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二十条”面临着社会新现象、新矛盾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优化新冠疫情防控的20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百姓诉求，缓解了社会焦虑。应当说，这种做法赢得了百姓的欢迎，而地方政府会感到更大的压力，新一轮的央地博弈或许就此开始。
这个防疫“新二十条”，是在此前防疫版本之上的改进版，是建立在病毒演变规律和科学调研的基础之上的，既是对于当下民意的尊重，也是审时度势的科学之举，并非简单地迎合社会对于“放松”的要求，更不是就此和国外一样躺平了。
从防疫政策的变动和改善方面来说，对于宣传的口径和策略的缓释，我们会注意到，相关部门一直在控制着节奏。对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从阶层来分有上、中、下，从观点来分有左、中、右，从发展梯次格局来分有东、中、西，又处于今天新媒体和社交软件盛行的时代，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所以，一篇新闻稿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概念和观点自上而下地提出之后，如何进行精准的、权威的、富有公信力的传播，应该首先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
从此前的经验和教训看，有的重要的概念和提法提出后，或者一个重要事件爆发后，由于宣传和解释没有跟得上，或者节奏没有掌握好，在中国这个大型的复杂舆论场产生了相当的混乱。无论是对于共同富裕的概念理解，还是佩洛西窜访台湾之际的全民直播、不久前围绕“人民经济”的激烈争议，已经眼下还在热点的社区食堂、供销社等提法，民间舆论场无不吵得沸沸扬扬，而官方舆论场在其中反倒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其中自然有慎重的成分，但是一直缺位，也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引导，是个值得严肃考虑的事情。
围绕刚刚出台的“二十条”，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下的新变化和新的社会心理：
一、石家庄和北京的“新实践”成为焦点
在“二十条”发布后，出现了几个热点：北京疫情吃紧、石家庄出台“告市民书”，以及久未露面的张文宏公开发言，吸引了极大的关注。
可以说，首都和距离首都如此之近的河北省省会的疫情在新政下走向如何、对于领导干部仕途的影响如何，不是试点胜似试点，对于全国各地来说，具有风向标意义。
11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呼吁“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等。该市进行了10多天的静态管理突然解除了。人们发现小区门口的警戒标志一夜之间也撤掉了。这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
撤掉围栏是简单的，甚至只是故事的开始。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人们首次担负起“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强大压力，促使他们要为自己、为社会负责，街头看不到解封后的自由迹象，人们快速回归家中；不少企业和单位第一时间推出核酸政策，要求每个人出具阴性证明。人们此前处于政府的强大庇护之下，如今突然解脱了、“自由”了，一时无所适从，更准确地说，莫名的恐惧感和无助感袭来。正如有的网友说：核酸点取消了，都自费测了，一天新增快500个，结果幼儿园、小学全部通知开学了，突然放开大家都不敢去！
可以说，接下来石家庄的疫情发展如何、领导干部的考核标准会不会变化，将成为焦点关注的目标。疫情如果慢慢改善或者没有更严重尚可，万一变严重了，会不会处理干部？
如果领导干部没有因此受到处理，各地将会出现一窝蜂的“石家庄化”。这是可以想象到的结果。
但如果对于地方领导的考核和问责一如既往的严厉，那“二十条”就几乎很难落地实施。上级部门对于领导干部的考核，如果不能遵循人性化、科学化的标准，是难以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的。
人们注意到，很久未露面的张文宏在一个论坛上也发声，说疫情的最终解决还是需要依靠科技。作为“纯技术派”的张文宏在此时发声，也具有某种社会心理的暗示作用。
二、社会出现一股莫名不安全感
中国社会强大的集体主义传统，在对抗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传统表现为中央科学有力的领导，百姓自觉信任跟随。这既是一种制度的成功，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优势。中国政府作为“无限责任”政府，在疫情面前一直充当的是社会和百姓的守护神，保障了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代价就是个体需要牺牲一定的自由流动性，个性化的需求常常不会满足。这种集体防御的做法和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那里的政府和社会之间有明确的契约关系，政府和个体的责、权、利界限分明，这一点在和平年代是有其优点的，但是病毒却恰恰攻击了这个政府和社会连接处的巨大缝隙，导致了他们的防疫其实整体是失败的。所以美国社会因为疫情死亡了接近110万，但社会风平浪静。政府可以为“黑命贵”运动中的黑人个体下跪，但是在疫情防控这方面，政府没有愧疚。
正因为中国政府这种“守护神”的作用，所以中国百姓基本可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无虞。但是如今疫情防控政策有点松动，甚至民间有“放开”的说法，社会上出现一种担忧和不安全感就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了。不少人有一种可能被政府“放弃”的感觉，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如同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突然被放在了父母不在身边的环境里，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油然而生。
实际上，我们可以概括相当一部分百姓的心理，那就是在安稳和平的年代跟政府要自由和民主，但是在混乱和不确定性突然降临的时候，又希望政府继续提供强大的庇护，希望重回母鸡的羽翼之下，寻求温暖的庇护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百姓从市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很多方面尚在成长之中。
对于相关部门来说，如何在政策调整和确保百姓安全感方面进行平衡，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们建议以持续的宣传和解释，以一种宣传的粘性实现对于各个阶层的百姓的链接，防止出现社会心理的脱节感和不适感。
三、央地之间新一轮的博弈
央地博弈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虽然中国是个中央集中制的国家，但是在不少专家眼里，中国广袤国土上千差万别的发展阶段样态和各个省份的不同资源禀赋，再加实事求是的行政价值追求，中央和地方是事实上的“行为联邦制”的国家。正如郑永年认为，中国虽然没有一种联邦形式的政府体制，但是中央—地方的关系日益遵循联邦制的原则在运行。
此前，在很多方面，中央和地方都存在明显的博弈，如税收分成、楼市政策、土地拍卖收益、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创建、招商引资上马项目、环境保护和地方发展的平衡等多个领域，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两条线：地方表面上宣传和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又或多或少地向GDP主义倾斜。
在疫情防控方面，防控是不是“一刀切”、层层加码是典型的央地博弈的焦点。对于中央来说，希望各地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防控的效果；对于各个地方来说，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在太难，远不如实践中搞大片隔离、大规模做核酸等“一刀切”做法来得简单有效。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因此受阻、人民群众是否因此怨声载道暂时难以虑及。只要中央考核的标准和压力不变，地方首先要考虑的是个安全问题、位子问题，本质上，这也是一个人性化的问题，毕竟，管理领导干部本身是个管理“人”的问题，尤其领导干部又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思考和立足点更为复杂。
如今，“二十条”的出台，事实上对于地方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眼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胶着状态。他们佩服石家庄主政者“第一个吃螃蟹”的实践勇气，也知道中央出台新政策的治理勇气，但是他们需要密切关注石家庄和北京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以及中央的考核大棒的动向。
在气温初降，理论上说新冠病毒变得活跃的时候，石家庄放松了防控的做法，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国内绝大多数的关注目光。所有人都诚心地祈祷这个呱呱落地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走着就突然“行稳致远”了！
四、防范变味的市场营销和物资抢购风险
在“二十条”出台后，人们相信接下来核酸检测要自费了。已经有自媒体在各种平台上提出，家中要常备一些感冒药等。核酸自检产品在石家庄已经开始变得短缺。这就会给很多相关药品厂家带来很大的想象操作空间。
因此，接下来可能相关部门要防范一些商家的变了味的营销，通过恐吓和疗效暗示来推销自家的产品。尤其是核酸检测产品的厂家，产品价格突然提高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在当下这种观望气氛浓厚的情况下，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导致某种抢购潮和囤积热，除了一些商家获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有恐慌和伤害。
相关方面也需要预测和研判一下接下来的风险，比如，受到庇护已久的中国百姓，如何消除已经留下心理记忆的恐惧，并重振自由的信心？如何防范这种突如其来的“松弛感”冲击社会秩序，并防范各种可能的谣言？在各地开始执行“二十条”之后，如何面对社会上各企业和社会实体的“内部严格规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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