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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作为一个从大陆走出去留学、并在海外扎下根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研究者、观察者，郑永年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阅读者和影响力。他兼具中西的思维视野、独立客观的观察视角、稳健理性的行文风格，深受读者欢迎。难得的是，他身居海外多年，人们从他的文字里依然能读到浓重的家国情怀，不像很多学者，留洋定居之后主要是杀文化的“回马枪”。独立、客观、理性而有文化同理心，获得了国内读者深深的认同，因此更显深孚众望。所以人民日报在香港局面进入扫尾、形势渐渐明朗之际对郑永年进行访谈，大有一锤定音之感。但是问题随即就出现了。郑教授发现很多媒体在转载的时候，将他访谈原文中的一句话单独抽出来作为标题，使得他瞬间变为一个低水平的蹩脚参谋，难怪他要发出公开声明表示抗议，并且保留诉讼的权利。![]()
平心而论，这个标题确实做得很low，不光是哗众取宠的问题，而是割裂了上下文的逻辑纽带，呈现为简单粗暴的肤浅动作，而这样为香港断供的行为，不仅殃及民生，而且也极大伤害泱泱大国的形象风度。表面看是很爱国，其实是个潜伏的低级红。所以对于郑永年的怒斥和维权，我们表示支持并声援。一般而言，新媒体时代的名人，一跃而为流量的头部人物。表面看，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人人都有了话语权，但从实际情况看，真相其实相当残忍。微博作为广场化的大众化媒体平台，其实经常发帖的仅有5%，其中成为意见领袖的更少了。微信公众号号称数千万，但是优质的原创内容，往往依然来自那些专家学者和某个领域的深耕者。也就是说，新媒体时代，名人效应更加彰显了。头部人物获得了最大的流量红利。再从全球视野看，真正占据新闻头条的，依然是那些政商名人，特朗普常常引发舆论场里的龙卷风。这是一个名人霸屏的时代，普通人不过沦为拎个板凳看戏的围观群众，而且地位较以往更为卑微。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有媒体记者视野向下，时不时来探访民间疾苦，可在新媒体时代，运营者为了流量，只能去追逐名人。普通人只能围观、只有做粉丝的命，并且贡献大数据流量，随时被大数据公司收割羊毛。流量没有节操。每个名人的汗毛孔里都流淌着血、汗和肮脏的东西，或者混杂着正义、高尚的各种各样的流量故事。名人吸引聚焦，其实就带来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名人如何在公众的视野里展现自己？或者说，如何面对公众、公民记者、围观网民和机构媒体？如何看待很多媒体针对名人的标题党行为？媒体的天职就是报道新闻。但是媒体的天性往往是哗众取宠。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很难深刻地认识到媒体的本质：既是社会良心，又常常是麻烦制造者；既是危机公关者，但也往往是危机扩散者；总是满怀情怀，但首要是养活自己；一手握笔抨击商人无良，另一手私下接受商人广告救济，等等。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之间充满竞争，如果我不能在头版就夺走读者眼球，往往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在一大早的报摊上，数十份报纸接受匆匆停留的读者的检阅，而他们往往仅仅在30秒内就要掏钱取报走人，因此头版头条、头版导读、头版图片具有一举定输赢的作用。为了在一众同类别内容中脱颖而出，媒体运营者往往倾向于吸引眼球和哗宠取宠进行标题的制作，在最短时间内偷走读者芳心。媒体和名人，是个怨怼。我们如果用香港狗仔队和明星的关系来比喻，堪称相互成就。又如同怨偶，彼此抱怨，却又同床共枕。甚至当名人抱怨的时候，就是对媒体撒娇，吸引他们尽早来进行采访。所以，作为一个名人，如果不能了解并理解媒体，很容易成为媒体的牺牲品。因为媒体经常性地会以炮制名人的花边细节作为吸引眼球的手段。谢天谢地，这世界上名人太多，新闻大餐从来不缺少原料，媒体从来不缺少大餐。消遣名人的一个手法，就是围绕名人的言论断章取义，取一个足够惊悚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的目光。只要能够吸引住读者驻足并付钱，这就成功了，至于名人怎么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名人如果要打官司，那正中下怀，正好可以做一个星期的专版。这又涉及到媒体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了。在媒体的广告充足的时代，媒体会有充足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可以为了责任感而进行超越功利的舆论监督。人们完全可以信赖这样的媒体。但是当媒体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的时候，社会责任感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是象征媒体尊严的最后一丝面纱，比如当下的传统媒体，日薄西山的时候，媒体与道德同坠。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今天道德滑坡，媒体在其中起了什么样的负面作用。传统媒体一旦抛却道德感和责任感，盲目的追求流量，往往带来最坏的示范效果。有恒产而有恒心。无恒产而有异心。我们会发现，很多传统媒体为了自救，往往开始和那些没有社会担当的自媒体同污合流，追求毫无道德感的新媒体流量。在很多时候，流量成了人性的下水道。多少小编为了流量的KPI，开始打擦边球，情色的暴力的血腥的，只要吸引流量而又不痕迹显著地违反违规，都可以大行其道。网络小编掌握中国社会的道德尺度，这一点毫不夸张。我们还注意到，争夺话语权，正成为中国另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官方和民间争夺宝贵的公信力，党派团体之间争夺流量票仓；小V生大V，普通人成长为名人，做冷板凳的学者成为热门学者，无不需要在新媒体时代进行标新立异、举止怪诞和语不惊人死不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脱颖而出”，占据新媒体的头条和吸引流量。流量足够多的了，人们记住了你的名字，你也就成了名人。至于这名人是表扬多还是骂声多，他们并不在意。因为只要吸引到足够多的的注意力，就可以随时实现形象反转。一个通过狂吃出名的胖子网红，只要减肥成功，立刻就成为励志达人，从而转变形象，灰色洗白。人们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媒体开发的新媒体，在竞争流量的时候，往往会做个标题党。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很有名的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客户端做郑永年文章的标题党的时候，我们毫不奇怪。在这个时候，抨击媒体的道德堕落是无力的，正如你抨击一个穷人吃相难看，对方听不进去，你也觉得拳头打在棉花上。你批评一百句，还不如设法给它送钱。我们理解了媒体，就知道名人该怎么做了，那就是：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以“少说为佳”作为至理名言，而“随口一说”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因为这往往是标题党的绝佳题材。记得原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就随口一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就这一句，成就了媒体，也让自己的仕途突然暗淡。类似的案例，举不胜举。名人的媒介素养就表现在细节，不能为了形象或者生动，而信口开河。心底必须时刻吊着一根弦，那就是提防媒体的断章取义。你在媒体断章取义发表之后，再进行抨击，为时已晚，而且不会有读者同情你。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只会悄悄认为你媒介素养不够。在这方面，西方的政治家可以给我们做表率。除非是特朗普这样本身就是网红、自己就有强烈的动机要上媒体头条，因此经常出语惊人之外，绝大多数的政治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都是惜字如金，绝不会为了深入说明某个问题而大开金口。他们也熟知媒体的套路，在围绕具体某个问题问答的时候，常常警惕主持人和记者的挖坑、用问题套路你，从而在次日的报道中争取轰动效应，因此谨言慎行，不给对方以可乘之机。而且在国外的观众倾向于认为，当你爆出某个细节的时候，往往是你主动公开的行为，而不会想到是被断章取义。因为西方的政治家常常是从媒体访谈挑战的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所以锻炼了他们的媒体素养和博弈能力。如果由于自己的不慎而遭到媒体的断章取义，他们也没办法从道德角度抨击媒体，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媒体的本能。而且他们也知道，作为名人，必须接受媒体的拷问和窥视，这就是做名人的代价。所以，当郑永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作为名人，首先应该考虑到，我的原话没办法在传播中进行“密封”保护，存在被曲解和做标题党的风险，很多细节就不需要爆出，尤其是那些会刺激观众注意的极其敏感的细节，很容易被媒体单独拎出来做在标题上，从而成为标题党。以对香港“断水”这个细节来说，因此将极大刺激香港市民和内地百姓，将听众的注意力压缩到非常局促的空间里，吸引极大的关注。经过压缩的注意力就会被引爆。难怪会被很多媒体抽出来单独做新闻。我们当然可以谴责媒体的素养和道德，但是作为名人，首先也应该反思自己的媒体素养是不是充足？我们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今天的名人，绝不仅仅局限于政商名人、专家学者，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常常都是名人。在这方面，必须接受郑永年的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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