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倍遇刺事件看中国公共外交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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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燕志华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遇枪击的消息震惊全世界，在国内产生了轰动性效应。人们首先是被刺杀新闻所震惊，随即网络就出现了很大的争议，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
安倍遇刺何以在国内反响如此之大？
从网络的反映看，不少网民留言跟帖是“幸灾乐祸”式的，也有不少是对这位前首相的悲剧遭遇表达哀悼，并对其充满赞誉。一些文章开始研判接下来日本政治的走向，毕竟日本社会一贯有“以下犯上”的传统，一旦出现激烈的政治势力对立冲突，就会有政治人物被刺杀，直接导致社会走向极端化，从而对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安倍晋三虽然不是在任首相，但是依然在政坛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接下来中国的智库机构和研究者确实需要对此进行扎实的研判，走出此前中国国际局势研判经常失败或者后知后觉的阴影。
我们与其问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这位日本前首相、又有这么多人对他表达了悼念之情，不如问问，为什么邻国这位前首相遇刺事件会在国内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安倍超长的政治生命，得以和多个强势领导人同台亮相，存在感强烈。
在他执政期间，一方面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另一方面又是冲突不断，再加上中美博弈的各个议题，总是有安倍的活跃身影，因此，即便是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基层百姓对其也能耳熟能详。安倍第一任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多深的印象，其政治影响力主要开始于2012年12月的第二任任期，而这种影响力的产生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博弈注定的。
201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前后的地缘政治的变迁和世界大国领导人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时刻！
此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2月14日，日本内阁数据显示，其去年GDP折合美元为5.4万亿美元，比中国足足少了4000多亿美元，这是日本自1968年以来首次让出“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个“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亟需选出更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他们，和中国进行国运的博弈；
2012年1月，经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国正式确定了“亚太再平衡”这一区域战略，延续了2011年希拉里提出的“重返亚太”的战略，其本质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2012年11月，中国“十八大”召开，产生新一届领导集体，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领导人让世界印象深刻；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出任第96代首相，成为战后继吉田茂之后，第二位再度拜相的领导人。
我们会看到，中、美、日三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在2012年这个年份，开始在同一个世界舞台亮相。他们年轻有为而又雄心勃勃，力图为自己的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世界舞台又是颠簸的，注定了博弈和摩擦是舞台剧本的基本冲突情节。中国展示的勃勃生机迫使美国重返亚太实施遏制战略，日本也在强烈的危机感之下寄望于新领导人有所作为，走出“失去的20年”，中国首提“中国梦”的概念，凝聚了全民的精气神。各国领导人各自承载着身后的民族和国家赋予的历史重任，并努力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种博弈的局面，发展到2017年岁末，中国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上述各种因素，意味着环太平洋地缘政治的国家和区域的博弈是激烈的。
二是，安倍较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敏感复杂的民族情感。
不可否认，安倍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华外交展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多面复杂性，在武汉疫情期间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援助外交，就是他推动的一段中日关系美谈，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言，“安倍前首相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过贡献”。在非核心利益上展现柔软姿态和低姿态，但是在涉及核心利益、民族利益、地缘利益方面，则采取鹰派做法，尤其是对于历史问题的模糊态度，并发展到篡改教科书，当政期间的钓鱼岛风波、祭拜靖国神社、拱火台海危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等涉及中国国民情感的核心议题上，严重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感情。这一点也是中国网络舆论场中对于安倍评价很低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中国民间向有“以貌取人”的亚文化民间传统，就是一个公众人物的面相显著影响他的社会评价。安倍在日本不失为一个谦逊和彬彬有礼的美男子，但是在中国不少百姓看来却并非如此，甚至符合了相书中的“坏人”描述，这和他的所作所为一起，构成了较低的民间评价总因素。
两种极端评价背后的不同群体考察
安倍遇刺并身亡之后，国内舆论场对他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即便官方发言人对于安倍的遇刺表达了震惊和慰问之情，国家领导人也向日本政府致唁电，但是并没有改变舆论场中相当数量的民间消极评价，这表明民间对于安倍的评价存在一个稳定而长期的文化心理。
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对于安倍存在负面的评价，但是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却只可能来自中产以上的群体。我们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以下的判断：
中国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百姓，受到一直以来的主流舆论宣传的影响，容易对日本这样和中国有过冲突历史的国家存在刻板印象，往往对其抱持负面的看法和态度，长期以来形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沉淀为基本朴素的家国情感，并不容易改变，而且一旦国家关系发生波折，还会强化这种负面观感和情感。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政府曾经的上述种种伤害中国民族情感的做法，强化了普遍百姓的这种感受，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感、日本对于中国的野蛮侵略和大屠杀，使之成为中国百姓一种较为深刻强烈的集体情感体验。
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因为平衡物质利益和家国情怀的之需，常常需要超越基本的情感诉求，寻求一种更为理性开放的视角来看待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会从家国和社会的层面客观评价一个领导人出于国家使命而做出的相对“自私”的行为，甚至出于民主的立场，积极评价他国领导人的亲民、爱国、勤政的风格。这也是一些网络人士评价安倍是日本优秀领导人的原因所在。安倍执政期间，在不少中国人对其高度抱怨乃至仇恨的时候，日本人却将之颂为日本的民族英雄。实际上，从日本人的视角看，安倍作为领导人相当成功。正所谓“彼之蜜糖，我之砒霜”。
还有一些人，致力于调和两种冲突对立的评价，弥合舆论场内部的裂痕，但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种较为特殊也极为强烈的情感，是一个人长期所受教育和文化熏陶的后果，也是个体的人格情感特征之一，并不是简单的观点和意见可以轻易改变的。至于那些因为要高度评价安倍、转而攻击同胞的所谓学者，则又等而下之，是一种极为浅薄的行为。这两天在网上被传播的唐山某高校的老师，用“支那劣根性”这种极为罕见的侮辱语言攻击网民，就属于这个类型。但是学校因此而成立调查组，则是大可不必。
复杂舆情背后的中国公共外交困境
中国网民意识到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自由表达很可能会引发国际影响的时候，主要是在2020年的武汉疫情期间。
当时人们对于方方的褒扬或者抨击，对于地方政府民生保障不到位的严厉批评，很快就通过外媒的“直通车”传到了西方，并被当做中国的民意而被西方媒体肆意裁剪，成为他们的舆论武器。再传到国内，人们不禁愕然。
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网民意识到了中国网络舆情的分量，隐隐然天下重焉。而每一个网民的发声，都可能成为这种舆情的重要成分，不少网民也意识到，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自己每一个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留言、跟帖，都可能被单独拎出来，成为某份报告、某个新闻甚至某个决策咨询报告的标题或引文重要内容。
而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有无严谨的数量统计。学术研究对于某个主题的提炼，往往需要在一定规模的数量统计基础上得出结论，而媒体报道则是宽泛得很多，有时候境外媒体只需要抓住境内某个网民的留言，就能作出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从而无意中成为“出口转内销”的舆论加工品。学术需要经得起考验，而新闻只需要抓住眼球。
中国十亿网民的规模，以及非常多的世界级的网络平台，无所顾忌的网络话题，海量吞吐的信息潮流，使得中国舆论场已经成为全球的舆论战场和信息的集散地，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舆论辩论广场。世界各国领导人、政经名人充分认为到了这一点，纷纷来此开设了发声据点，随时都会产生影响力。现实世界的重心是在西方的，但是在网络空间里，我们却与西方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这个现象对于中国是否是一种软实力，是机遇还是挑战，如何应对和拥抱，如何制定一种世界级的规则，对我们的网络管理和全球治理智慧是个极大的考验。
这也意味着，当十亿网民就某个话题进行酣畅淋漓的发声的时候，境外媒体其实正在用人工或者爬虫进行意见的梳理抓取，随时进行加工成为舆论弹药。实际上，中国网络舆情的敏感矛盾一直是西方绝佳的武库。
近年来，公共外交成为一个热门的探讨。这源于在近年来的国际传播中，官方传播陷入了传播失灵，明明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方面成为全球的优等生，但是在西方的舆论里面，却屡屡陷入被动，我们的成果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口实，一时令不少人困惑不已。
近年来，人们才恍然大悟，这种现象源于东西价值观对立和意识形态斗争，愈是官方，愈是可能受到抵制，这就使得公共外交进入国际传播的视野。公共外交简而言之，就是民间对民间的外交，鼓励每个公民以正向积极的姿态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传达出中国的美好。民间的声音更容易突破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壁垒，而进入西方民众的心目之中。
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当我们主动追求公共外交、向西方传递信息的时候，却殊不知，我们在网络空间里的声音，因为时时刻刻被境外媒体和研究机构紧盯着、梳理着，网络言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公共外交行为，并产生了相应的后果。这是很多机构和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
就如在俄乌冲突的初期，由于中国舆论场里对于俄罗斯的更多的支持，甚至有些网民对于乌克兰的无端攻击，被境外媒体梳理打包投放到了乌克兰的社交网络里，一时引发了乌克兰民众的极大愤怒。这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乌克兰一时陷入了危险境地。
我们很多专门转载境外社交网络网民意见和评价的媒体，经常将境外社交网络中的网民对于中国某件新闻的评价，详详细细地截图过来，并贴心地进行了翻译，每每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或者满肚子的怒火。
由此可知，一个国家少数网民的评价，就足以影响我们的舆论动向。那如果我们对于他国进行自由褒贬评价，又该如何在他国的网民心目中引发波澜？
根据一些国民统计，中日两国国民对于对方的评价，已经降至多年来的新低。这中间固然有政治宣传的影响，但是社交网络中的民间的彼此负面评价，又在其中占据了多少影响因子？这实在是个可以研究的课题。当我们抱怨日本不少网民对我们不抱好感的时候，可有反思我们在网络的“公共外交”，实际已经影响了对方的感受？
就以我们对于安倍遇刺事件的表达来说，不少网民对于这位日本曾经领导人的攻击，又是怎样的公共外交行为？会导致怎样的舆论后果？这些都是我们网民未曾想到的地方。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里已经提出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是我们在很多方面并未做好准备，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大国小民”状态，就是我们很多民众，也包括不少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言行并未及时跟得上国家的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依然表现为传统思维和狭隘思维，在网络发声的时候，虽说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一旦成为集体声音，就是一种公共外交，反倒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虽说如此，但是网民自由的表达，已经成为中国网络世界的一个特点，甚至成为网民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一个权利和福利。让他们注意发声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使得网络公共外交有了一个困境。当然，中国舆论场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赖于中国社会持续的发展进步，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意识上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或许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助推中国进步的观念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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