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诞辰204周年｜中南大学孟泽：从曾国藩、郭嵩焘到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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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封面图：曾国藩学校校园；供图：程晓琴
论坛现场
论坛现场，土著民“小蜜蜂”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微信直播
土著民微论坛第五讲
“国士之知”
郭嵩焘与严复的交谊和认同
主讲：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孟泽
主办：湖南省双峰县曾国藩学校
协办：曾国藩研究会；土著民
策划：李润良，刘建海，黄诚
文字 | 综合：黄 诚
摄影 | 视频：程晓琴
微信直播“小蜜蜂”：胡气虹（土著民总群），徐翔（文史读书分群），曹涓（图文辅助）
线上配合“小蜜蜂”：瑶湘儿，美菱，媚姐姐
以下为视频实录，时长96分钟，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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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诚：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2015年11月22日晚18:50，我是土著民微信公众平台负责人黄诚。土著民微信公众平台建立半年来，得到了很多朋友的信任、支持、厚爱！在这里，我发自心底的感谢你们！土著民有你们，真好！
为使土著民真正成为交流、学习、提高、推进的场所，我们特开办了系列粉丝群，在群内有主题、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搞一些线上活动。这就是土著民微论坛。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实践过4次成功的线上论坛，分别是以乡土文化为主题的《侃侃双峰话》，以诗词文化为主题的《四季歌－徜徉在唐诗宋词里的春夏秋冬》，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双峰文塔的前世今生》，以曾国藩文化为主题的《曾国藩家族中那些杰出的女性》，反响很好。
此外，土著民热心公益，曾组织为肾衰竭患者、双峰县新城学校教师张星老师组织过募捐，募得款项34000多元；曾在县文联的指导下组织双峰县民间重阳诗会，央视网科教频道以《曾国藩故里民间诗会献重阳，两千观众共享文化盛宴》为题进行了报道。
所以，我要真诚地告诉你的是，土著民，是一个微信平台；但同时，土著民，不只是一个微信平台。你，值得关注！
土著民目前正在参加由腾讯大湘网和湖南自媒体联盟主办的“最美的我”2015湖南自媒体年度评选活动，希望您伸出点石成金之手，为土著民投票、转发、加油，成就我们大家的土著民的腾飞。
今天的活动，是由湖南省双峰县曾国藩学校主办，土著民协办的一场现场与微信直播同步进行的论坛。现场参与人员有曾国藩第六代嫡孙曾樾先生，曾国藩研究界的老师，曾国藩学校全体教师，以及土著民的粉丝代表。
曾国藩学校创办于2000年，含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现有校园面积178亩、100个班、教职员工376多人、学生5500多人。由特级教师、曾宪梓教育奖获得者、湖南省十佳民办学校举办者、全国优秀校长李润良任校长。学校以“有志有恒、心正文正”为校训，以“办有灵魂的学校、育有底气的学生、做有品位的老师、当负责任的家长”为理想，以国学教育、国际教育、成功教育、优质教育为办学特色，坚定推行素质教育。小学部是“湖南省红领巾示范学校”，初中部是“娄底市示范性初级中学”，高中部是长郡中学重点合作学校，已有李瑜琪、杨乐、欧阳理、吴斌、易术中、张江、贺佩、彭阳秋、谢杰、王紫荆等十名国藩人考入清华北大。学校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民办中小学”称号，被湖南省教育厅授予“湖南省民办教育先进单位”、“湖南省骨干民办学校”、“湖南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湖南省经典诵读示范学校”称号。
曾国藩学校湘军操场
曾国藩学校校园一角
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孟泽老师。
孟泽简介：湖南双峰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潇湘晨报》2009年、2015年“年度学人”，著有《有我无我之境》（1996年）、《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2004年）、《洋务先知——郭嵩焘》（2009年）、《何所从来——早期新诗的自我诠释》（2011年）、《何处是归程——现代人与现代诗十讲》（2012年）等，曾主讲《南方周末》“华人精英论坛”、《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等。
孟老师今天要与我们讲的课题是：国士之知——郭嵩焘与严复的交谊和认同。
严复是清末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但鲜有人知的是，严复的思想中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强烈的启蒙意识，是因为受到了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是清经世派学者、外交家郭嵩焘。
郭嵩焘，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1847年进士，1854至1856年佐曾国藩幕。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1863年任广东巡抚，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旋出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
孟老师讲课主要内容实录如下：
一、郭嵩焘（1818-1891）与严复（1854－1921）的忘年交情，是郭嵩焘西行作为驻英法公使的一个重要收获，有点偶然，又有点必然。
严复是清廷所派的第二批三十名留学生中的一个。第一批即同治十一年（1872）所派的一百二十名幼童，由陈兰彬、容闳带领赴美，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动议。这批赴美的幼童中途被撤回，时在1881年，其中原因之一是有士大夫认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幼童留学肄业）局裁撤”。学者姜鸣把这几句话翻成现在的语言说：这些孩子年龄太小，世界观尚未定型，容易受坏的思想习惯的浸蚀，即使加强传统教育，也难以奏效，不如将其召回国罢了。
孟泽老师正在与观众（听众）交流
严复等人是在郭嵩焘抵达英国四个月后来到伦敦的（郭抵达伦敦是1877年1月21日，严复抵达普斯茅斯是1877年5月11日）。5月13日，到使馆拜见郭嵩焘。6月14日，郭氏即照会英国外相达尔贝Darby，请求给予他们学习上的方便。9月20日，严复等参加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的入学考试。9月27日通过考试，旋入学。据说，这是这所海军学校首次容纳外国学生。10月3日。郭嵩焘致信英国外务部，表示感谢。
严复引起郭嵩焘的注意，始于光绪四年元旦（1878年2月2日），严复和其他5名同学一起来使馆拜年。
郭嵩焘很仔细地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其中与严复的谈话“最畅”，认为“其言多可听者”。其间，严复谈到的一件事让郭氏印象深刻。某日，教习令学生数十人习筑垒，结果，同样的工具，同样的条件和要求，限定的时间内，中国学生完成的工程量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严复议论说，西洋学生操练筋骨，从小就已形成习惯，所以筋骨皆强，而华人不能。
不久（1878年3月12日），严复又大胆批评郭嵩焘在长沙的老朋友张自牧（力臣）所著《瀛海论》，说其观点有四谬，这四谬是：数年为之不足，一夫毁之有余，铁路不是中国所宜造；日趋淫侈，固机器不宜代人力；舟车机器之利，后必转薄而更废；有各国互相制约，中国海防不是急务。
郭嵩焘虽然替老朋友有所解释——要邀时誉，又非所习。但是，郭嵩焘显然并不以严复的驳诘为忤，实是赞同严复所说。他也同意严复对那些不在乎西洋文明或以为西洋文明中国古已有之的人的批评，譬如严复嘲笑张力臣所说的“天主二字，流传实始东土”，严复说：“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
严复又引用左宗棠的话说：“东西有，中国不必傲以无；东西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郭嵩焘深以为然。
4月9日，严复往使馆祝贺郭嵩焘61岁生日，郭嵩焘“留面食”。4月10日，与郭嵩焘谈中外国情，严复发表对中国事务的看法，毫无隐晦，譬如说中国最切要的事有三：“一曰除忌讳、二曰便人情、三曰专趋向”。所谓“除忌讳”，无非是要消除不敢说真话，不敢直面现实的文化人格分裂，所谓“便人情”就是要顺应人的真实需要，所谓“专趋向”则意味着无论国务、洋务，必须有定识定见，不能三心二意，苟且敷衍。郭嵩焘认为，严复的说法“深切著明”，也正是他本人“生平所守之义”。但他却因此“犯一时之大忌，朝廷亦加之贱简，谁与知之，谁与言之”。言下之意，自然是说，现在总算有严复可以“知之”“言之”了。
应严复之邀，5月30日，郭嵩焘偕李丹崖等曾到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参观。他们先到了严复的寓所，稍作停留就去参观学校设备，严复“出示测量机器数种”，并予解释。郭嵩焘对于严复学习的课程充满好奇，他听严复讲说牛顿的地学、重学（物理学），悠然神往。还听人讲解过严复在学的考试题目，包括流（流体）凝（固体）二重学、电学、化学、铁甲穿弹、炮垒、汽机、浮动、风候海流、海岛测绘等课程。郭嵩焘自叹“多病衰颓”，不能在这些学问上钻研求益。
此后，严复见到郭嵩焘的机会越来越多，大谈“格物致知之学”，以及“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的科学本质，议论纵横，郭氏极其激赏，尤其留意严复在他面前讲到的声光电化以及地理气候等方面的知识，尽可能地凭记忆笔之于自己的日记，同时叮嘱严复“以所见闻日记之”。
不久，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还真的请人把他们的日记送到郭嵩焘手里（严复的日记叫《沤舸纪经》），郭嵩焘将其中他认为可以采录的地方进行了“采录”，说，看了这些，“足征出洋就学之为益多也”。
郭嵩焘于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五日（1878、4、27）前往巴黎呈递国书。六月份（公历7月），严复也随同使馆官员来到巴黎。六月初九，严复带了《修路汽机图说》一书拜访郭氏，谈及英、法、德、荷、比等五国，数千里道路，平铺沙石，明净无尘，而且火轮车、马车道路交互上下，互不妨碍，车道与人行道有所区别，大小城镇的道路每年都要整修，有专门的“公会”组织过问此事。
除了分享类似的亲见亲历外，郭嵩焘很欣赏严复所作的总结，严复说，“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所谓“有条理”，也就意味着不再是“一锅煮”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分工，而是专业化的分工与管理。
1878年7月14日（光绪四年），严复参加了郭嵩焘在巴黎邀约的“晚酌”。
7月18日，郭嵩焘前往参观法国的天文台，严复陪伴。
7月24日，巴黎市长邀请郭嵩焘参观巴黎的下水道，一起参观的包括严复在内的18人。
7月27日，严复与郭嵩焘谈矿务。
7月28日，光绪生日，郭嵩焘在使馆行礼庆祝，然后带人去参观凡尔赛宫，严复陪同。
回到伦敦，重九登高（10月4日），郭嵩焘延请了洋人和中国人总共13人享受“山水林园”之胜，严复在其中。
不久，又有为赴德国公使举办的饯行会，严复是十五位被邀请的中外宾客之一。
1879年1月22日（正月初一）晚，郭嵩焘在使馆邀请英国人罗伯逊等欢度春节，也请了严复，席间，罗伯逊作颂词，郭嵩焘也以数语作答，马格里翻译，马格里是使馆的主要译员，郭嵩焘顺便问严复，才知道马格里的翻译“多不能详”，让郭嵩焘很感慨。
很快，曾纪泽（1879年1月25，正月初四）到达伦敦，他是来接替郭嵩焘的，郭嵩焘向总理衙门推荐严复等六人可以留充随员。
在英国期间，严复还曾给郭嵩焘提供过两分翻译稿，一份是《蒲日尔游历日记》，主要涉及到新疆喀什葛尔与伊犁事务；一份是《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评论，主要内容是谈中国人第一次派出郭嵩焘这样的封疆大吏作为驻外的使节，以及朝廷对于使节的安排与任用，其中提到郭嵩焘将要被朝廷不管“是非对错”的撤换，以示惩戒，替郭嵩焘鸣不平。
光绪四年十一月，崇厚赴俄国交涉伊犁事，途径法国，崇厚向郭嵩焘问起在英法两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前程，郭嵩焘特别说到严复，他说，如果让严复回去“管带一船”，实在是“枉其才”。他认为，严复大可胜任交涉事务。
此前，严复向郭嵩焘报称，“西洋学术之精深，而苦穷年莫能殚其业”。
郭嵩焘为此设法。他照会英国外相，在派格林维治学院的中国学生登兵轮实习时（将毕业），让严复再留校半年，以便他回国可以担任教职。
因为郭嵩焘的关照，留英二年多的严复，得以一直在学校里研读，除了“格致之学”外，更进而推求西洋致富强的学问及其根本所在。如此，严复得以接触到说明这种根本的重要思想家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约翰?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著作。
日后，严复以庄重典雅的笔墨，把他们的书译介到中文世界，成为启蒙大师。从辛亥到五四，不止一代精英，正是在阅读严复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译著过程中，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鲁迅曾经回忆，他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读到严复刚刚编译出版（1898）的《天演论》，开篇说“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鲁迅读得悠然心会，神游六合之外，想到那么远的地方，那么漫长的历史，居然有人也像当时的自己一样坐在书房里胡思乱想，“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葛也出来了。”
鲁迅那一代人读《天演论》，很多人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天演论》在近代中国塑造了不止一代人的世界观，很多人取名“竞存”“天择”“适之”，就是因为这本书。
曾国藩学校校园一角
二、对于严复，郭嵩焘真正激赏的是他对于中西学术政治和文化差异的领会，对于西学的真诚面对与理性反思。这也是郭嵩焘所正在思考与乐于思考的，他们曾为此论析，“往往日夜不休”。
同治五年，在《保举实学人才疏》中，郭嵩焘说：“窃见近年以来，捐例广开，人尚虚浮，士鲜实学。武臣之效力者，功业稍著于一时；儒臣之在列者，学行远逊于前代。臣在粤两年，所见绩学之士，践履笃实，坚持一节者二人。一曰番禺举人陈澧，行谊渊茂，经术湛深。近年广东人才，由该员陶成造就者为多。臣愚以为宜置之国子监，使承学之士稍知学行本末，光益圣化。一曰南海生员邹伯奇，木讷简古，专精数学。臣愚以为宜置之同文馆，使与西洋教师会同课习算学，开示源流。”除此之外，郭嵩焘还推举了“里居习知者四人”，究心理学的湘乡同知朱宗程，“质行精粹，深明易理”的长沙贡生丁叙忠，“文修行洁，学识崇深”的巴陵吴敏树，笃于古学，广博易良的湘潭罗汝怀。另外，还有“淹通算术，尤精西法”的浙江李善兰。
郭嵩焘所荐举的人才，多是学问好的专业人才，而不是政客。
在郭嵩焘看来，严复显然是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
而严复本人在日后，特别是在甲午战后提供的反思，正与郭嵩焘对于天下的感悟如出一辙。严复说“中国吃亏，固不自今日而始有也……知者不为，为者不知，几何不沦胥及此耶！”“国家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徒以高爵重柄，分付庸奴，及事起，则环顾中外官，二十二行省无一可用者，以此亡国，谁曰不宜？”（《致陈宝琛信》）“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但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致严璩信》）“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论世变之亟》）“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救亡决论》）严复日后更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刊1898年《国闻报》）的说法，更早懂得“西教”与“西学”二者之判然“绝不相合”（《救亡决论》）。他还作《论中国分党》，谓“中国之所谓党者……均以事势成之，不必以学识成之也，故终有一败而不能并存。西人之党，则各有所学，各有所见……其所执者两是，则足以并立而不能相灭，此中西各党之不同也。”
郭嵩焘对严复的爱惜之心，不仅体现为对于严复才情思想的奖掖，同时表现为对严复心性的敏感，体现在他对于这种心性所可能遭遇的打击的担忧。
论坛现场
还在1878年7月16日的日记中，郭嵩焘就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郭嵩焘知道，以严复的性情才分，因为所见深远，他太容易发言犯忌了。而口没遮拦在传统教养中就是“狂易”的表现。在一种强调趋同而不是求异的价值传统中，在一种只有通过人际关系才可能自我实现的文化惯习中，过人的才分加上过盛的气性，太专业与太专注的求知、求真态度，敏锐的洞察与直言不讳，往往使一个人无法周旋人际，婉转官场，甚至直接被人视为“陌路”或者“异端”。文学史家夏志清说，20世纪中国文学不好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文人应酬太多，无法专注，也不能独立承受精神的孤独和深入。这与郭嵩焘的意思可以连贯起来。
郭嵩焘自念，平生未尝不是“恃才”“负气”“太认真”而屡遭挫败。他无法不担心这个“青春版”的自己，会像自己一样走得特别艰难。果然，接任公使的曾纪泽对严复的观感就不像郭嵩焘，曾纪泽说：“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丈褒奖太过，颇长其狂骄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励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曾纪泽出使日记）
这是1879年4月间的事。此时，郭嵩焘已经回到长沙，在本年8月19日的日记中，郭嵩焘写到：严复“于西学已有窥寻，文笔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无甚可意者。劼刚（曾纪泽字）乃谓其文理尚未昭晰，而谓其狂态由鄙人过为奖誉成之。岂知其早下视李丹崖一辈人，非鄙人之所导扬之也。”
8月28日，郭嵩焘接到严复来信，严复在信中埋怨说：“劼刚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远甚。所带人从，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郭嵩焘说：“又陵言自有理，亦正嫌其锋芒过露，劼刚谓其狂态由鄙人作成之，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
11月28日，郭嵩焘又接到严复通过别人转来的信，信中说“劼侯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郭认为，严复所言“亦殊切中”。
严复对曾纪泽的观感，与曾纪泽对严复的观感，正是他们的天赋和身份的“正常”反应，不“正常”的是郭嵩焘对于严复的无保留的认可，不“正常”的是严复在郭嵩焘面前的坦率直言，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身份与郭嵩焘、曾纪泽有多么不同，没有意识到郭嵩焘与曾纪泽的渊源有多深，或者意识到也不以为意。这即是两个特殊的知识人，在十九世纪中国的不“正常”的表现。
严复后来在官场，并不得意，不幸还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连李鸿章都觉得可惜。他甚至捐过监生，从1885年开始，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试图从“正道”获得出身，“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却屡战屡败，以至自嘲“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末流岂肯重儒术，可怜论语供烧薪。嵚奇历落不称意，高阳酒徒兀然醉。长躯八尺两颐丰，高谈慷慨忧时泪。平生贱子徒坚顽，穷途谁复垂温颜。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闽之东门温泉温且清，荔阴如见挥巨觥。”（《送陈彤卣归闽》）
后来朝廷终于给了他一个名份——宣统元年（1909）受赐文科进士出身，但严复似乎一直视科举失败为自己的终生耻辱，尽管他在1895年作的《救亡决论》中说：变法的首要步骤就是废八股，因为八股“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有此三害，国家没有不弱而亡的。
除了此种制度文化上的隔阂，让人虚耗性命和光阴外，严复本人也十分明白自己为人处世上的“缺陷”。他说“当今作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自己“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与四弟观澜书》）仕途不顺，并不能改变它的骄傲。
然而，严复自信，他所身与其中的西力东渐、西学东渐，包括由这种倾斜的形势所打开的通商局面，已经无法回避，也不可阻遏，他说，“郭侍郎（郭嵩焘）所谓天地气机，一发不可复遏，士大夫自怙其私，求抑遏天地已发之机，未有能胜者也。”这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一发而不可阻挡，有些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想阻止其发生，是不能成功的，中国一定会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郭嵩焘晚年，与严复鱼雁不断，但天各一方，已无再见之缘。在《法意》的一段按语中，严复回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
娄底市政协文史委李志和老师现场与孟泽老师交流
郭嵩焘去世，严复作挽诗挽联，挽联曰：“平生蒙国士之知，如今鹤翅氋氃，激赏真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羊叔子，名祜，晋初国士，经纬文武，位至宰辅。郭嵩焘激赏严复，就如同羊祜当年拥有可以向人夸耀的善舞的鹤，但是，在客人面前，这只鹤却“鹤翅氋氃”，无所表现，对此，严复念念不忘，并且深感惭愧。严复也深知郭嵩焘的内心隐曲，他屡遭横逆的悲愤，所谓“蛾眉谣诼”（《离骚》有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谓“离忧”，以屈原的悲愤比喻郭氏的悲愤，以郭氏的遭遇对照屈原的生涯，在世人以“汉奸”目之时，这又是何其崇高的景仰？
三、总结郭嵩焘与严复的交谊与认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思想与性格。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性格常常是互相协同的，有这样的思想，然后有这样的性格；有这样的性格，然后有这样的思想。郭嵩焘和严复，他们与所置身世界之间的互动，充满挫折感和失败感，一方面当然与他们天生的气质才情有关，他们都是具有“专业”精神的人，同时，与他们的思想超前于所属社会、时代、阶层、阵营有关。郭嵩焘与左宗棠、刘锡鸿的矛盾，不止是性格趣味上的矛盾，不止是具体事情处置的分歧，最根本的冲突，是思想上的不可调和。网络上的一则“鸡汤文”说：“最终我们都将学会，与他人交往，最重要的不是甜言蜜语，不是容貌金钱，而是你和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态度是否一致。在成人的世界里，只有相同价值观的人相处起来才会更为束缚和长久。”这可以反过来说明郭嵩焘、严复为什么会与他们所处的周围世界不能融洽。
而郭嵩焘与严复的忘年的不顾身份悬殊（他们一个使封疆大吏，一个是毫无名分的学生）的交情，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求知的吸引和相似的对于西方文化的体认。
郭嵩焘曾经略带讽刺地说过，李鸿章想派几十个官费留学生到西洋学习机器制造和使用，学习开船开炮打仗，以为就此可以解决洋务问题，解决人才问题，这是图便宜，“欲速则不达”。
郭嵩焘对比过日本，日本在英国留学的就有两百余人，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西洋的强大，也并不在他们数十年“忧构兵”，而是“理势”的必然，“创制”的结果。因此，以中国“万无可整顿的”军队“营制”，学得“一身之技，无能及远”，“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没有自我更新、自我生长的机制，仅仅靠培养一个人、一批人，添置一种设备或多种设备，能顶多久的用？这些话，差不多二十年后就印证在甲午战争上。
因此，郭嵩焘更愿意看到官学生改习勘察煤矿铁矿以及炼冶诸法，学习“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而且，他并不满意当时朝廷选派的留学生，特别是派赴德国的留学生，有的本来就是无赖子弟，“屡犯事故，贻笑实多”，郭嵩焘“闻之惘然而已”。
他们最为相通的认知是：洋务是一桩涉及“本”“末”的事，西洋政教，有本有末，不懂“根本”，只讲求“末务”，不可能改变大局与大势。
（二）专业主义精神与中国式体制及其伦理主义本位的冲突与对立。传统社会，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一锅煮的行政体系，妨碍专业主义精神的发育。“专业”人士要想融入体制，要么丧失专业性格与品质，要么被边缘化。
曾国藩第六代嫡孙、北京市双榆树小学校长（退休）曾樾先生与观众交流
同时，“知识”与“诚意”是相互促进的，道德的完善往往伴随着知识的进化，道德意识与知识成熟并辔同行，科学的知识可以克服情感的与道德的扭曲。然而，在以道德理想主义统帅政治、左右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人们同样习惯以道德统帅认知，以便把知识所带来的颠覆性降解到最小程度。严复在翻译西学的同时，认同亚当?斯密关于“道德起源于人类内心的同情感”，“义”与“利”相辅相成的观点，认同约翰?密尔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在《群己权界译凡例》中说“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能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对于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表达的法律的“非人格性”“永恒性”特征，有到位的理解，认为按照儒家“以贤治不肖”的道德主义，“以贵治贱，故仁可以为民父母，而暴亦可以为豺狼”。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与严复在当时的见识，已经超越了传统体制所能容纳的极限，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和颠覆性，因此，他们的“不容于世”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们更适宜生活在一个具有更多专业主义精神的时代与社会。
（三）中国本位，他们都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郭嵩焘的遗言是“三日成服，传知本家及一二至亲，并于灵前行礼，其他亲友概不通报”，他还把自己有关国务洋务的言论集为一册《罪言存略》，但只送“一二至好”。由此可见他的灰心与绝望。在郭嵩焘的时代，郭嵩焘几乎是孤家寡人，因为他意识到，办理洋务不止是器物的革新，更要紧的是器物背后的政教、文化与风俗——严复所谓“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而严复晚年，“深感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与熊纯如书）
可以想像，严复的出现，当年在郭嵩焘内心唤起的波澜，他们之间的好感，确实不仅是某种骨血里的亲近，更是世界观以及思想的相通带来的深情。事实上，郭嵩焘完全算不上是“全盘西化”论者，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体性，对于他来说，是毫无疑义的。对于严复来说，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主体性，同样是确定无疑的，严复遗言：“嗟乎，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悠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故本呈自阅历，赠言汝所，其谛听之：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废；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陆沉，是可叹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陈力社会，自所不能，而回顾生平，自问未了心愿，即亦无几。”（《与严璩书》）
现场观众与孟泽老师交流
很显然，无论郭嵩焘，还是严复，他们在具体情事上或许有自相矛盾的观察和表达，但是，在对于中西文明的认知与安排上，他们绝对是不失中国本位的，这也是他们作为最有现代思维的思想前驱，他们一切所言所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立场所在。1881年，严复通读了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社会学研究》(StudySociology),即《群学肄言》，在“译余赘言”中说：“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晦也。其《膳学》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在《与熊纯如书》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说：“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因此，他们的平生学术，骨子里并没有不可调和的服膺与选择，之所以有种种“势不两立”的判断与解释，一方面在于时代的焦灼与纠结，一方面在于我们自身的分裂与偏执，我们至今没有获得具有自我同一性的思想逻辑与价值认同，尤其是对于自身的传统。
黄诚：听了孟老师的课，朋友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到受益匪浅呢？
关于郭、严二人，我们平时也在一些文章典籍中间或了解过一些，但远远没有今晚孟老师所讲述的这么深入、生动、全面。所以，我们得感谢孟老师，让我们聆听了一堂精彩的课程，从而对那个时代的人物、脉络，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下面，现场观众将与孟老师进行互动。
（曾国藩学校校长李润良、名誉校长曾樾讲话，专家与观众代表现场提问、交流等环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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