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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武汉已经撤掉最后一个方舱，生活恢复秩序似乎是指日可待，但是考虑到，全球各国正迎来一轮爆发期，出院的患者存在一个返阳的风险需要密切观察，有可能迎来一个海外留学和定居人员的归国潮，还有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中外交往频繁，中国很难独善其身等，这都意味着一个疫情死灰复燃的风险。风险随时化为危机，河南省日前报道一位周游列国回来又交游广泛的市民竟然确诊了，让全省人民吓出一身冷汗。因此，我们眼下最好保持谨慎乐观。大灾之后有大议。这是一个日渐成熟理性的国家社会应该有的发展规律。这种“大议”其实在疫情爆发后就开始了，并在医生李文亮去世之后达到高潮，但那很多是情绪的宣泄，“泪飞顿作滂沱雨”。在眼下，当疫情显著向好的势头已经出现，也就是进入收尾阶段，对疫情进行深刻反思，充分总结经验教训，将是中国网络舆情和社会舆论的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和我们欢迎一线医务工作人员凯旋，庆祝抗疫在中央领导下取得重大成果，并中外对比、理解中国抗疫成功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将是多线进行、并行不悖的。也因此，《人物》采访了李文亮的同事的文章，引爆了新一轮的反思潮，是再正常不过的舆情、舆论规律的客观反映——如果没有这一轮的网络热烈议论，我们几乎要怀疑是不是这场突发病毒已经击垮了我们全民意志和理性能力了，让我们无力反思并在精神上站立起来了。毕竟，亿万网民没有忘记李文亮，李文亮的微博下面成了人们“网祭”的打卡地，看看留言，就知道民心所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人们在期待李医生的调查结果，这不仅是一份简单的报告，而是关涉重大，它涉及对于谣言认定、失误问责、公信力回归、制度建设、挽回人心等一系列重要的工作。不应将这份报告仅仅视作一份官方文献，而应视作一次重要的公共关系、民心民意的危机管理内容，一次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契机。![]()
我们在面对疫情尾声的全民反思阶段，尤其要学会和网络上的思想界、意见群体打交道。要倾谈、握手，而不是应付、处置，更不能一言不合就端茶送客。我们通过对于近年来网络舆情的观察，会发现网民结构和知识分布在无声无息中已经发生重要变迁，此前的低学历、低收入的网民群体虽然没有多少变化，但是知识阶层开始大增。前者在围观某个大型事件的时候依然会发出很大的声量，爆发出群体的愤怒，但是他们中间极难产生意见领袖，而后者，知识阶层对于网络面貌带来了深刻的实质性的变化。随着近年来大批的知识阶层进驻网络各种端微、平台公众号，碎片化的意见、思想、观点终于汇总起来，最后统一涌入微信朋友圈和无数微信群。微信平台上的圈层化依然存在，各个阶层和圈层平时相安无事，但是重大事件中爆发的怒火、焦虑、恐惧，会产生信息激流，瞬间击穿无数圈层，形成一个统一的广泛的全民舆论场。这其中，知识阶层由于其智识、见解、阅历，更由于其理性、客观和科学研究方法，确立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在网络世界里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成了意见领袖。不少事件的真相、定义、话语权博弈是由他们完成的，并进而影响了社会心理、网民情绪、网络舆情和社会舆论。线上线下的交织互动，较之以往更为频繁，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虚拟和现实社会高度融合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网络舆情影响了社会舆论，越来越多的网络舆情影响了线下的社会行动。网络进入中国数十年的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里，网络舆情正日见其重。因此，知识阶层日渐整体性地进入网络并发出声音，对于网络舆情和社会舆论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我们正在见证一个网络空间里过去十多年未见的结构性的变迁景观：亿万传统的普通网民，因为科学和理性的感召，正日渐汇聚于知识阶层的智识旗帜之下。这其实是复制了“线下”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知识和智慧依然是照亮社会前进的火把。因此，在网络时代，我们更需要重视和知识阶层打交道的问题。尤其在眼下，抗疫斗争在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重大历史事件之后，再次形成了全民统一战线，中国伟大的抗疫斗争拉开了人类“共御外敌”的宏大序幕，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存在，我们踏实的实干、巨大的牺牲和科学的应对占据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世界对于中国的支持需求从未如此强烈，我们更有必要做好内部的意见市场的统一安抚工作，万不能因为和知识阶层的打交道本领欠缺而功亏一篑，如果因为不能容忍多元意见，不能吸取多元意见中的有益成分而对各种意见实施一刀切，表面看起来治理有方，实际不过是武力弹压，大失人心。每个意见背后，可能都站着一群知识人士，每个知识群体背后可能都有成千上万个支持者和点赞者。一刀切往往铸成失去民心的大错。统一战线来之不易，解体却可能就在朝夕之间，因为人心易散，凝聚太难。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积极寻求共识，达成和解，这是网络舆情时代，最大的共赢。因此，在反思阶段，一定要做好我们平时就很重视的舆情研判工作。对于社会民心、社会心理、多元意见、意见群体、知识阶层都要加强认识和深入研判。因为研判结果如何，直接决定权力如何使用、使用后果的民心向背，以及会不会爆发次生舆情和民意反弹。抗疫过程中，已经先后发生多次舆情重大误判，导致公信力严重受损。比如武汉市就出现了令人瞩目也耐人寻味的舆论现象：一方面，是作家方方，从“软埋”到“病中惊起”，封城日记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点赞，崛起成为新的意见领袖；另一面，是作为主流媒体的《长江日报》，接连出现重大舆论误判，触犯民意，批评如潮。前者以人为本，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坚持说真话、说人话；后者唯领导马首是瞻，罔视压抑舆情中的悲愤，成为舆论公敌。想一下，我们在别的方面有没有出现重大误判，带来严重后果？网络管理者包括主管部门、平台管理者等对于表达多元意见的贴文，应该慎重用好手中的权力。眼下很多地方的内容管理，使用的是软件管理，只要它们检索或者捕捉到了设定的敏感内容，就会自动执行法则，导致很多内容被误杀，可杀可不杀的杀了，可留可不留的不留了，结果常常带来非常多的相关话题的贴文消失，无论它是不是科学理性的，无论它是不是建言献策的，只要是涉及到这个话题，就统一批次处理。这就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建议，在内容的管理上，有必要寻找更为科学、更为人性化、更有容忍度和包容性的办法。3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于内容生态提出了诸多要求，明确了正能量信息、违法信息和不良信息的具体范围。对于多元意见，应该是属于很难界定的内容，因此进行柔性的审慎的管理，把握好权力的尺度，就应当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好好研究。
作者：燕志华 博士，舆情和声誉管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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