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王效禹的名字，是两句顺口溜嵌入脑海的。
那是一九七八年，揭批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我们胶东流行的。顺口溜是：“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铁壶声”。
长辈们说，这是讲的两个在山东的“四人帮”“代理人”，一个是王效禹，一个是韩金海。前者曾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者是副主任，搭档。用当年的话说是，两人是“四人帮”的爪牙，狼狈为奸，搞乱了山东。
所谓王效禹的“坑连坑”，是从王的长相说的。王身材魁梧，人高马大，也算是帅气逼人吧，却长了一张麻子脸，凹凸不平，类比山丘。所谓“铁壶声”，是讽刺韩金海的出身：他本是抡铁锤的打铁工人，运动来了，他不打铁了，专打人，也就爬上如此高位。
记得当年我们家乡的报纸上，也称呼王效禹为“王二麻子”。王效禹在家是不是排行老二，我不知道，但“二”这个字，在山东人口中是贬称，也就是“傻”的代名词。我在小学参加过批林批孔运动，山东人怒斥“孔老二”时，那“二”的方言有点特别，就是很解气的味道。我后来想，这个“二”，大致来自于那个“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的典故。“王二”＋“麻子”＝王效禹，很能表达批判者的心中怒火、口中怒吼。
王效禹是山东益都人，就是现在的青州市。一九三八的中共党员，从抗战和内战走过来的，也是山东地界响当当的人物。一九五四年，官至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副检察长、党组书记。
那时，王效禹是一位仗义之人。反右时，他的手下有四位同志被划为右派，他坚持原则，坚决不同意。结果，他的官位保不住了，成了“右倾分子”，行政级别“连降三级”（从十级降为十三级），留党察看两年，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一九六四年，他得到组织的甄别，第二年调任青岛市副市长。
当年，揭批王效禹时，我听老人闲聊天说，王效禹的行政能力挺强的，办事坚持原则，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好“裤裆那点事”。
口碑不能作为信史。我后来找山东的史学家求证过，有人说，揭批查运动中，有人控诉过他“那点事”。当然，一哄而起的“揭批查”的材料，也不足全信。因为我们一直的做法就是，批一个人，这个人一定就十恶不赦。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当年，王效禹被流传有“那点事”，可就是大事，加上他曾经戴过一顶“右倾”帽子，他官做的就憋屈。到职青岛不久，就被分派到崂山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担任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团党委副书记、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党委书记。
一九六六年运动起来时，青岛就乱了。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市委调动工人、农民保青岛市委，僵持不下，逼得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亲自来处理。
两军对垒中，身为青岛市领导的王效禹不保市委却支持红卫兵。他在崂山县委党校发表演说：“青岛市委有问题。省委有修正主义。坚决支持三大院校的革命行动。三大院校革命师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三十年党龄不要，副市长不要，百十斤不要，也要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
王效禹为何这么做？多半是一九五七年那顶“右倾”帽子闹的。一般说来，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右代表着“屁股”，也就是立场；“左”呢，代表着脑袋，也就是思维方法。一九五七年，王的“屁股”没坐正，挨了一闷棍。吃一堑长一智，再来运动那就要坐正了，“左”起来也就没边了。这不独是王效禹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常态化的问题。
在崂山县的工作团团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周化南，对王的话大吃一惊，赶忙报告谭启龙。谭启龙说了一句话：“跳出来了。好嘛！”
在官场上，这句话当然是贬义的了。周化南在崂山“就地正法”，把王效禹关了起来。
王效禹焉能服气？他给工作团写了一封信，咄咄质问：为什么对我采取这种措施？谁决定的？谁批准的？他要求和全县机关干部见面，和全县教职员工见面，和全县贫下中农见面，和家属见面。
身处乱局中的谭启龙，只想息事宁人，指示赶快放人，向王赔礼道歉。但王却不买账，要向“北京”讨说法。他在九月四日凌晨“2时”的“禁闭室”发出致北京的信。
他在信中说：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犯有逃跑主义错误，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多方阻挠，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我提出过不同意见，作过争论，没有解决。我在干部当中揭发这些错误，准备开始斗争，他们就把我关起来了，说我搞反革命暴动，组织大会斗争。我不管几万人大会斗，也要誓死批判这些错误。青岛的问题，我认为学生批判张敬焘（时任市委书记）同志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打人是错误的，应正面教育。组织工人、农民支援张敬焘同志，这是方向的错误，违背中央精神和“十六条”的，势必把事情推得更为复杂。
九月七日，毛就给了王效禹一个说法。他在信上批示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都是一样，都是组织工农反对学生”，“似应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批示还说：“谭启龙和这个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毛说“这个市长”，显然，不知道王效禹这一号。但是，胶南籍的康生早知道这一号；同样，当时炙手可热的王力、关锋也熟悉这一号。想到年，康生在渤海地区土改时，“左”得厉害，区党委有人反对，但王力、关锋和王效禹都支持。更何况，此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康本姓张）在青岛任教育局长。王效禹拿着“尚方宝剑”，张子石就响应号召，两人就联合起来了，开启了山东和北京的热线联络。
王效禹在全国有名气了，北京也有了一席之位。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北京点名要他参加的。谭启龙对周恩来说：“这个人恐怕有些问题。”周也只好说：“只要不是反革命，就叫他参加吧。”
返回青岛后，王效禹开始在青岛夺权。他先派张子石到北京汇报。当年和王效禹并肩战斗过的王力，拉着张子石向“康老”和“伯达同志”汇报。“康老”等人和张子石谈了三个多小时，再三表示坚决支持在青岛和山东夺权。青岛夺权成功后，《人民日报》以《关键在于大联合》为题发表社论，宣布支持。
在夺青岛的权的同时，王效禹和张子石又夺了省委领导的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子石带领山东代表团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伯达同志”、“康老”等一干人听取“山东夺权汇报团”的汇报。王效禹也来到了北京。二十二日，“伯达同志”、“康老”等一干人再次接见山东省赴京代表团，指示山东省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临时权力机构名称可改为“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参加了这次接见并讲了话，要求“革命委员会”要扩大，要把产业工人争取过来；还建议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省军区的各级地方部队要配合抓好春耕生产。二十八日，宣称已由毛主席审定，正式批准山东省的夺权。
三月二日，王效禹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名义向毛主席发出“致敬电”，《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革命的 “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的社论，给王效禹背书。当天，山东成立革委会，王效禹任主任。
各地类似王效禹这样的夺权派，把全国搞乱了，但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还要有。于是，就在王效禹当了革命委员主任的同时，北京方面的策略也有了改变，要“大联合”，要“三结合”，主要开始依靠军队重建秩序，力求天下大治。一些夺权派，就被军队接管，比如山西的刘格平就被谢振华取代。
政权“大联合”后，进入革委会的老干部，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穿新鞋，走旧路”，在夺权派看来，这是“复旧”。进入革委会的军人，则以强势的作风，恢复权力机构和正常的运作秩序，也排斥和打击在权力机构的夺权派。在夺权派眼里，这当然更是复旧。
“大联合”复旧，夺权派就反复旧。一时间，山东、湖北、甘肃、福建、江苏、山西、黑龙江等地，夺权派都开展了反复旧活动。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的“反复旧”尤为全国瞩目。
王效禹因为北京有人，又是北京支持的夺权典型，依然故我，并不把“大联合”、“三结合”中的杨得志和袁升平等老军人放在眼里。一九六七年北京的元老们搞“二月逆流”，济南军区的将军们也有表现。在北京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王效禹在山东也搞“反逆流”。此后，王效禹与杨得志、袁升平等人的矛盾开始激化。
王效禹北京有人，就把矛盾交到北京去解决。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包括“康老”在内的领导，当着王效禹和山东造反的面，批评在场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不久，军委发布命令，任命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王效禹又得势了。
有道是，得势必猖狂。王效禹连军中赫赫的许世友也不放在眼里了。他刚当了济南军区政委不久，就到徐州地区解决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徐州属江苏省，是南京军区的管辖地；可是徐海地区的六十八军则隶属济南军区，支左由济南军区管。王效禹却无所顾忌，改组了徐州革委会，把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信任的军人革委会主任赶下台，气得许世友破口大骂。许世友是何等人士？是谁都敢骂的将军，况一区区的王效禹。
于是，将军们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中央状告王效禹，要求解决山东问题。“九大”会议期间，大家都到了北京，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其他有关大军区的众多将军们，就“反复旧”对王效禹群起而攻之，就连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也站在将军们一边。
毛试图保王效禹。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到山东问题,并说是人民内部矛盾。五一天安门城楼上,毛还要求杨得志“要搞好团结。”但是，毛泽东不能得罪这么多的将军。在九届一中全会提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时，“康老”提议加上王效禹。毛在王效禹的名字下画了个杠杠。后来，又明确地说，王效禹不考虑了。
这一不考虑，王效禹就失势了。九届一中全会上，他虽然当了中央委员，但接着就被扣在北京的“学习班”。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二十六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接着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效禹作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委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学习班到十月，周恩来讲到山东问题时说：山东过去犯了“反复旧”的错误，应该纠正。
山东重新调整领导班子，杨得志担任山东省革委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袁升平担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中央撤销王效禹的职务，随后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此后，九一三事件发生，再接着“四人帮”形成，劳动改造中王效禹都没沾边。
不过，王效禹当权时的张狂，山东人，尤其是青岛人忘不了。粉碎“四人帮”，他必然成为“四人帮”的代理人。所以，一九七八年十月，青岛就召开十万人大会，把他拉出来示众。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央批复山东省委：同意将王效禹定为资产阶级 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四人帮”在山东的代理人。开除其党籍，让他回山东接受群众批判。考虑到王已下放劳动多年，过去做过一些革命工作，可不逮捕法办，由山东省委监督管理，在山东继续下放劳动，给他以悔改的机会。
王效禹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九五年谢世。当年，在山东抗日战场上，这个彪形大汉勇猛顽强，在日军的包围圈中三次突围，大难不死。可惜的是，他把这种勇猛用错了地方，成为山东人眼中的罪人。不过，放眼全国，王效禹也是那场运动的一枚卒子，算不得什么大人物。
有诗云：“势利一时荣，时过祸反予”，也算是王效禹命运的写照了。
（题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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