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满城风雨，只想做个撞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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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名字，大多数人都知道。他对崇高信仰的追求和奉献，与当下热剧《风筝》中的中共先驱们，一脉相承。他于1927年被奉系总司令张作霖杀害时，年仅38岁。
那么，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如何走上革命之路？他为什么会义无反顾的走向刑场呢？
李大钊出生时，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在他一岁半时，撒手西去。他在爷爷李如珍（实乃李大钊的伯祖父）的精心抚养下长大。六岁入私塾学习；十岁便与本村十六岁的富家女赵纫兰结婚。
十六岁那年，科举被北洋大臣袁世凯废除。家乡的永平府中学堂改为了官办中学。李大钊有幸成为清朝廷第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新派学生。
（清末第一批穿统一校服的新派学生，李大钊位列其中）
两年后，他从永平中学毕业，投考的法政学堂乃袁世凯创办，是国内的第一所法政大学，专科学制六年。
入校后，李大钊遇到了对他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白先生。
白先生是学校的史地教员。当时，他发起成立了“天津共和会”，全力为立宪奔走呼吁。两月后，白先生告别妻小，只身前往滦州（今滦县）说服当地知州附和革命，并亲自前往新军兵营主持滦州兵变。
起义被镇压后，做了三天起义军参谋长的白先生遭处决。
处决前，这位中年书生，立而不跪，视死如归，反而悲悯刽子手们甘为清政府奴才的可悲命运。
白先生的铮铮铁骨，令执行者心惊肉跳，也令年轻的李大钊震撼于生命的奉献与崇高。
（北洋时期的法政学堂）
1912年冬，李大钊前往北京办事，接触到社会党的负责人，随即加入该党；但这段历史长期被党史“选择性遗忘”，并未记载。
当时的社会党，是“坚持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又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党，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提倡平等而不是世袭，重视教育而不是军备，鼓励创业而不是征税。”
社会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二十四岁李大钊的政治理想。“他反对以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袁氏对国民党的高压，还是孙文对袁政府的讨伐”。
即使在宋教仁被暗杀，孙文欲发兵讨袁的关头，李大钊也能冷静地劝告各方，勿以暴制暴。
民国二年（1913年），李大钊毕业，随后前往日本留学。
留日期间，他深受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作品和理论的影响，成为一名“无抵抗主义”。
在早稻田大学，他进一步学习了社会主义理论，选修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人物安部矶雄教授的课程；后又读到日本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幸德秋水的著作。
可以说，李大钊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寻找到了追求光明的方向。
1915年到1916年5月，袁世凯称帝与取消帝制，让思想活跃的李大钊沉默了。
作为袁氏学校的毕业生，作为从直隶省走出的游子，他对袁大总统的感情可谓爱恨交织，极为复杂。在从日本归国的航程中，他第一次用诗歌表达了对袁氏的憎恶。
“……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或许正是袁的倒退，让这位信奉“无抵抗主义”的青年思想家开始向暴力方面发展。
回国后，李大钊以笔为利器，写了大量思想性文章，先后发表在《晨钟报》、《宪法公言》以及章氏的《甲寅》日刊上。
（右一为北大期间的李大钊）
这一年冬，李大钊由章士钊引荐进入北大，跻身“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平台”，后成为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民国八年的上半年，他还应邀加入了“中国少年学会”；后该组织解体。
然而就在这年夏天，李大钊与一位叫伯特曼的俄共代表见过面。此人后来成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即共产国际的前身，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东方部下属的一个支部。
（前苏维埃的共产国际时期）
据解密的前苏联史料披露：“远方”（当时中共党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称）最初的扶持对象并不是陈独秀、李大钊。
他们只知道本国的红色新政权在中国知识界深入人心，尤其是列宁签署了关于放弃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那个“第一次对华宣言”，更令单纯的中国读书人兴奋不已！
一时间，研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在中国各地泛滥成灾。苏联人意识到：播撒革命火种的大好时机来了！
民国八年（1919年）夏，李大钊离开原来的温良改革之路，为了他心中“建于自由、人道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理想，走上一条“风险未卜的暴力革命的新路”。
站在历史的今天，回溯百年前的民国时代，越来越多公开的史料证明，苏俄对中国领土的觊觎已清晰如现，昭然若揭。
据1993年俄罗斯档案的解密：早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苏共中央就成立过一个直属政治局的“中国委员会”，这个组织比“远方”组织更加神秘。
（共产国际的远东局长）
此组织不仅决定了“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命运，还事无巨细地包办了那个时期中国的许多重大事情。比如成立黄埔军校、成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如何紧急援助冯玉祥等。
大到为哪个政治势力提供成百上千万卢布的资金，小到如何把秘密人员与器材通过何种方式运送到中国。
培养中国，实则是当时苏联的外交策略。一个刚诞生的新政权，前有西方列强的环伺，后有日本人的觊觎，另有沙俄时代遗留的军队和贵族的疯狂反扑；苏联人急需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后方，以期谋取更大的国家利益。
“中国委员会”组织，是强邻企图控制中国这盘大棋中的第一步。
（黄埔军校旧址）
当爱国的知识分子身陷革命风暴的漩涡时，张作霖面对苏联人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
他深知“贯穿东北腹地的那条由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像导火索一样在中国人身边滋滋冒着战争的青烟。”；
这位从土匪一路摸爬滚打到总司令的悍帅，对苏俄“老毛子”一向有着警惕与憎恨；
他深知苏联人染指中国内政的目的是颠覆中国政府，外蒙不是已被俄国红军强占了么？
他更知道北伐军节节推进正是受益于俄军事顾问团和巨额卢布的支持。
最令张大帅忍无可忍的是部将郭松龄的叛乱，背后晃动有苏联人和李大钊的影子。
为阻止苏联人的狼子野心，“东北王”张大帅是不惜任何代价的。
任何被认定的“俄奸”都将在劫难逃。
回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李大钊在北京与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见面，接受“远方”的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随后赴上海与孙中山总理相见。
二人交谈投机。后者亲自主盟，让中共创始人加入了国民党。至此，年轻的李大钊身兼国际共产党党员，中共党员和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国民党党员的三重党员身份。
回到北京，李教授开始为赤色俄国摇旗呐喊。他教导学生们：“十月革命有四大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
李大钊已经完全背离了他最初的人生轨迹。
1923年11月下旬，在郭松龄与冯玉祥发起倒戈之际，李大钊等人在京发动大学生掀起推翻段祺瑞政府的“首都革命”，最终酿成“三一八”惨案。
惨案第二天，李大钊等人遭通缉。他躲进苏俄使馆，继续革命活动。张作霖率领警察强行进入苏俄使馆，抓走了李大钊等众人。
（“三一八”惨案）
早在苏联期间，李大钊已预感到自己未来的命运。他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在苏联呆了五个月，却未被一位苏共领导人接见过。因其参与的“联吴反段”工作失败，“一贯正确”的斯大林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来解脱失误。
幸亏那年深秋，冯玉祥猝然兵变，致使吴佩孚和直系政府迅速垮台，中国政局重新洗牌，苏共才想起身边这位被冷落的李大钊。
李重新返国，专做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不料冯将军被蒋介石重金收买，开始反共。如此以来，李大钊所有的工作业绩等于零。他被自己人清算，是迟早的事。
（冯玉祥）
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李大钊在苏联亲睹过党内斗争的残酷和清算自己人时的冷酷无情，就像热播剧《风筝》里，郑耀如等中共党人在解放后所遭遇的劫难。
李大钊接到章士钊夫人吴弱男的报信后，没有选择逃离使馆，而是决定留下，为他内心崇高的“主义”奉献自己。那一刻，我们看到昔日白先生的影子。
人常道：江湖险恶，却险不过善与恶的较量。
善是纯净的单色彩；恶却是多变的，阴云不定的。它魔幻一般的多变性，往往在较量中占得上峰。
但是善的力量，犹如灼热的阳光，犹如光芒照人的北斗，终会穿透历史的雾霾，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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