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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反诈中心曾对2022年以来涉及的境外留学生被骗案件分析，发现受害留学生平均年龄仅为22岁，最小的仅17岁，年龄段主要集中于“00后”，“出境到首次被骗”的最短间隔时间为1天。对这些受害者来说，“虚拟绑架”的伤害不仅在于金钱受损。“钱去了还可以再赚。但这件事情给人精神上的折磨是最可怕的，会很自责。”“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父母），我帮着骗子骗了他们。”
记者｜吴淑斌
17岁的中国交换生庄凯是在2023年12月31日晚被警方找到的，此时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三天。警方找到庄凯时，他正独自一人住在犹他州盐城湖野外的一个单人帐篷里，这里距离市区大约40公里，帐篷周围布满积雪和枯树枝。现场视频显示，17岁的庄凯从帐篷中钻出来，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羽绒服，背黑色双肩包，双肩包的侧面塞着一瓶矿泉水。在场的一名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作为安慰，比划着解释了什么，庄凯点点头，伸手抹了一把额头和眼睛，转身试图帮忙收拾地上的帐篷，看起来很疲惫。那天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薄薄的帐篷里只有一条电热毯、一个睡袋、有限的食物和水，以及几部手机，警方怀疑，这几部手机是庄凯用来和“绑架者”联系的。庄凯被发现的现场（图源视觉中国）
一开始，庄凯的失踪被认为是一起绑架案。当地时间12月28日晚上8点半，美国犹他州里弗代尔警方发布消息称，接到一起绑架案的报警，一名当地高中的17岁中国交换生庄凯失踪了。随后，远在中国的庄凯父母接到绑匪索要赎金的电话，并收到一张庄凯被关押着的照片，看起来处于危险中。由于绑架者不断威胁，父母已经向一个中国的银行账户里转账大约8万美元。但这起案子并不像一般的绑架案。庄凯的寄宿家庭称，在庄凯失踪的前一天还见过他，28日凌晨3点多听到了庄凯在房间里活动的声音。随后，警方很快发现，庄凯放在寄宿家庭中的的露营装备丢失了。通过调查庄凯的银行账单、购物记录、电话记录，警方在一家超市的监控中看到庄凯的身影，他正独自一人推着一个购物车选购大量露营设备。另外，犹他州另一个城市的警方称，12月20日，他们就曾发现庄凯带着露营装备要去露营，由于天气寒冷，他们将庄凯带回了寄宿家庭。警方怀疑，庄凯经历的是“虚拟绑架”的电信诈骗。犹他州里弗代尔警局警长凯西·沃伦（Casey Warren）在一份声明里称，近期美国发生了几起犯罪手法非常相似的“虚拟绑架”案件，主要针对外国交换生尤其是中国交换生。“绑架者”以交换生的家人安全为威胁，通过各种网络通讯工具监控他们，胁迫、哄骗受害者拍摄自己被绑架的照片，并让受害者隔离自己，然后将照片发送给他们的父母以勒索赎金。12月20日，外出露营的庄凯已经处于绑匪的操控下，但他并没有向警方透露自己的经历。《少年的你》剧照
通过对庄凯的手机追踪和直升机、无人机搜索，警方锁定了庄凯所在的郊区峡谷，一名调查员徒步登上峡谷，发现庄凯藏身的帐篷，被找到时，庄凯“感到非常寒冷和害怕”，但松了一口气，提出两个要求：吃一个热腾腾的芝士汉堡、和家里人通话。事实上，“虚拟绑架”这种“两头骗”的诈骗形式并不新鲜，早在2018年，中国驻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大使馆就对中国公民发布提醒，警惕针对留学生群体的电信诈骗，尤其是“虚拟绑架”。澳大利亚警方曾表示，犯罪嫌疑人“广撒网”来寻找猎物，由于索要金额庞大，即使只有少数人上当受骗，他们都会有利可图。有些中国学生受害人家庭倾尽全部财力支付赎金，许多情况下，安然无恙的受害人很快就会被找到，有些受害人常常感到尴尬或羞愧而不愿报警。但针对海外留学生、华人的骗局依然频频发生，就在2024年1月10日，一位在德国失联近5天的21岁中国籍舞者张琳被找到，她的老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好像是被劫持了，在汉堡附近的小镇被发现的。”而张琳的母亲称，“孩子精神有点崩溃，疑似遭到网络诈骗。”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庄凯的新闻时，裴丽看到了许多表示震惊和嘲讽的留言，她写了一段话，“他还是个未成年人，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没有必要苛责。”今年20岁的裴丽正在欧洲一所大学读本科，2021年刚到英国时，也经历了一次“虚拟绑架”，她的家庭因此损失了上百万人民币。她告诉本刊自己亲身经历“虚拟绑架”全过程的感受：“一旦进入骗局里，就会慢慢变成骗子的提线木偶，最后自己‘绑架’自己只是水到渠成的事。”一切起源于一个诈骗电话。2021年9月初，裴丽刚到国外半个多月，接到来自“移民局”的电话。对方操着一口标准的英文告诉裴丽，她名下的一张银行卡近期出现异常活动，怀疑被用来从事金融诈骗，有封卡的危险。那段时间，裴丽忙于交房租、语言考试费用，父母也打过生活费，“要是在国内，我肯定是不会信，但又怕真的封了我的银行卡，生活很不方便。”半信半疑中，裴丽根据对方的提示转接到了“广州公安局”，一位自称“张擎”的警察先自报姓名和警号，随后说，这是一张用裴丽身份证在广州开办的银行卡，最近频繁向境外转账。裴丽的心安定了一些——她从未去过广州，“你们搞错了，这不是我的卡。”对面的张擎警官说话很温和，听起来只有二十几岁。他让裴丽稍等，将进行核实。裴丽听到电话那头混乱的背景音，似乎有人进进出出，有电话铃声响起，有人正在“接警”记录信息。几分钟后，张擎再次拿起电话，这次他严肃了不少，“他告诉我，应该是有人盗用我的身份信息开卡，现在这张卡卷入一起重大国际洗钱案，我已经被列为嫌疑人。”裴丽有点动摇，因为自己确实在几年前丢过一张身份证，她脱口问，“那接下来怎么办？”张擎说，只能自己回广州报案澄清，洗脱嫌疑。“我回不去呀，我马上开学了，疫情期间出入境非常麻烦！”裴丽有点着急，还有一点莫名恼火。《虽然弄丢了手机》剧照
张擎转而安慰她，警方会继续帮她想办法。这时，电话突然被一个中年男人接过，对方语气很凶，自称是张擎的上司，他质问裴丽，“这起案子的危害极大，已经由多国警方秘密调查了！你自己怎么不当回事？如果最后被国际刑警抓到，你就要直接坐牢了！”裴丽回忆，中年男人吓唬她，这起洗钱案涉及金额高达几个亿，与贩毒有关。裴丽一时不知道如何接话，电话那头又换成了温和的“张擎警官”。他告诉裴丽，根据她的情况，可以做线上笔录，但裴丽需要配合警方的安全调查，避免嫌疑人出逃。温和的“警察”张擎此时成了一根救命稻草，裴丽觉得“只有他能帮我了。”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都很正规，张擎发来一份“线上笔录”注意事项，叮嘱裴丽，一定要独自在房间里进行；他还主动让裴丽上网查询公安局电话，随后自己会重新打来，请裴丽核对电话号码。挂断电话后，裴丽在网上搜到了广州市公安局的电话，她想在微信上告诉父母这件事，但还没来得及拨通电话，张擎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我完全没有时间思考，看了眼电话号码，好像和网上是一样的。”这次，裴丽彻底相信自己卷入一起“国际大案”中。她开始配合对方的线上笔录，详细回答自己的家庭信息、求学经历、银行账户余额，最后，张擎还警告裴丽，“涉密案件不能泄露给任何人，否则其他知情人也会被作为嫌疑人抓起来。”这是大多数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电信诈骗的开端。诈骗分子冒充公检法，对刚到国外的年轻人“广撒网”，使用的由头大多是签证、换汇、银行卡、疫苗等和出境相关的事情。一位曾遭遇电信诈骗的留学生告诉本刊，自己出国后，“还没下飞机就收到了诈骗短信。”《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但在骗局之初，诈骗分子对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掌握并不完全充分。2023年4月，上海公安静安分局警方曾经成功劝阻另一起“虚拟绑架”案件，在东南亚某国留学的18岁上海女生贾羽在诈骗分子的哄骗和威胁下，拍下自己被绑架、求助的视频。静安分局刑队支队的民警张洪开告诉本刊，起初，诈骗分子只知道贾羽的电话和姓氏，在后续的交流中，陆续套出个人信息、家庭情况、父母职业等。剧本的设计也日益精细。在骗局中，往往有两个人扮演不同角色，轮流对受害者进行恐吓、威胁和安慰，还会通过各种方法加深受害者的信任。裴丽曾上网查询过涉密案件的办理流程，发现确实如“警官”张擎所说，不能透露案件情况。贾羽最初也有过怀疑，但对面的“警察”发来一个“警方内网”的手机软件安装包，打开后，里面有“中国公安”字样、警徽、案件库等。她输入自己所涉及的“洗钱案”编号，看到自己赫然出现在嫌疑人一栏，底下还有许多受害者的姓名、证件照。在和骗子的线上交流中，对方曾经打开摄像头虚晃两秒，贾羽看到，手机那头确实是个穿着警服的男人。做完线上笔录，裴丽开始和“张擎警官”24小时不间断的视频通话。按照对方的说法，警方需要时刻掌握嫌疑人定位。于是，外出上课时，裴丽要在一款国外社交软件上向张擎报备，每隔二十分钟发送一次定位；回到公寓后，她要开启摄像头，即使洗澡、上厕所时也只能将摄像头盖住。每天，裴丽和谁见了面、打过电话，都在对方的掌控中，张擎和队长还会时不时向她通报“洗钱案”进展。《欢乐颂》剧照
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玛丽·海伦·马拉斯（Marie-Helen Maras）长期研究“虚拟绑架”，她在论文中提到，“24小时通话”是骗局中控制受害者的重要一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保持通话状态；如果你挂断电话或者试图联系任何人，他们会威胁要造成伤害，以恐吓受害者做出仓促的决定。”被“24小时监控”那几天，是裴丽最难熬的日子。白天在教室里，她有些吃力地听着全英文课程，一边担心自己是否会被警方拘捕，和家人视频时还要强装镇定，遵照“警方”的告诫，小心翼翼不透露自己的处境。晚上回到公寓后，裴丽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泣，但又完全无人可倾诉。贾羽的父亲贾晓俊倒是察觉出了女儿的一丝异常。他告诉本刊，那几天和贾羽视频时，贾羽提到，最近好像有人在跟踪她。但父亲没有多想，“她去的国家应该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十几岁的女孩子，有时也会说点奇怪的话。”后来贾晓俊才知道，“跟踪”这个情节，是诈骗者示意贾羽透露给父母的，在为最后的绑架骗局埋伏笔。年轻的留学生们初来乍到，大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定居澳大利亚的中国籍记者周荃曾经报道过一起“虚拟绑架”案，她告诉本刊，澳大利亚的警力有限，反诈宣传更多通过各种社会组织进行，比如教会，但华人、留学生往往很少融入这类圈子中，显得有些“孤单”。裴丽虽然和其他两个留学生租在同一套公寓里，碰面的机会不多，裴丽也从来没想过向她们求助，“把秘密案件告诉别人，不是害了她们吗？我们还不熟呢，她们才十八岁，帮不上我的。”她自己和身边的留学生圈子里的同学们，大多都年纪很轻，在国内生活时也通常被家庭保护得很好。上小学和初中时，裴丽没有用手机的需要，每天的行程几乎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由爷爷奶奶轮流接送。高中是在一所寄宿制国际学校度过的，父母虽然给她配备了手机，但裴丽常常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不接陌生电话，只用聊天软件和熟人联系”。裴丽努力回忆自己参加过的出国游学、志愿活动等社会实践，但最后不得不承认，在真正离开父母去国外留学前，自己参加的“都是安排好的活动，和熟人在一起。”她从来没报过警，也没和警察打过交道，一直到骗局被拆穿后才知道，“根本没有线上笔录这种形式。至于电话诈骗这种事，裴丽只“听过反诈，没自己了解”。《少年的你》剧照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接触了多位遭遇电信诈骗的留学生，他们的人生经历都相对单纯。一位在电信诈骗中损失了近四十万人民币的18岁香港留学生告诉本刊，在上大学之前，自己没有使用过手机，也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反诈宣讲，“我想，大多数诈骗都是用黄、赌、毒的由头，我不可能上这种当的。”上海市反诈中心曾对2022年以来涉及的境外留学生被骗案件分析，发现受害留学生平均年龄仅为22岁，最小的仅17岁，年龄段主要集中于“00后”，“出境到首次被骗”的最短间隔时间为1天。当这些阅历很浅，家境不错的年轻人第一次独自来到异乡时，很容易成为升级版电诈的“猎物”。一旦进入“24小时通话“陷阱，他们就已经进入一个封闭的精神牢笼，唯一可谈论“所涉案件”的联络者就是诈骗方，而他们的所有言行只是为了将这个牢笼越收越紧。在这种极度孤独且恐惧的状态下，有时，裴丽甚至觉得听到“警官”张擎的声音比较安心，“在外面听了一天英语，回来后有人和你说普通话，有点亲切。而且他反复强调，他们会尽力保护每一位同胞，感觉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有人一直在关心我。”经过几天的24小时在线监控后，受害者大多已经身心俱疲，难以做任何理性思考，只是木然地按照骗子的要求行事。莉娅是本刊记者采访中一位年龄稍大的受害者，受骗时26岁，比裴丽和贾羽还要年长。她刚到新加坡工作不到一个月，就经历了来自所谓“天津警方”的相似骗局。在连续3天的24小时沟通后，对方要求莉娅“交保证金取保候审”。莉娅在地铁上给诈骗分子转出第一笔1万多元的人民币，“他说，他们每天收款的额度只有这么多，而且收款银行账号并不是天津的。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不是很正规。但是我的心已经很累了。过去几天，我整个人都被黑暗笼罩着。以前觉得自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被24小时监视着，吃饭、外出都要报备，用尽全力去证明自己无罪，才觉得原来自由是如此可贵。情绪和理智已经完全被操控了，我给他转钱时，心里想着：我好累，我不想再去探究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到底有多高，哪怕能花钱解脱出来，我也认了。”《狂飙》剧照
在“24小时监控”过程中，裴丽也按照张擎的要求，找个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地方躲起来，“他说，现在国际刑警要来抓人了，他们也会派警察来接我。我不能和除他们以外的任何人联系，否则被国际刑警先找到，只能马上去坐牢。”在经过将近4天的“24小时监控”后，贾羽则按照指示，断绝了和父母的联系，并交出自己的微信账号和密码，出境去了邻国，以逃避执法人员的抓捕。并拍摄了自己“被绑架”的视频发给电诈方。“对方称，他们收到一则女孩被绑架的视频，怀疑是我自导自演一场“绑架案”以逃避调查，要求我拍摄一模一样视频自证清白。”贾羽急着澄清，于是买了两卷胶带、两卷绳子、一把剪刀，按要求找一面白色的墙作为背景，把自己的手绑起来，念对方给的台词，然后把这个自己“被绑架”的视频发给了对方。北京时间4月17日14时许，身在上海的贾晓俊夫妇接到了女儿的微信语音电话，接通后，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你女儿被绑架了，想要她平安无事，就支付500万元赎金。”紧随其后的，是一段8秒的女儿“被绑架”视频：贾羽披散着头发坐在一面白墙前，身穿一件破损衬衣求救：“爸爸妈妈，我现在有点害怕，我被人带走了⋯⋯”贾羽按骗子要求拍摄的“绑架视频”截图（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供图）贾晓俊和妻子马上拨打女儿的电话，却始终无法联系上。他告诉本刊，一开始自己有些怀疑，“绑架案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哪有线上支付赎金？”他向贾羽学校和该国警方求助。近3个小时后，该国警方的回复让贾晓俊心里一惊——警方证实，贾羽确实在当天下午2点多出境了。为了测试真假，妻子又追问了“绑匪”一个问题，“（上海）家里养了几条鱼？”对方很快回复，“家里只有两只乌龟，没养鱼。”实际上，在“24小时监控”的状态下，诈骗方可以在随时待机的受害学生那里问到任何问题的答案。但贾晓骏夫妻俩彻底慌了，他们相信女儿确实被绑架。妻子已经开始按照绑匪要求，先往对方指定账户转账了10万元。接近傍晚六点，贾晓俊偷偷下楼，向上海公安报了警。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刑队支队民警张洪开告诉本刊，当天接到报警后，现场成立了由市局刑侦总队、静安公安分局组成的专案组。专案组认为，这起案件很有可能是“虚拟绑架”电信诈骗，“现场的民警有经验——2023年上海另外两个区县的公安局也碰到过类似的案件，其中一例更逼真，绑架视频里的受害者身上都是血迹。”张洪开说，当时重要的判断依据是，案发当天贾羽的微信曾在不同国家登录过，而骗子原本要收款的国内账户当天被标注为涉诈账户并冻结，贾晓俊妻子转出的10万元也被退回。被害人贾羽的父母（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供图）
时间差，是这类“虚拟绑架”的关键。“两头骗”的诈骗团伙要赶在受害者被当地警方发现之前，从家属处拿到赎金。“在和家属打交道时，骗子不会很快暴露银行账户，否则可能会被发现；要在家属情绪崩溃、一拿到卡号就会马上转账时，才给出银行卡。”一直到当晚10点多，警方告知贾晓俊，已在两国间的交界处发现了贾羽——她没有办理邻国签证，无法入关，只能在交界处坐了六七个小时。事实上，在骗子的银行卡被冻结后，贾羽还收到对方指示，要求她返回留学国家，找个宾馆躲起来，但由于贾晓俊已经报警，贾羽的护照在入关处验证时，系统警报马上响起来——电诈集团构建的精神牢笼在这时才终于有了裂缝。被警方找到时，贾羽还没有回过神来。她仍然不敢向警察坦白自己为何出境，只说“我要先联系张哥。”后来，贾晓俊连夜出国，陪着女儿去当地警察局，警察把相似案例一一告诉贾羽，贾羽才恍然大悟。贾晓俊记得警察的话，“那段时间发生几十例相似案件，平均每个人被骗了100万左右。”诈骗分子使用贾羽微信和母亲聊天（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供图）
但裴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宾馆里被当地警察找到时，距离她和父母失联过去了三个多小时，父母已经在慌乱中给骗子转出了一大笔钱，而且由于“时间差”间隙过大，款项没能追回，甚至作案方人在哪里都无法追踪。事后，她休学了半年，和父母都有意回避提起这件事，还找了心理咨询师定期辅导，一年后才重新返校。这种在诈骗方的操纵下“自己绑架自己”的骗局，让受害者久久不能从自责的情绪中解放出来，“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父母），我帮着骗子骗了他们。”再次回忆那段经历时，裴丽的声音依然哽咽。莉娅身陷骗局时，也找了各种借口向身边的好朋友借钱，给骗子扮演的“天津警方”转了3万元。“我觉得金额其实是小事情，钱去了还可以再赚。但这件事情给人精神上的折磨是最可怕的，会很自责，归根到底是我用欺骗的方法借来的钱，如果父母、朋友不能理解，那会更加痛苦。”最后一次转账后，莉娅接到身在国内的父亲打来的电话，告诉她遭遇了诈骗。那时，莉娅还和骗子保持着通话。她坚持“不能泄密”，让父亲“自己联系天津警方问问”。直到父亲告诉她，国内警察查出这张银行卡有异常，目前已经冻结，莉娅才慢慢回过神来。揭开骗局后，莉娅与骗子最后的聊天记录（受访者供图）
因为语音被电诈集团时刻监听着，莉娅打开聊天软件，给对面那位始终嘘寒问暖的“曹峰警官”发了一条文字消息，“我已经知道你们是诈骗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同样文字回复她，“不是我愿意这么做⋯⋯我们根本不知道来这里是做这个的。我在缅北，我们每三个礼拜就被换一次位置。我跑不了，左腿被打断三次了。只要你到中午十二点再把电话挂上，我就能少（挨）打一顿，我不会再跟你说话，我只要求电话不挂。对不起。”莉娅有点不忍心，她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忙报警，或是给家里人带个话。对方再次沉默了一会儿，真的发过来一串手机号和留言。莉娅才发现，这个之前一直声称自己“有个一岁孩子”的“天津警察曹峰”，确实是有一个女儿的男人。留言中写到：“这是我前妻的电话号码，可能这辈子我没办法回家看着女儿长大，让她好好照顾身体，让女儿健康成长，我很抱歉我很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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