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丨说服不了女儿学中文
周六米题带娃去听一个讲座，旅美作家严歌苓谈阅读。娃对听讲座没兴趣，惦记着到草地上捉蝴蝶。不许捉蝴蝶也不要听讲座，要找个地看他随身带的《儿童文学选刊》。
喜欢阅读的儿子，居然对一场知名作家有关阅读的讲座没有一丁点兴趣，叫米题情何以堪！无奈之下，米题只能跟娃说，你先进会场听一会，如果不想听了，可以坐在那儿看自己的书。
娃总算是被米题连哄带骗地拖进了会场，但严歌苓的演讲他一秒钟也没兴趣听。这是多大的资源浪费啊，米题心疼得不行，只能出下策：答应如果听半个小时，可以有5元钱的奖励。一番讨价还价，娃把奖金抬高到8元。成交。
互动环节，严歌苓在回答一位听众的提问时，谈及了家庭教育的话题。严歌苓的女儿11岁。“我是个望子成龙的人”，严歌苓说。但严歌苓在女儿教育方面似乎也有无奈。比如，女儿的中文比较糟，仅可以听说，但不能够读写。“我曾和女儿说，你所接触到的每天给你做饭、扎辫子的妈妈只是半个妈妈。还有半个妈妈藏在妈妈的作品里。你不学习中文，就无法认识另一半妈妈。”女儿就回应严歌苓愿意学中文。但第二天，她就把自己的话给抛到脑后了。
周六的演讲中，严歌苓特别强调汉文字的美，独特。这也是她20多年游历海外，依然坚持中文写作的一个原因吧。可无法说服女儿学习中文，在米题看来，多少是一个遗憾。当然，米题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严歌苓在女儿教育问题上的民主，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她并没有强求女儿。
严歌苓的生活经历丰富而传奇，这也给了她写作的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她的题材涉猎广泛，除了为人熟知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改编成电影更名为《归来》），她对教育题材也有涉猎。长篇小说《老师好美》据称源自一次和姜文的饭局上，由姜文那里听来一则社会新闻：两个高三男生同时爱上了他们45岁的女班主任，一个男生杀了另一个，杀人者被判死刑。这引发了严歌苓对教育状况的关注，她先后前往北京、安徽等地的中学走访，高考重压之下一系列的畸形教育、畸形关系，在严歌苓面前铺陈开来。“我只是觉得中国在教育问题上是比全世界都要严酷的，学生经受了青春期的考验、考试的考验、情感的考验，在三种考验下面被推上了一个极致的危机，所以产生极致的行为。”
米题找到了南方周末今年年初的一篇对严歌苓的专访，分享给各位粑粑麻麻。
1958年生于上海，旅美作家，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张艾嘉执导影片《少女小渔》原作者，张艺谋新执导影片《金陵十三钗》原作者，《天浴》、《梅兰芳》 原作者及编剧，《小姨多鹤》等多部小说改编为热播电视剧。曾获华裔美国图书馆协会“小说金奖”、亚太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好像全班90%都有青春期抑郁症”
记者：为什么起《老师好美》这个书名？
严歌苓：我失学很早，接触的老师少，我觉得老师是特别美好的职业，也是我特别尊重的一种人。我小说里描写的这个老师，身兼各种女性角色，但首先是一个很美的女性，我就把一声赞叹放进去：“老师好美”。
还有一些反讽的意思在里面，不完全是歌颂，是一个美的女老师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它有一个很广泛的意义，包括我们对教师的理想，究竟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子，整个悲剧就是因为这离理想非常远。
记者：你是怎么样想起来写教育题材的小说？
严歌苓：姜文告诉我那个故事之后，我特别震惊，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高三学生的困境。我哥哥的孩子高三时，有一次我们谈起青春期抑郁症，我说抑郁症有很多外形上的表现，比如走路爱驼背，眼神游离，思想不集中，她说你这一形容，好像我们全班90%都有青春期抑郁症。这些事情结合到一起，我觉得高三学生太苦了。我联想到事件中的学生，为什么在这种强压下会对一丝温情或者一点似是而非的女性关怀，会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以至于发生杀人这样极致的行为。
记者：你看了那则社会新闻之后，有没有到那地方去了解那件事发生的真实情况？
严歌苓：我不愿意被这个故事框住，有一个启迪我，让我警醒的故事就够了。本身的故事情节会影响我深入虚构。我有一个基本道德，如果我采访了当事人我不会写，会觉得自己有点害人家，我不是一个记者。人家如果把很心里的秘密告诉我了，我会很为难，究竟用还是不用？
真实事件中，是一个公务员的孩子把一个开公司的人的孩子杀了。杀人者的父母之前是离异了，也是极缺母爱的。现在很多情况是母亲变成虎妈，不知道是爱什么，爱她心里的一个厚望；要不就是缺席，心在身不在。我很多朋友都是在外面忙得不得了，家里条件很好，但孩子就在家里跟着保姆吃方便面。钱成了一种爱的代用券。这方面西方的父母做得很好，他们都是亲力亲为。
很难知道学生们最心底的秘密
记者：为写小说你做了哪些采访调查工作？
严歌苓：我看完这个故事，第二年开始写，先在北京采访了一个学校，后来我哥哥帮我联系了我侄女读过的重点学校，她的班主任是当地最好的语文教师。我通过跟他和一群教师座谈，越来越觉得我对高中的生活了解不够。写了大概有三分之一就不敢往下写了。
理想状态是我能像家长跟学生一样接触，或者像普通教师和学生接触，但不可能，有一个学校竟然跟我说他们学校是保密的，不准人随便进去看。
记者：一般学校都很难进去。
严歌苓：我就必须通过一些朋友（介绍），学校说严歌苓来我们当然很欢迎。但整个学校已经做了准备，不是我随便闯进一个班，坐下来就可以跟学生聊。学校组织了好多座谈，让你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我私下跟学生建立了一些网络通信，他们说在北京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压力没有其他城市的中学生那么大。其实这些北京的中学生每天已经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了。一个青春发育的孩子，如果得不到适当的睡眠，会影响他对世界的看法。
陆续我又在其他的学校做了几年采访，跟考上大学的、没考上大学的以及职业学校的学生做了一些交谈，觉得只能这样了，就开始写了。基本上还是本着我对目前教育状况的一些思考，大部分是虚构的。完全的丑陋我写不出来，有人评价我是绝望的理想主义者，我还是企图在人和人的关系里找出情有可原的地方。
记者：你每次到学校有多长时间？
严歌苓：也就两三天，第一个学校时间长一点。一个教导主任讲了学生去咨询心理医生，咨询师说现在这些学生会情不自禁地撒谎，他找心理医生本来是想解开他的一些心结，但实际上却并不会讲真话。中国的孩子从小都有防范意识。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小时候受到性侵犯，她在推特上面写：上帝就是一个小孩的性虐待者。她的那种勇敢的程度，那种鲁莽、直接，让我佩服。但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很难知道孩子们最心底的秘密。
记者：这几年接触学校，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严歌苓：最大的问题在高中的最后一年，甚至高二下半年起，全部在背考题，背完又报复性地遗忘。让一个高中生天天背，他对教育不反感透顶了吗？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德国老太太，她说孩子天生有求知的热情，你让他感觉到学习是一种苦事，这就完了。
记者：你小说中写到被害的学生总是失眠，这跟你采访得来的真实情况一致吗？
严歌苓：失眠的很多。为了帮助考试，民间卖很多药，这些补脑的东西是让人兴奋的，把孩子搞得病态兴奋，很多孩子从不够睡到最后睡不着了。我年轻时，就是从不够睡忽然变成一个失眠者。
认老师做干妈、认学生干儿子
记者：据你了解，现在中学里的师生关系是怎么样的？
严歌苓：现在的师生关系中，有很多是学生都不尊重老师，给老师起很多外号，关系比较对立。学生跟我通信的时候把他们聊天的内容给我看，虽然写的都是中国字，但我不完全能懂他们在说什么。现在孩子独立意识很强，又是有网络这样的私下沟通，我觉得他们已经形成了新的族类，你不懂他们的语言系统是无法跟他们沟通的。
我看的报道里，有认老师做干妈的、有老师认学生是干儿子的。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大调侃、大调情造成的，见了谁都是美女、帅哥、哥哥、姐姐。这些表面亲热的后果，是他作为个体，似乎一切都是从一个大家庭、一个裙带系统派生的。作为独立个体所背负的责任，也就被模糊了。
你说这个老师是他们的情人、大姐、妈妈、班主任，通通包在一起，成为一个我称之为“雌性的动物”，需要她做什么的时候她就是他们的什么。师不师，生不生。
记者：师生恋这件事放在今天这个语境下，有什么特殊性？
严歌苓：中外古今都有师生恋，但没有一个是像我们今天这种在教育、高考的高压下面。我的理解和设计是，两个已经苦极了的小战士，极度需要一个后方的人给他舔舔伤，给他一点能够切中痛处、挠到痒处的关怀。但是没有，他们内心是孤独的，又在背水一战高考，只有这个在他身边的老师是所有温情的化身。
孩子在青春萌动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荷尔蒙忽高忽低，产生各种各样的行为他自己都是不能控制，对于种痛苦我们应该给予认同。
中国在教育问题上又比全世界都要严酷，学生要经受青春期、考试、情感这三种考验，正是在这三种考验下，被推上了一个极致的危机，产生极致的行为。
记者：你写的女教师的形象，好像是牺牲自己去维系这样一个病态的关系，害怕影响他们的高考。
严歌苓：我去搜索了整个故事，所有的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她是个优秀教师，从来没有缺过一天勤，得过很多优秀教师的荣誉，她的两篇教育论文都发表在权威的刊物上。从教师这个角度上来说，她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而且尽职的老师。
记者：为什么你让这个女老师最后死了？
严歌苓：我觉得死还是比较美的，她自残，觉得无可挽救。
我当然不是把女班主任作为英雄人物来设定的。这是个复杂的人物，她产生了负面功效，但出发点又都是正面的，是情有可原的。她的复杂性在于她对自己身份界定的模糊和伦理道德观的模糊。她是个可怜可爱又可恨的复杂人物。她原本是个很好的老师，除了照顾学生的学业，还十分关注他们的课外生活。但她不该在与男同学的接触中迷失了自己，模糊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那条道德线。一旦跨越了道德的鸿沟，悲剧便发生了。
来源丨南方周末网络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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