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权力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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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未来的数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片段。其重要性完全值得从史书中抽出来，做一个“断代史”进行单独的述评，贴上某种激动人心的盛大标签。我们见证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里面就包括网络舆情的变革性的力量。
网络舆情其实给我们社会提供了在市场、行政之外的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网络倒逼的机制。我们注意到，很多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禁而不止，但是只要当地爆发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舆情事件，可能次日地方行政首脑就会推出大刀阔斧的措施，手起刀落斩去这个痼疾。我们不能将舆情和民意简单划等号，但如果当地网民的意见看法汇聚成洪流之后，这种舆情就基本等同于网络舆论，也就约等于民意了。我们也不能将舆情倒逼的力量等同于民意的力量，因为民意作为理想化的东西，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因为难以测量而容易遭遇各种解读，而舆情则是可以简单地测量获得，并能够简单粗暴地发挥它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十多年网络舆情的狂飙突进，我们的社会治理在市场力量和行政力量之外，创造性地获得了另一种积极的“舆情力量”。
在中国式的舆情力量作为一股“历史力量”登上舞台之后，它所针对的对象常常是行政的权力。大家会发现，所有和公权力、行政力量相关的个体、组织、机构，都会遭遇这种力量的鞭挞，比如公务员、官员、领导干部，乃至享受到权力光环的群体如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一些社会名人。这种网络舆情的倒逼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的发展轨道，使其得以沿着民意的、民生的、合乎大多数百姓心意的，甚至就是历史发展潮流的方向颠簸前行。
网络舆情对于现实的权力行使方式、官民互动模式等方面改变如此之大。紫金传媒智库举办的年度信访论坛，使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以前的群体事件已经大幅下降，其中地方政府因为舆情倒逼而进行透明施政、民主施政成为重要原因。技术赋权成为现实。我们今天很多掌握公权力的人们难免不时会对舆情之力发以抱怨，但是没有想过，他们自身很多的权利自由，也是网络倒逼带来的福利。网络作为一个公共舆论场所，往往也提供了一个权利的庇护所。不少人注意到，当法院系统的王林*清自感遭遇人身威胁的时候，他首先是选择了网络发声进行自保。
这方面自不必赘述。但是我们在观察了近期的舆情事件后，感觉舆情的刀锋正在慢慢地转向，从行政权力转向了个体的权力和社会企业的权力。
网络舆情对于企业、对于社会组织、对于大型垄断性企业的挞伐，近年来已经多有出现，但是在百度的李彦宏被泼水之后，成为一个舆情监督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来解读这个事件，并重新定义网络舆情的变革性的力量和方向。
向李彦宏泼水的青年已经被拘留了，细节真相尚未具体公布，我们不好妄加揣测。但是显然，这是一个愤怒的青年进行的愤怒表达。愤怒的青年和青年的愤怒，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成为大多数国家都需要面对而难以妥善处理的社会现象。无论是美国收入下降而迁怒于全球化和中国的中低阶层、欧洲冲上街头保卫国民种族纯正白种青年，还是随着香港在全球经济政治版图重要性急剧衰落导致年轻人生存空间更为逼仄的示威青年，乃至中国的年轻网民，在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缓慢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中国虽然发展蒸蒸日上，但是难免贫富分化明显，那些未能享受到更多的发展成果的年轻人，尤其是低学历、低收入的群体会感受到相对的剥夺感而变得容易怒气冲冲。向李彦宏泼水的青年，无疑是愤怒人群中的一份子，他引爆了又一波针对百度和李彦宏个人的舆情，他无疑是对大型垄断性企业权力的挑战者。
我们对于权力的定义，往往会陷入狭隘的视野。提到权力，总认为是与政府机关如影随形的行政权力，是官员、领导干部群体掌握的一种能够影响社会的力量。因为在物质不发达的年代里，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有天壤之别。行政权力的影响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乃至人们的身体里。权力的行使上一点的私心杂念，就会导致巨大的利益摇摆，秤盘上的物质分配就会失衡。一个小小的签字笔，一旦掌握在权力的手中，就会成为一种权力附庸，“一支笔”一直是一把手的代名词。这种敏感的权力行使细节和显著的后果，留给了国人深刻的记忆，是我们理解所有权力和权力腐败的出发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对于权力的定义也需要慢慢调整。政府权力的收缩，社会领域的快速发育，人们现在终于发现，权力的内涵实在是太丰富了，不再仅仅局限于政府机关、签字盖章的“市长之手”中，现在企业的、市场的、社会组织的权力，已经侵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掌握了日常生活技术的大型企业和信息平台，已经掌握了各种形式的微妙权力。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微信、支付宝、滴滴、美团外卖、顺丰快递、百度、淘宝、京东等科技产品，浑然不觉在付出自己个人信息代价的同时，已经给了它们难以想象的赋权，从而让他们拥有了罕与匹敌甚至富可敌国的权力形式。比如今天我们社会中将近70%的信息流量是由微信、微博和今日头条贡献的，它们传统上被定义为企业平台，可是今天它们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案头、行程和床头，进入我们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它们一点点的技术架构调整，都足以给我们带来难言的便利或者无可弥补的缺憾。
它们构成了我们的肱股手足、延伸的器官和精神触角，实际上掌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预知我们的下一步行动。物联网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使得这样场景成为现实：在我们购物的念头一闪的时候，库房里的产品已经被触动准备出发。很多人已经惊讶地发现，手机正在窃听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们不久前的聊天内容已经出现在今日头条的推荐条目中，电商平台已经给你推荐类似的商品。这些大型企业和垄断性的机构，已经接管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它们的权力已经超过国家，国家也开始让渡某些社会治理的权力，某些政府机构也已经深深嵌入它们的科层之中，成为它们的一个权力部门。
上述种种一切，使我们如今有必要模糊掉传统的权力主体，重新对权力进行定义：影响社会人群和社会行动的规模性的力量。
行政权力和企业权力的并行，实际是当下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中彼此竞争和博弈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企业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传统的行政权力，并且带来了不少负面后果。滴滴顺风车管理不力导致的生命悲剧、百度的搜索结果竞价排名机制导致的魏则西悲剧、支付宝掌握了我们全部的财务状况后的信息泄露事故、GPS更新不及时将车辆导到无头路的社会故事、微信朋友圈带来的“群体极化”现象、今日头条导致的“信息茧房”现象，等等，这种让人依赖的大型平台，背后是工程师们精心营造的沉迷机制阴谋，和让人离不开的权力行使机制。
当这种企业权力已经足以抗衡行政权力，那么它们对于社会和民生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凸显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千百年来作为经典权力形式的行政权力已经受到人类文明的成果，包括法律法规、道德伦理的约束，可是今天的世界，人类对于迅猛发展的技术的约束，却明显力不从心，技术伦理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有一种看法认为技术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一旦受限就可能错失某些东西。大型企业平台也因此受到了鼓舞，认为即使产品出错，也是错在算法、错在逻辑、错在机器，错在网络，而背后的人因此获得豁免。当魏则西在小屋子里满怀希望用百度搜索的时候，他是想不到技术推荐背后的恶的，但是百度却可以认为是机器算法的错，而毫不认为是自己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何近来企业家接连爆出了负面的舆情。除了他们是社会名人，容易获得大众关注之外，我们还有必要认识到，正是由于他们日渐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正在每个领域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因此被迫关注他们。他们的善良，将推动社会大步前进；他们的放纵，也将使社会坠入深渊、万劫不复！而后者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我们需要对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人性抱以最大的警惕。
李彦宏的被泼冷水，不是我们支持的形式，我们甚至认为，这样的愤怒发泄形式，需要被严厉制裁，因为这是某种轻型恐怖主义。但在另外的意义上，事件是舆情背后的民众对于大型企业及其权力的警惕和不满形式的最新象征。掌握着权力的企业家们，因此需要就此反思，需要重新从权力的视角，重新评估自己的平台利益和名人形象背后的社会责任。
作者：燕志华 博士，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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