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奔驰哭诉维权”案：正视“按闹分配”背后的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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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还没开出4s店就发现发动机在漏油，奔驰女车主为此坐在车盖上哭诉“店大欺客”的视频引燃了舆论场。连日来，无论是法规政策的适用，还是相关企业的“前科”，都被媒体和网民放在放大镜下逐一检视。据最新消息，维权的女车主已与相关企业达成和解，事件暂时也就此告一段落。

最令人唏嘘的是，为何整起事件会经历从“讲道理”发展到“不讲道理”的戏剧性转折，让“协商解决”的初衷最终化作了“按闹分配”的无奈？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网上有评论说，这件事如果不经这么一闹就不可能有合理的解决。尽管这种说法失于偏狭，但却也反映了现实中不少消费者维权中成本高昂的真实困境。

有效的权利维护必然要讲成本，得不偿失就会让人视为畏途。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维权成本过高的情形。比如，在电子商务等日常消费领域中常见的小额消费维权，由于所消费金额与请律师、打官司的费用相比不值一提，许多人碰到了就只能自认倒霉，忍气吞声。再比如，面对一些大公司的“店大欺客”，企业由于在资源、知识等方面对消费者具有压倒性优势，消费者通过正规渠道维权不仅能力不足，甚至在心理上也落于下风。

维权成本若居高不下，反过来又会侵蚀社会的契约精神与诚信意识。原本，平等主体之间之所以能合作凭的是契约精神，而商业社会能有效运转的润滑剂是诚信意识。但这两者并非凭空产生，如果一方破坏契约与诚信而能够从中获益，那么天平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维权成本高一方面意味着消费者难于维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企业可以不惮于消费者维权。

最近由于奔驰车的维权事件，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起“柠檬市场效应”。“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有“残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的含义，因此“柠檬市场”也就是指“次品市场”，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罗夫因其对“柠檬市场”的研究还赢得过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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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柠檬市场效应”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卖的要比买的精”，为此买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就尽量压低出价来避免潜在的风险损失、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导致了真正好的产品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最终出现了劣币淘汰良币，市场上反而充斥着次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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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在权利义务的分配上更偏向于保护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比如在退换货上更加简便易行，不必附加诸多限制条件，那么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自然也就更强，从而不必首先考虑自身风险的规避。由此可见，在消费领域除非以法治的刚性约束加以权利平衡，否则长此以往就难免陷入互不信任导致市场萎缩的恶性循环。

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最终还需要从司法与监管两方面着手。现实中，一些地方存在司法不公或监管部门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公信力不强就容易迫使消费维权走上“信访不信法”的怪圈。不过，得益于法治的不断进步，相比过去我们在社会诚信建设、纠纷解决机制上都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在不少领域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缓解。例如在司法上，正式的救济渠道固然在时间、精力、金钱上耗费较高，但近年来从简化审判流程到发展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目的都在于直接将消费者的讼累减下来。尽管如此，在消费者维权上，司法机关与监管部门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合理维权不得不诉诸“按闹分配”，这是法治建设不断完善中尚难避免的遗憾，但也暴露了当前亟待补上的短板。只有维护权利既经济又高效，才能更好地激发人们维护权利的热情，一个社会的法治才能更成熟，诚信才能更完善。

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独家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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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卢晓琳、朱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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