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名家是怎样教子有方
鲁迅倡导这样的教育理念：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1936年，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篇》中一篇叫《死》的文章里，留下了几句遗嘱。其中一句是给儿子周海婴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长大之后的周海婴并无鲁迅之旷世文才，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最终以此一技终老。他没有因父之名成为“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倒也应了鲁迅的期望。
早在1919年新文化运动期间，鲁迅便在《新青年》第6卷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文中称“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他针对的是旧时“父母之恩”的说法，认为不必以父母的生育之恩为由去束缚子女作为独立个体的思想和发展。
他提倡这样的教育理念：“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一个世纪过去，今天的中国父母仍然在寻找心目中理想的育儿方法。而社会形势说来竟和百年前有些相似。传统观念正在破除，那些千人一面，一成不变的人生道路正变得多元、复杂而难以选择，父母为思想开始独立的子女进行人生设计通常显得越俎代庖，但他们却又难以找到最张弛有度的有效的影响子女的方法。
在家庭关系上，如鲁迅所描述的，“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
为了让傅聪专心练琴，傅雷没有让他去读小学，而是在自己家里教育他。直到后来听了杨绛的规劝，才让傅聪去读初中。
傅雷以他的家书闻名于世，一本《傅雷家书》销售上百万册，甚至胜过他任何一本翻译著作。从他给傅聪那些感情真挚的文字，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对儿子寄予厚望并着力培养的父亲。却不知傅雷其实是一位“狼爸”，他的育儿方法其实非常严苛，一般人可能难以效仿而使孩子成才。
傅雷性格火爆，人如其名，更有一个名号叫怒庵。在家里，两个孩子傅聪和傅敏都非常怕他。
作家楼适夷四十年代作客傅雷家时便有这样的观感：“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楼适夷带傅聪出去玩时给他买了一支儿童金笔，结果反害到傅聪被傅雷狠批：“小孩子不能用这么好的笔!”
傅雷对练琴的傅聪非常严格。他在楼上翻译作品，傅聪在楼下练琴，中间稍有停顿，他下来抓着儿子的头就往墙上撞。为了让傅聪专心练琴，傅雷没有让他去读小学，而是在自己家里教育他。直到后来听了杨绛的规劝，才让傅聪去读初中。
但另一方面，傅雷对傅聪的艺术教育又煞费苦心。他会用蝇头小楷细细抄下《艺术概论》的全文给孩子作为艺术教材。每当傅聪要弹奏新的曲子，傅雷总是提前为他准备许多关于作者和曲子的背景材料。
这种严格、一丝不苟又不留情面的教育方法，让傅雷的很多朋友也不太认同，但他们也承认傅雷用自己的方式培养出傅聪这个难得的音乐人才。
傅雷自己到了晚年，觉得没有给两个孩子欢乐的童年，他在给傅聪的书信中写道：“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但两个孩子怀念起父亲，仍然感激父亲当年的教育方式。他们认为傅雷对自己在道德、人格和人文艺术方面进行了许多培养，而不仅仅是棍棒施教。
傅雷的教育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父权时代的威严，他将炽热的创作情感和严格的行为规范交融地浇灌于自己的孩子身上，他让孩子们保持了对艺术的激情和斗志，却难以完全习得处世的圆滑。在傅雷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在波兰留学的傅聪一气远走英国，被视为叛徒。而傅雷自己，则在1966年9月3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三个月，便和夫人朱梅馥双双自杀。
而在今天，严苛的教育方式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虎妈”、“狼爸”被作为样本加于热烈的讨论，人们虽然羡慕他们的子女取得的成就，但也对棍棒之下的儿童心灵发展有所担忧。
丰子恺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而是任由他们根据兴趣自由发展。他从来不强求子女做什么，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们快乐就好。最终他的七个子女没有一个人学习绘画，子承父业。
画家丰子恺的育儿方式则和傅雷几乎完全相反，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而是任由他们根据兴趣自由发展。他从来不强求子女做什么，最大的希望就是子女们快乐就好。最终他的七个子女没有一个人学习绘画，子承父业。
丰子恺的绘画很有童趣，也充满了悲悯情怀，他画了一本《护生画集》，教育子女去爱惜小动物的生命，见到蚂蚁搬家，也要用小凳子去提醒行人不要践踏到它们。他对童趣的欣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们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你们每天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号‘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可以说，丰子恺自己一辈子都是个孩子。
这种追求质朴纯真的天性，影响了丰子恺的孩子们一生。他们中没有一个像傅聪那样在艺术上获得成就或者赢得名声，但他们大多过着安稳而平静的生活。
梁启超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九个子女个个成材，满门精英，还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院士。梁启超在育儿方面可谓多任务管理的佼佼者，同时又注意挖掘每个子女的特长，他的五子四女每人的职业领域都各不相同，呈现百花齐放式的多元化发展。
最近有一本新书引起了育儿书读者的注意，书名叫《宝贝，你们好吗?》。谁也没想到名字这么通俗的书，竟然是来自国学大家，思想启蒙学者梁启超的书信手稿。
这本书收集了他写给自己九个子女的400封家书。“宝贝”是他对子女常用的昵称，他甚至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梁思礼称为“老白鼻”，也就是“老baby”的谐音，寓意自己51岁老来得子。
梁启超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九个子女个个成材，满门精英，还出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位院士。梁启超在育儿方面可谓多任务管理的佼佼者，同时又注意挖掘每个子女的特长，他的五子四女每人的职业领域都各不相同，呈现百花齐放式的多元化发展。
在民国的思想文化界，像梁启超这样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大学问家，屈指可数。
在梁启超的育儿观中，有很多到今天仍然非常有价值的思想和尝试。其最根本的精神，是中西方元素在育儿过程的融会贯通。
梁启超非常重视子女的学校教育，宁可别的方面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
他的每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其中七人有留洋经历，绝大多数在美国名校取得学位。像大儿子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二儿子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但梁启超并不只以西学为荣，当他发现子女们国学功底不足时，便邀请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办起了国学班。课程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名家名作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还进行短文写作和书法临帖练习。
他还让子女广泛地吸收各种知识，他在给梁思成的家书中说：“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在学问上，梁启超引孩子们入门，但专业方向却由他们自己选择，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他本来建议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读生物学专业，认为这门专业在中国所学之人甚少，可以成为开路人。但梁思庄并不太感兴趣。梁启超得知后，马上去信，说：“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姊姊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梁思庄后来按自己意愿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后成为图书馆学专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在家庭生活中，梁启超也倡导民主开放的氛围。吃饭时，他总是等人到齐了才开始动筷。他在饭桌上高谈阔论。但子女们不必听他讲完，中间吃完了可以自行离开。即使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
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坚持写了近20年，哪怕中间因为便血住院，还被误割一肾，也没有停过。
这些家书是他和孩子们情感联结的纽带，也是指导他们度过一个个人生关口的锦囊。以至于在1929年梁启超去世之后，他一班时年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仍然能依着父亲的教诲，在各自的道路上，通向自己的目标。
反观当时同为大师的胡适，他也把两个孩子胡祖望和胡思杜送到美国，但两子的学习并未遂胡适所望。特别是幼子胡思杜更是在美国花天酒地，沾染恶习。回国之后，又拒绝与父亲同赴台湾，后登报公开与父亲决裂，随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可谓人间悲剧。
一个父亲在社会、在家庭的角色如何进退有据，如何对孩子施加最良好恰当的影响，同样经历了社会转型的梁启超，实在是一个绕不开的榜样。梁启超家庭中西结合的文化背景和底蕴，在一百年前可谓罕有及先进，在今天，则已经成为很多中国家庭的组成元素。只是这些家庭，大多还未能完全地挖掘出两者的奥妙并加以融合，独特而自信地熏陶给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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