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人：父亲逝世十周年祭
家庭是一个人最早的学校，父母是一个人最早的老师。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老师，正是我的父亲，一个可怜但不自贱的奋斗者，一个贫穷但不潦倒的高尚者。在他的教诲下，我从过去进步到现在，也一定会从现在进步到将来……
本文插图：乡韵 作者：朱旭东
父亲十周年祭
文/陈杰人
今天，2008年9月15日，是我的父亲去世十周年的忌日，我倍加怀念可怜但坚强的父亲。他生前虽然是一位经济窘困的残疾人，却给了我辈自强不息、坚韧乐观的品格，让我受用终生。
十年之前的中午时分，独臂父亲骑着自行车，从我老家的小镇湖南双峰县青树坪镇沿320国道往远在8公里之外的小山村家里赶。那一天是青树坪逢五、十赶集的日子，父亲是个抽烟人，为了省钱，他从集市上买一整条香烟，这比一包一包地买，每条可以省下2元钱，一个月下来，可以省下6~8元。
事后我才得知，我父亲骑车行至离青树坪镇区大约800米的地段，也就是320国道1351公里+500米的地方，一辆从长沙开往邵东的依维柯牌中型客车——我至今记得那个车牌号：湘A15163——因为超速，从后面撞上我父亲的车驾，我父亲连人带车被撞飞到行进方向的左侧。在人落地的一瞬间，我父亲因为左臂缺失，无法在空中有效平衡身体并保护头部，他的头部重重地撞在路边的荧光水泥柱上。
在场人后来告诉我，父亲被撞倒后，自己还能爬着坐起来，当时他身上能看出的外伤，就是踝关节部位撞得出血。肇事司机问他伤了哪里，父亲回答说“脚很痛”。
事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离事故现场大约30公里远的另一个乡镇的一个偏僻山村子里开会，我那时是那个镇的领导层成员，当天去那个村里就部分村民的要求开会协调问题。由于那时通讯不发达，村里没电话，我自己也没有移动电话，因此，在事故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我对事故一无所知。
在事发后不久，父亲被路人送到了青树坪镇医院，尽管这是全县除县人民医院外最好的医院，但囿于简陋的医疗条件，医生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救助，只能让父亲干躺在急救床上。大约3小时后，我的一个在农村的弟弟闻讯赶到医院，但由于手头没一分钱，肇事者也没有掏一分钱，也只能是干坐在父亲身旁，眼看着父亲的状态恶化下去而束手无策。
后来的检查表明，父亲的致命伤，就是头部在撞击水泥柱的时候，颅脑损伤并出血。在当时他还能说话的情况下，抢救者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通过CT扫描确定颅脑损伤部位和严重程度，然后根据情况止血或施行开颅术。一位资深脑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像我父亲那种情况，如果当时能说话，神志清醒，说明事故之初颅脑损伤不严重，完全可以通过有效抢救手段保命并不致严重后遗症。
可是，这一切都只能是事后的假设。在青树坪医院的急救床上，看着我父亲慢慢由清醒变为昏迷，看着他的伤情慢慢恶化，肇事者的心态是“活着不如死了，因为活着可能要花更多医药费”，我弟弟作为一个穷农民，则只有傻坐的份，他期间去问过医生，要不要转院，据说医生的答复是转院需要花钱，至少救护车的钱就要好几百块——这可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或者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
直到下午6点左右，我从村里开完会回到镇机关，才得知父亲遭遇不测的消息并火急赶到青树坪医院。但在医院里，我只看到了深度昏迷的父亲，他躺在床上不断抽搐着，对我的任何呼唤都听而不闻。而此时，肇事者早就不见了任何踪影。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亲被迅速转到了县人民医院。但在那里，一个让我终生无法忘记的事件发生了——面对我的苦苦哀求，值班大夫懒得动一动，很显然，他不愿意那么快地开出CT扫描单，而根据医学常识，要救命，首要的事情就是CT扫描确定病灶。
在周围病友的暗示和提醒下，我意识到必须得先给医生表示点什么。可由于当时我走得急，一分钱都没带在身上。于是，我想尽办法借来一张50元的钞票，把它揣到那位值班的姓胡的医生手里，他才给父亲开出了立即进行CT扫描的请求单。
但这时一切都太晚了。在县人民医院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当父亲被送到CT台上近半小时后，我们兄弟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从这里走向了天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悲愤和无奈。悲愤于车祸的无情、肇事者的残忍和父亲的命运多舛，无奈于医生道德的沦丧和自己的无能。
父亲去世那年，他刚满64岁没多久，那一次，我因为在外工作，都没能陪伴他。妈妈告诉我，他最后一个生日，因为家里穷，连肉都没吃上。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设想，如果我家不那么穷，父亲就不至于要为了每个月省6块钱而去赶集买廉价香烟；如果父亲是一个健全人，他在车祸发生的一瞬间，兴许可以用手臂护住头部，顶多也就是个骨折之类的伤；如果肇事者有半点良心，就会主动送我父亲去好一点的医院抢救；如果医生职业道德好一点，也许可以抓住最后的抢救机会。
可是，那都只是我这么多年来时不时的幻想而已。那些让人悲愤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医生职业道德和私车经营者的良心，即便到了今天，局面依然没改变多少。父亲的命运，其实仅仅是这个道德沦丧、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无数牺牲者的缩影！
在督促我读书的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的几句话是诸如“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观点。从我稍谙世事始，他就给我灌输这些观念，让我至今认准读书才是正路这个死理。
记得父亲那时教导我说：“作为农家子弟，我们没有高官贵人亲戚，没有做生意发财的资本，只有认真读书，发狠读书，才可能让自己走出山村，土鸡变成金凤凰。”幼时的我，虽然不太能理解父亲所说的深奥道理，但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我还是慢慢接受了他的观点并依照他所设定的道路前进。
关于父亲狠抓我读书的事情，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三件事。
大约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一位叫凌银雪的女老师，他有个儿子叫刘文胜，成绩特别好，这位老师对他儿子的要求也是相当的严，规定每次考试每门功课必须都是满分。某次期末考试，刘文胜的数学得了100分，但语文只得了98分，原因是他将卷子里的一个“或”字少写了一撇，被扣去2分。考试成绩出来后，刘文胜被他妈妈狠狠地打了一顿。
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不下100次地和我提到这个事，说“这才是严格要求，读书就是要做到十全十美”，并要求今后我的每次考试也必须是满分，否则要给我吃“竹子炒肉”——在我们那地方，这是体罚的代名词，意即用脱了叶子的竹枝抽打背部和腿部，虽然很疼，却不会导致大的伤害。
我惮于父亲的威严，不敢造次，每次考试都追求语文数学双百分，并且从没失过误。及至后来，有人向我父亲提出，语文考试有了作文，就难拿100分了，要我父亲放松要求。我父亲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在他看来，作文写得好，也能得满分的。
父亲除了要求我考试得满分，还有个要求，就是在任何考试和竞赛中必须得第一。记得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语文数学联赛，我层层考试竞级，在班上是第一名，在学校年级是第一名，在全乡是第一名，到了全区，在6000个学生中还是第一名，并把第二名的成绩远远抛在身后。后来全县的联赛因故取消，我父亲还一直遗憾，他原本的期望是我一路过关斩将，一直拿到全湖南省的第一名。
现在想来，父亲的严格要求对我还是很奏效的。即便到了我走出基础教育的最后一考——在1985年的全湖南省统一的中考上，我的七门功课中，有五门是满分，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这一成绩将绝大多数考生远远抛在了身后。
父亲促我读书的第二件事，是有关我同村的一个本家兄弟读书的典范之事。
那位兄弟名叫陈仁贵，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喜欢串门，每次去陈仁贵家里，他都发现见不到这个小伙子，原来他一直躲在房间里读书，除了去学校，是从不出家门的，最长的一次，是整整半年没出过家门。
父亲经常给我提起陈仁贵读书的精神，在他看来，这样的表现，就是真正的读书人风格，他因此给我写下“板凳要坐十年冷”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条幅，激励我潜心读书。
第三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要属父亲对国学的态度。
父亲虽然只读了三年私塾，但曾经被先生强令写过描红，也短时间练过正楷毛笔字。和他的先生一样，父亲认为，毛笔字的好坏，是体现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标志，他经常说：“字是打门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书法的好坏，是一扇窗户，标志着这个人知识水平的高低。
父亲在故乡当地是比较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字，既有柳体的风骨，又有赵体的活泼，偶尔也带一点点行书之风，让人非常喜爱。我们当地人凡逢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写对联。每家的一些农具上要题上名字，也大都请他去写。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能在故乡很多人家里看到父亲当年的墨迹，让我倍感亲切，同时也倍添思念。
父亲告诉我，其实他的字也有一个长进的过程，最让他受益的莫过于“文革”时期的工作。在“文革”时期，很多人热衷于出去批斗人和搞大串联，人们认为那样才显出革命斗志，相对而言，提个小石灰桶，到处写标语的事，则没人肯干。于是，父亲就被人安排做这项工作。
父亲曾经对我回忆说，在“文革”时期，他把写标语这份无聊的工作，当成练习书法的好机会。“有人出钱买笔墨和石灰，还出地方让我写，何乐而不为呢？”我父亲经常这么乐呵呵地说。
父亲告诉我，在那个时期，他少说也写过2万幅标语，最积极的时候，就是见着空隙地就写，笔没了，就用一把稻草扎成捆，墨没了，就用熟石灰调成白水。他写过的最大一幅标语，就是在我们村里最大的一面山坡上，把坡上的灌木和荒草刨掉，写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3个字，整幅标语跨越300米长的山坡，每个字的直径达到了15米，十公里外的人也能看到这幅标语。
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也从在小时候开始练习书法，先练柳体，后练颜体，再后来便是赵体。现在看来，我的字还能拿出手，不像今天很多大学生那样字迹不端，不至于让人笑话，和父亲的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1985年，我初中毕业，以全省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湖南省娄底师范学校。
现在，有很多人不解地问我，既然成绩那么好，干吗要去上中专而不去上高中呢？其实，这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户籍政策严格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以此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在农村的不能轻易去城市，甚至没有县政府以上介绍信，禁止去首都。因此，那时候人们如果能将农村户口转到非农户口，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其难度不亚于今天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能去中南海里上班，在最热门的中央国家机关担任公务员。那时，农转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学生考上大中专院校——这就算是跳出农门并且毕业后还会分配工作；一是一个一定级别的干部，以“半边户”身份（就是他本人为城镇户口而家属为农村户口）连续为国家工作达到30年以上，可以经过严格而复杂的考核，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在全省少得可怜的指标中，将家属的户口农转非。
正因如此，当时能考上中专，对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来说相当于鲤鱼跳龙门。所以那时候，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在初中毕业的时候要经历两次考试，第一次是想报考中专者的筛选考试，只有通过这次考试才有资格参考中专；第二次考试就是中考，既通过筛选者在另一个集中的地方，同时间同考卷不同地点与其他初中毕业生参加竞争考试。最终，大约0.5%的成绩最好者能考上中专，8%左右的优秀者能考上高中，剩余的就“解甲归田”了。
当时的情况对我来说，上中专就能为家里解除了一切负担，在师范学校里，国家不仅提供免费的教育和食宿，还为每个学生每月发放25元钱，这对于穷人的家庭来说是一大笔收入，要知道，我父亲那时作为一个民办教师，每月收入才30多元。而如果上高中，则每年需要交学费200多元，还需要自行负担食宿，这对我家来说显然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在1985年9月3日，我在父亲的陪伴下，还是很高兴地来到我向往中的大城市——湖南娄底，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尽管那时候我也稍微有些遗憾——我隐约意识到，如果上高中，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前途，而上了这种中专，按照国家的政策，毕业后只能回到农村当小学教师。
到了这所中专，我和其他同学才开始慢慢感觉到前途的渺茫，于是，在父亲发奋读书的精神指引下，我开始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的志向是一定要早日拿到大学文凭。我至今记得，那时娄底师范为了防范学生参加自学考试——在学校的领导看来，参加自学考试，意味着想攀得更高，不安心这所学校所明确规定的“做小学老师”的教育宗旨——甚至故意将各类学校的考试安排到与自学考试同时段，这时候，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比如先在学校匆忙应考，然后再飞速赶到自考考场应考。
中师毕业后，我通过关系“改行”进了基层政府机关，从秘书干起，后来也当过党总支书记、镇长助理等职。而其他大部分同学，则进了山村的小学，过起一人吃饱全家吃饱的生活。
好在有父亲从小的观念灌输，我逐渐意识到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不能得过且过。与此同时，恰好有些中师的同学开始考上研究生，我也有了冲出去的意识。父亲便鼓励我继续发奋读书。1999年，我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只是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一年之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父亲在世，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考上了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他会是多么高兴！要知道，他曾经为我考上中专，都感到那么的自豪。
直到今天，我依然在努力，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有的朋友问我，在我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干吗还要去读书，还要跟自己过不去。我总是一笑而过。这些朋友也许不会知道，在父亲精神的指导下，我会一直努力下去，一直把自己当个学生。其实，父亲的理念，和母校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何等的相似！
和别的家庭不一样，我的家庭是一个双亲残疾人家庭——父亲在1960年代于工厂上夜班时因为饿晕倒在操作台上，被机器扎去了左手，并导致左前臂截肢，母亲则是一个完全失明的盲人，她在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因为脚烫伤后感染眼睛，在无力治疗的情况下慢慢彻底失明，至今也有60年的时光。
父亲受伤后，被工厂辞退回农村。在1970年代前后的湖南农村，人们实行大锅饭制度，大家一起出工，一起收工，收获季节按照工分数统一分配粮食。那时候，父母都是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只能靠父亲在本村受聘担任民办教师的一点可怜所得，以投资方式（即向生产队交钱买工分的办法）获得一点点口粮。在那个政治挂帅体力劳动最光荣的年代，“投资”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因此，父母经常受到本村人的嘲讽甚至欺负，周围村民经常以极具侮辱性的话语辱骂我的父母或者打骂我们兄弟，但我们只能忍声吞气。“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忍；为了不再受侮辱，你必须自己努力，比他们更强。”父亲经常这样私下里劝慰和告诫我。
父亲的抗争精神，不表现在和别人的对骂，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展现。比如，那时候除了生产队统一耕作耕地，每户都分配有一点点“自留地”，用于各家生产必需的蔬菜之用。父亲是个肢残人，本无能力种菜，但他咬咬牙，找铁匠特制了一把比普通人所用更为轻巧的手锄，用于种菜。每每看到父亲挥锄时汗如雨下的样子，我的姑姑等亲戚还曾劝过他不要勉强，但被他谢绝了。
直到后来，父亲种出来的菜，不仅丰收，而且长势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周边邻居所种的菜，让人背后不得不佩服。而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跟着父亲下种、拔草、施肥、引藤、传粉，居然在几岁时就掌握了全套农作技巧和诀窍。
父亲的精神，也感染了我的母亲。母亲本是全盲人，无力承担家务。但后来，她慢慢地学会了缝补衣服、切菜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甚至学会了摸索着穿针引线，她在我们衣服上打的补丁，比那些眼睛健全者打的，针脚更细密更整齐，她摸索着打扫家里卫生，使我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卫生户。
父亲的自强不息精神，还表现在他自我学习的精神。他本只上过私塾，并没有任何数学基础。但他从工厂受伤回到农村后，以当地“文化人”的身份，担负了教师的任务，最初是教那种半耕半读的班，后来就是全日制班级。那时的农村小学，没有所谓分科老师之说，谁负责一个班，就把班主任和全部课程都兼任下来。
为了做好教学工作，父亲开始恶补数学知识，慢慢地，他掌握了比例问题、分数问题、方程式、初等几何、算术诀窍等很多知识，甚至学得比别的老师更快，他的教学质量，也慢慢高出其他老师。
我至今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就教给了我很多算术诀窍，比如乘数之一为11、25或125的乘法技巧，或者个位数是5的平方数速算技巧等。这些现在人们看来再简单不过的技巧，在那时的山村里，却是很多老师都不知道的，因此，当我自如运用这些技巧并赢得人们赞许的目光时，我发现父亲眼里流露出最大的幸福。是的，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学得更好，能够跳出歧视的目光，能够为他争一口气！
父亲的精神显然影响到了我的学习。记得我在乡政府工作时，那时干部需要成群结队经常下乡去找农民收税收粮，我作为一个负责人，一边带着队伍做群众工作，一边在手心里写上几个英语单词，一有空就背一背。
我这个举动被一位领导和几个同事发现了，他们觉得不解，甚至认为我是在“挂羊头卖狗肉，附庸风雅”。对此，我一概不予解释，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只有等自己学出名堂来，才是最好的回答。
如今的我，从农村走出，在北京定居已有十年，坦率地讲，我从知识面、眼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比十年之前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变化。我再也不是当年受人恣意凌辱的穷孩子，我也不再是当年在一个乡长面前唯唯诺诺的基层干部，我有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有自己的追求和爱好。但是不管如何，我每每想到父亲的教诲，想起父亲当年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精神，我就有惶恐之感，因为，比起父亲，我做得远远不够，我努力的程度还远不如他。我必须保持一辈子的谨慎和奋发向上，才能不辜负他的希冀与厚望。
事实上，父亲从来没给我定过任何指标性的奋斗目标，比如必须拿到哪一级的学位，必须做到哪一级的职位，等等。他只给了一种动力和精神，那就是决不自满，不断努力，一生奋斗。
今天，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对于浩大的宇宙来说，十年真的是连弹指一挥间都谈不上的短暂，但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个彻底实现自我否定的历史性过程。我从当年一个只顾奉行上级命令很少想农民心声的懵懂基层干部，变成了今天以人权和民主作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活动人士，从当年一个中师毕业见识不多的人，变成了今天在法学、哲学、政治学等方面有一定建树的学者，从当年一个不知“国际”为何物的乡下人，变成了今天习惯于以全球视野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时事评论员。这些变化，让我时刻感觉到父亲的精神和影响力。
正如有的人所言，家庭是一个人最早的学校，父母是一个人最早的老师。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老师，正是我的父亲，一个可怜但不自贱的奋斗者，一个贫穷但不潦倒的高尚者。在他的教诲下，我从过去进步到现在，也一定会从现在进步到将来。
父亲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但我时常感到他并没有死。有时甚至坐在老家的堂屋里，突然就会萌生一种想法——感觉他可能突然就会从外面走回家，那个身影，那种感觉，是历久弥新。
父亲，远在天国的父亲，您可否知道，您的儿子永远怀念您，您的儿子身上到处都有您的影子！
2008年9月15日中午于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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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人，湖南双峰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知名时事评论家、公共关系专家，国内外多家主流媒体专栏作家，中国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青年报记者、评论员；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主编；民政部《公益时报》主编；中国之声时事观察员；入选“中国最有影响力100名意见领袖”。陈杰人是中国少有的能够熟练地把法律和传媒融会贯通以处理复杂危机的少数专家之一，他的文章笔力雄浑，恰中肯綮，文字老辣，影响力广；他的意见，已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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