续，而不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13)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发展中国家民族冲突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正在开展的民主化过程。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推行民主化改革。然而，伊拉克的民主却带来了剧烈的族际冲突。在亚、非、拉与苏联、东欧等国家，有着大量民主化带来族际冲突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民主化的发展会激化原有的认同问题，族裔认同成为民主过程中获胜的最有效方式，但也是最排外的一种方式，引发了大量的族际冲突。在多民族社会，政党往往是按照族裔分野组建的，选举也有明确的族裔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族裔集团对国家权力的竞争往往导致民族间的猜忌和对立，排斥而非宽容，刻毒而非敦厚，极端而非和解。(14)
民主政治，有一个最基本的内在规定性，就是多数原则。当然，你可以说，民主政治是在多数原则的基础上，保护少数。但是，这种冲突的价值选择，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在法治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民主化处于早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本身就非常不稳定，更别说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法治秩序了。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民族关系常常会造成一个“永远的多数”，而这样一个多数的存在，一定会带来多数的暴政，从而使得原本脆弱的族际关系发展为族际冲突。在一个民族分裂的社会当中，多数原则可能允许占统治地位的群体对少数群体永远地进行统治，这时，多数原则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问题。(15)
这些族际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民主的传播有着较强的相关性。曼恩甚至直接将族际冲突和少数权利受到的侵害归结为西方民主传播的结果。他明确指出：“民主，由人民进行统治的理念，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广为传播，然而，这一概念很有可能变成有组织的、排外的，从而给族裔和宗教少数带来危害。”(16)
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族际冲突的这种关联由于经济问题的存在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容易走向极端，甚至会使这些冲突在短时间内激化。外部力量的介入会使国内在市场经济中致富的少数族群与仍然贫困但开始接受民主政治的多数族群间产生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引发社会动荡。市场至上的少数派“把自由市场民主变成了族群冲突灾难的引擎”。(17)
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他们的民主转型不同程度上引发了族际冲突。苏东剧变之后，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向西方式的多党议会民主转型；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冲突也逐渐加剧，这使得人们对族际冲突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更加担心。在中东欧，族际冲突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叠加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上的又一重大问题。(18)
民主化对族际冲突的影响会因为族际分布情况而加剧。应该看到，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族际冲突。出于各种历史原因，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民族杂居的局面。在存在多个民族，而且各个民族的状况相差比例不大的情况下，冲突的情况会激烈一些；相比之下，有着同样历史经历的波兰、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其主体民族占本国人口90%以上，其族际冲突就比较少一些。这种族际分布的情况会因为民主化的发展而得到放大。在那些由几个规模大、势力均的族群控制的国家中，民主更容易撕裂族群。南斯拉夫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南斯拉夫，民主化进程的开始与民族关系出现的危机，以及由危机激发的南斯拉夫联邦内部的离心力是重合在一起的。(19)
二、民主巩固是族际冲突的解毒剂
2003年11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宣布，他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在伊斯兰世界建立自由民主。根据他在11月19日的解释，民主的扩张是绝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解毒剂，这就是他向全世界推行民主的一个理论基础。尽管在批评者看来，布什的这一修辞与政策实践相去甚远，但是，民主通过选举、议会、政党政治等手段缓和族际冲突，尤其是暴力冲突，这确实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在某种程度上，民主巩固充当了族际冲突的解毒剂。
政治体系的类型不同，冲突，尤其是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有所不同。一个国家越民主，其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民主体制允许个体通过非暴力的方法参与政治，更具合法性，也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其多元性和开放性也更倾向协商与和解的文化。与此相反，威权政治会系统地阻止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并试图通过暴力镇压来控制社会。这些条件可能会在人民中间产生一种紧张的不公正感和剥夺感，因此，相比之下，暴力抗争和内战更容易出现在专制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20)
很少有人怀疑，在一个正在经历政治与经济转型的分裂社会中，在民主化、族群国家主义和暴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21)但是，人们更关心的可能是，对于族际关系，民主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至少需要清楚的是，民主的作用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然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问题本身那样简单。民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面性。这是因为，作为“第一个现代集体认同形式”的“民族”(Nation)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在人民民族(Volksnation)的想象的自发性与公民民族的合法结构之间摇摆不定”。(22)
民主确实能够解决很多冲突，成为诸多冲突解决方案中更具制度化的一种解决方案。根据鲁道夫·卢美尔(Rudolph Rummel)统计，20世纪，国家、准国家或是那些非国家的集团杀害了1亿7千万人口。那么，这些杀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统计研究的结果表明，族群的、人种的、宗教方面的多样化并不是这些杀戮的主要原因。相反，制度的民主程度，以及是否卷入战争或是叛乱却能很好地解释这些屠杀。就其中的民主因素来看，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战争，一个国家越是民主，他们之间发生国外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小；而且，一个国家越民主，其国家在体制内部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小，民主是非暴力的普遍解决办法。(23)
民主巩固与族际关系和平之间的伴生，在中东欧的政治实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乌克兰、匈牙利等国，从1990年至1999年间，民主化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族际冲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越来越高度发展的民主制度当中，少数族群拥有了包括投票箱在内的，表达自己的利益与想法的制度渠道；而且，也正是民主，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能够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达成政治让步的制度框架。夏里尔·斯特劳辛(Sherrill Stroschein)巧妙地选择了这些国家进行相关的研究。他确认了东欧国家朝向民主化的努力，并以一种更为乐观的态度描述了族际冲突、共存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图景。族群竞争有助于缓解民主化进程中各方要求，每个族群都会适应其他族群的立场，也会清楚他们能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他们的要求。族际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族际争论会为互动的规治问题和建立共同的制度提供一个框架。(24)
单就现象来看，大量的族际冲突确实与民主化的进程伴生。然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民主化在族际冲突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族际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复杂的，并不在于民主，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的政治发展史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阶级矛盾取代了族际冲突，成为冲突的主要原因，而在民主化进程中发生的很多冲突，不过是假族群之名而已。在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看来，1964年普遍发生的罢工事件表明工人阶级的意识觉醒已经超过族群因素，而在当年的联邦选举中，族群是“政客们构建的而并非大众情感的爆发”；“第二共和国分裂与第一共和国的分裂相似，不是出于民主化和族际冲突，而是政治阶级未能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达成妥协”。(25)戴尔蒙德甚至认为：“在竞争阶级资源时，第一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把他们之间的斗争置换到尼日利亚社会分化与族群的主线上来。如果这一主要线索不存在，他们也会抓着大众在其他层面的分裂不放，甚至是，直接发明一个出来。实际上，在可以考虑的范围内，在那些重大斗争当中，现代族群认同并不是第一位的，而是那些文化人建构出来的，以便能够让他们更好地操纵政治和阶级统治。”(26)
戴尔蒙德的理论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保尔·努根特(Paul Nugent)即认为，戴尔蒙德对族群本身与阶级间为争夺国家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相比对冲突产生的作用更不显著的观点是正确的。更为乐观的认识是：“族群的形成是环境使然，它的分裂性影响可以通过改变制度环境得以减轻”，这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27)
民主政体更容易提供经济和政治上的好处，而专制制度则会在人们中间产生一种紧张的不公正感和剥夺感，而这常常是冲突的根源。为了更好地解释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冲突，朱华·奥威南(Juha Auvinen)将几个冲突指数整合进一个概念模型当中，统计了1981年到1989年70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他发现，在一个国家当中，体制不能提供经济的和政治的好处被认为是不满或是相对剥夺感的源泉。如果环境有助于动员集体行动者的资源，这种不满被认为更容易导致冲突。(28)
事实上，在民主制度当中，公民能够通过政治参与来弥补社会一体化带来的某些不足。在利益格局、文化生活、价值观、世界观越来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会变得脆弱，而这时，民主化就成为黏合剂。但是，这时的民主不再是原来的自由民主，而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后民族的民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制度“在达到了公认的社会公正标准要求之后”能够“消灭分裂的危险”。哈贝马斯将社会一体化取得成功的经验归结为“一种平等的普遍主义”，并认为，这就是“欧洲现代性自我理解的核心内容”，它使得欧洲人虽然是“野蛮的民族主义的后嗣”，却能够轻松地转向一种后民族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普遍的承认关系。(29)
事实上，我们可以考虑民主化与族际冲突之间关系的动态性。也就是说，随着民主化的变化，它对族际冲突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民主发展的早期，因为民主化的变迁带来制度不稳，加之族群动员，可能会带来族际冲突的加剧，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解决和控制族际冲突的方案越来越成熟，原本发生的暴力冲突获得了和平的解决方式，使得族际冲突开始下降。如果这一假设得到检验，那可能证明，民主与族际冲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关系，可能是一种倒U型曲线。
这一结论得到了来自实证领域的证实。美国学者德米特·莫索(Demet Yalcin Mousseau)通过对126个国家从1948年到1982年对极端政治暴力产生影响的合成时间序列样本进行的逻辑回归分析得出了更为复杂的结论。他提出的假设认为，“一个社会越具有族群异质性，出现极端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就越大”。(30)然而，在该模型中，族群异质性变量(0.137)是不显著的，这与原生论者的观点是相悖的，它说明，仅仅族群分化不足以导致极端的政治暴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化变量的系数(-0.016)也是不显著的，这说明，发生政治制度变化的国家与未发生变化的国家相比似乎并不会经历更多的暴力。更引人注意的是，族群分离主义(0.268)和人口规模(0.308)似乎能够增加极端政治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但民主的成熟度(-0.016)似乎能消除这种极端政治暴力发生的可能性。(31)
我们看到，这一结论在民主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总体是乐观的，尤其是，当加入民族多样性变量后，尽管民主在控制暴力方面的作用有所降低，但还是有着明显的缓解效果。作者还通过模型检验了民主在多族群国家中的作用，得出结论：在多族群国家中，族群和民主关系的系数是显著的(0.003)。民主对极端政治暴力的影响是复杂的，在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中是不一样的。在多族群社会中，民主与极端政治暴力的关系呈现为“倒U型”曲线，但是，对于多族群社会而言，“倒U型”曲线波动较大，说明在多族群社会中，民主对极端政治暴力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少。
如果对当代西方民族民主国家的状况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族际冲突还是可以在民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的。随着多元文化的兴起，加之移民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加拿大、英国，甚至是美国，各种分离主义和民族、种族冲突亦有不同形式的表现，本来已经解决的民族国家问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当中亦重新被提出来。难道西方社会要再开展一次建构民族国家的运动吗？显然，民族独立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解决国家认同的问题有着丰富的途径：“联邦制的权力分配、国家职能的转换与分解、特别是要保障文化自主性、特殊集体的权利、平等政治以及为了有效保护少数民族而采取的其他措施等。这样在一些特殊区域或特殊政治领域里，也就改变了参与民主过程的民众的基本结构，而又不会破坏民主的原则。”(32)
在推动族际和平方面，民主提供了认同、交往团结、共同的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可能。在消除族际冲突，实现民族共存的问题上，公民认同的塑造、交往网络的形成，都非常重要。在分析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动力时，哈贝马斯承认了认同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看来，认同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网络”。他明确指出，迈向后民族社会的一体化的浪潮能否取得成功，“关键不在于某个‘欧洲民族’的认同，而在于建立起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网络：它扎根在共同的政治文化当中，基础是一个公民社会，包括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等；具体表现为各个政党都能自觉地遵守欧盟机构的决策，并在议会党团保持团结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欧洲政党系统”。(33)我们看到，哈贝马斯仍然突出了交往的重要性，但是，在他所谓的“交往网络”当中，“共同的政治文化”、“公民社会”等要素都有所安排，而这些安排都需要安顿在民主体制之下。
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冲突解决机制。为确保不同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整合，西方发达国家做出了很多政治安排。除了哈贝马斯等人提出的协商民主外，其中最成功的，当然还是结盟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的制度安排。作为荷兰裔美国人，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根据荷兰的经验提出了结盟民主理论，并系统地进行阐发。与我们熟知的英美模式不同，像荷兰、瑞士这样的国家在族群和文化上具有很强的多元特点，“社会按照宗教、意识形态、语言、文化、民族或种族的分界线高度分化，形成了拥有各自的政党、利益集团和传播媒介的、实际上彼此分离的亚社会，这使多数民主模式缺少了必需的弹性”。(34)但是，在这些民主看起来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民主不但生存下来，而且成为西方民主中的优质民主。(35)这种民主模式“强调共识而不是对抗，主张包容而不是排斥，力求使处于统治地位的多数的规模最大化而不满足于微弱多数”。(36)从某种程度上看，这可能是民主政治处理族际关系的一个范本，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能够更好地处理族际冲突。
结盟民主的模式得到了达尔(Robert Alan Dahl)等诸多民主理论家的推崇，视为楷模。然而，达尔还是失望地发现：“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办法没有一种能保证文化分裂冲突不再发生。在黎巴嫩、尼日利亚和斯里兰卡，虽然通过一些巧妙的安排实现了暂时的稳定，但紧张的种族冲突又重新把这些国家带进内战，或沦为专制统治。”(37)由此，达尔得出结论认为：“针对各个国家的文化分裂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并不存在一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不管是哪一种解决方案都得与该国的国情相适应。”(38)
三、结论与讨论
无论是民主，还是民族，都是当代政治中最复杂，也常常是最棘手的问题。两个棘手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构成了当代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政治关系。再加上时间、地点等各种要素的加入，使得这一关系就更加扑朔迷离。那么，民主化与族际冲突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考虑到民主化与族际冲突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初步做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民主化对族际冲突的作用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民主制度的推行，使得民族成为更独立而封闭的政治行为主体，族内动员与族际封闭相结合，族际冲突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激化。另一方面，民主的巩固提供了政党制度、比例代表、民主选举等一系列制度，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民主安排，缓和民族矛盾，有助于化解族际冲突。这与学者们的研究也是相吻合的。那些认为民主会激化族际冲突的学者，他们常常以那些处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为对象来进行研究；而那些认为民主会缓和族际冲突的学者，他们所依据的资料，大多来自民主巩固的国家。
一方面是，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最终使得社会的稳定受到挑战，甚至会陷入恶性循环，即民主化导致族群分裂，族群分裂要求威权政治，而威权政治又使民主化回潮。这一恶性循环的怪圈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民主分裂民族的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化就是族际冲突的催化剂。事实上，资源动员理论、族际竞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都将民主、经济现代化、族群竞争和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促进了族群竞争，增加了那些正在进行政治、经济变革的国家由内部发生极端政治暴力的可能性，多族群国家中可能诱发冲突产生的条件被认为与民主程度、民主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
就现象来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与族际冲突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朝向民主的过程中，民主化会带来族际冲突；已经建立起民主的国家，族际冲突仍然存在，甚至还会激化。西方民族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公民社会的广泛存在、选举政治的普遍推行，可能会促进民主政治，但也会使族际冲突加剧；多民族国家中获胜的强势民族甚至会压迫少数民族，从而使民主蒙羞。在发展中国家，西方民主的传播带来了族际冲突的加剧。民主化导致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甚至形成民族分裂，并进而使民主遭受失败，使民主失败与民族分裂如影随形。
另一个方面，民主巩固会带来族际和解，甚至充当族际冲突的解毒剂。在民主政体当中，公民社会、政党、结盟的安排、多元性和开放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族际冲突。对于民族与民主关系，比较乐观的想法可能更容易为人们接受。民主与族际冲突的伴生和相关关系，并不能说明他们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在那些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冲突可能另有原因，比如，阶级冲突、利益关系等等。
就政治制度来讲，民主的巩固意味着它能够为国家提供非暴力的解决办法，民主越发展，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民主体制允许个体通过非暴力的方法参与政治，更具合法性，也更容易为人们接受。民主化为处于暴力冲突的族群提供了和平的解决方案，把人们从战场拉回到议会。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提供了协商与对话的方式，从而能够和平地解决冲突。在民主制度提供的框架中，冲突的族群会通过谈判、协商，甚至是相互学习，不断地理解和包容对方，也可以改变自己的看法，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从而缓解由于隔阂、仇恨、不解产生的冲突。
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是随着世俗化的进程建构起来的，多数国家都是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完成民主巩固的。尽管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族际冲突，甚至是战争、屠杀，但这一进程基本是被安顿在同质文化的语境之中。基督教文明在西方一统天下，为民主化扫清了文化上的障碍。然而，发展中国家并不如此，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出现民主化的要求的。这一方面使得民主化的进程尤为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民主化变迁带来的制度不稳与族群动员交织在一起，为族际冲突提供了温床。
民主化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与政治制度处于稳定的国家不同，它可能会带来因为转型产生的阵痛。在民主化转型之前，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族际冲突不会太严重。但是，在民主化的转型中，更多的参与限制被拆除，族群更有可能被动员起来，政治的竞技场被打开，当处于民主化转型过程的国家没有为解决这些可能出现的冲突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法时，常常会出现族群暴力的失控状态。当对政治权力进行重新分配，从而为利益的重新分割提供可能时，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会比平时更为激烈，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确定性，甚至出现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这为冲突，尤其是族际冲突提供了可能性。
我们应该看到，民主化的早期出现和族际冲突加剧等一些情况，只不过是民主化进程的阵痛，不能把它视为民主化的宿命。比较乐观的想法是，民主化早期带来的族际关系失控状态即使是民主化的产物，也会随着民主化的完成而得到解决。民主化完成后，稳定的民主制度逐渐形成，它会为族际冲突提供比较稳定性的力量，族际冲突会得到控制，和平的局面会再次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形成。这个时候，族际冲突会得到控制，民主化带来的阵痛也将得到缓解，甚至消失。
加强民主化进程的可控性，不要追求民主发展的“一下子”解决方案。稳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实现民主化的可控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族际冲突，可能是民族、民主建设过程中最有效的策略。从民主化与族际冲突的关系出发，民主化的早期族际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更应该高度重视，步子更稳，更慎重。民主的推进，应该是有计划，有指导，可以控制的。民主化的推进有一个方式的问题，如果激进式引进民主，甚至采用“休克疗法”来推进民主，那么族际冲突，甚至是族群与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加强，例如，伊拉克的民主，就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最终使得民主化的过程中族际冲突加剧。与其相反，渐进式民主相对比较安全，例如，新加坡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新加坡推进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作为强有力的铁腕人物，李光耀一直控制着民主化的节奏，这就有力地缓解了民主化可能带来的民族冲突。
加强民主要素提升，不要追求民主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换句话说就是，民主化的建设，可以采取“零存整取”的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包括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存在某种民主的因素，这说明，民主并不是一个必须完整运行的体系。因为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对民主的一揽子体制当中的某些内容完全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在一个文化高度多元的社会当中，直接采取选举的方法，可能会加速社会的分裂，这个时候，加强协商与交往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非要全盘套用民主的体制，可能在短时间内起到相反的效果，甚至会长远地损害公民对民主的认同。再比如，民主的基本规则是“多数决定”，但是，在多民族国家当中，多数族群会形成一个“永久的多数”，这就会使民主陷入误区。这个时候，这样的民主要素就要特别慎重，甚至在某些事务上，采取更为谨慎的一致同意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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