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读《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记住这一切 | 燕京书评
作者 | 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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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都沉浸在这本回忆录里：就像卢晓蓉给我发的邮件里说的那样，我们家庭相似，家教相似，经历相似，“三观一致”自然就一读如故，唤起很多回忆，引发许多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我们“这一代”的一生，留下了怎样的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教训？同时，我又想，卢晓蓉的回忆录或许还会有另外一群远比我们年轻，对我们及我们的时代一无所知，但却有兴趣或好奇心的读者；那么，卢晓蓉和我们又想通过自己的历史回忆和总结，告诉他们什么？说更大一点，我们想对当下中国社会说什么心里话？应该说，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太大，我只能就想到的几点，简单说几句感想。
先说我们自己。我注意到，卢晓蓉的回忆的最大特点是，她回顾自己一生，是“以祖父为参照”的，时时、处处都在祖父的眼光的凝视下；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代的特点，我总说我们是处于上、下两代之间的“历史中间物”，而我和卢晓蓉这样的出身“大家庭”（新中国的说法就是“反动家庭”）从小就被要求和家庭划清界限，现在回想起来，就自然有排除不了的内疚感。而我们的思考、行动也始终离不开我们的父辈与祖辈。
《逆水行舟：卢作孚长孙女回忆录》，卢晓蓉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
我读卢晓蓉的回忆，总要想起和卢作孚先生同年出生于1893年，又同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代表人物，还是好友的梁漱溟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处理三大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们那一代人对人生问题的的思考与实践，也集中在这三大问题上：卢作孚先生一生致力于“新的集团生活试验”，其核心就是要“有序建设”，取得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他力主“兼善天下”和“独善其身”，也是要求天下人之间，以及人自身的和与善；他推行北碚现代乡村建设，在总体设计上就提出要与环境治理融为一体，强调欣赏“山间、水间的自然之美”，也是着眼于人和自然的和谐。这都表明，那一代先驱者都是自觉地以追求和实践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内心关系的和谐为自己的理想人生。
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人生理想、斗争哲学，以后又强制进行“思想改造”，与自己斗。卢晓蓉的回忆录写得最为痛心，我也读得心惊肉跳的，就是那四大历史情景。一是小学四年级时，跟着小伙伴追着父亲工厂的“右派”童谣，本应天真无邪的儿童歌唱竟被融入阶级斗争：这样的生命起端实在有点残酷。二是1964年读高三时贯彻“阶级路线”，一夜之间由“三好学生”变成“革命对象”，还要与祖父“划清界限”，这样自我抹黑和家庭抹黑就分外无情。三是参加下乡运动发表了不同意见的批斗大会，这就是从年幼到青年无间断的逐步升级的“与人斗”。四就要与自然斗了。卢晓蓉回忆说，本来，在上山下乡期间，自己和同样被社会放逐的伙伴们，好不容易被乡亲和大地之母接纳，却以恶相报，大搞“战天斗地”，“开启了破坏原始森林的邪门，把上百年的老树砍倒了种菜，种茶，种玉米，结果都半途而废”，成了破坏大自然的“罪魁祸首”。最后得到报复的是自身。我们这一代人的前半辈本应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这样斗来斗去，就把人与人的关系，和大自然的关系，以及与自己内心的关系，都弄得十分紧张，别扭，实际是扭曲了自己的人性和人生。
去年在我夫人生命最后阶段，我们一起总结一生走过的路时，就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这一辈子实在是活得“太紧太累，太虚太假”了。如果不抓住进入老年这一最后时机，进行弥补，就太亏，太窝囊了。但老伴还是没有抓住，遗憾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也还得面对这样的人生最后选择。这就是卢晓蓉的回忆，让我分外动心、投入的原因。我要和同样已经退休的卢晓蓉和我们这一代人一起，在总结一生的沉痛教训的基础上，郑重思考和设计我们的“养老人生”。我们应该给自己选定一个目标：要恢复人的本性，真心，真性情，走到大自然中去，尽量使自己的人际关系单纯、朴实化，更要回到自己的内心，追求心灵的宁静，安详。这样，就可以做到与自然，他人和内心关系的三大和谐，借以调节、完善我们的人性和人生。
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重新以80年代倡导的“三宽”作自己的人生座右铭：我们的生活与内心都应该“宽松”，对周围和世界的一切，对自己都要“宽容”，更要以“宽厚”待之。有了这“三宽”，就可以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我们的晚年就进入了一个宽阔、自由的天地。——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意思：要以“三和谐”和“三宽”作为我们这一代的最后归宿。
再说我们这一代的人生教训对当下中国和年轻一代的启示意义。
也还是要从老一代说起。卢晓蓉在《祖父留给社会的遗产》里指出，卢作孚的“超前思考”，就是他以“现代化”为全国人民的“公共信仰”，开展产业、交通、文化、国防四个现代化运动。而他的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又是以“人”为中心的，强调“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现代化最后要归结到“人的现代化”。他甚至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人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今天做的事业，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而且终会有一天失败”！作为后人，面对卢作孚为代表的老一代的这些谆谆嘱咐，真是羞愧难言：就像卢晓蓉在书中所说，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就“与当年祖父理想、目标、实践逆向而行”，首先在“做人”上出了问题。
一直发展到今天，尽管在实现卢作孚等前辈当年“产业、交通、文化、国防现代化”理想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但在“人的现代化”上却始终止步难行。不仅我们那一代许多做人的毛病遗传下来，还有了新的发展。卢作孚先生早就提出，要“对中国的问题，作清楚的分析”。那么，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除了人们谈得比较多的体制的改革问题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国民精神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面临鲁迅当年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任务，而且有很大的迫切性。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国民精神的反省，看看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延续到今天，中国人的国民性、人性在哪些方面出了问题？这是需要坐下来长期认真讨论研究的；这里，仅从卢晓蓉回忆录里涉及的，我想到的问题，作抛砖引玉式的讨论，大概有五个方面。
其一，首先还是一个老一代最为重视的精神、信仰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这些新中国的同代人是最有理想的，甚至把精神的追求推向了极端。就像卢晓蓉书中所说，我们从懂事时起，是以“放弃独立思考”为前提的迷信、盲从，落实下来，就是“以当好‘砖头’和‘螺丝钉’为目标”。而实际支配自己思想与行动的，是“恐惧感”。这背后是一个“趋利避害”的人的生存本能，我们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本能驱动下，最后成了“驯服工具”。因此，在我们这一代的精神结构里，推到极端的精神追求只漂浮在表层，不过是自欺欺人；而骨子里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趋利避害的人的生存本能，实质上就是人的“动物化”。我为了写这篇序，又翻出这一代人编写的《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读到书里一篇女知青的文章，题目就是《趋利避害是我天性，斗争观念深入我心》，心里为之一动：这不就是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的一个高度概括？
《我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主编，
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曾经有过反省，但只注意到精神信仰的虚假方面，并未涉及这骨子里的趋利避害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时代气氛的变化，人们在质疑盲目迷信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连人之为人的信仰和精神追求本身也被怀疑和否定。于是，在“一切向权看，一切向钱看”的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新时代”，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同时，出现了理想、信念、信仰缺失的全民精神危机：这样的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畸形结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潜伏在我们这一代内心的趋利避害的动物化倾向，就上浮、弥漫于整个社会，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潮。
就像我在一篇讨论当下中国国民性的文章里所说，“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是‘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能的生存法则，而且这几乎是全民性的：从老年、中年到青少年，甚至儿童，从中上层（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到基层干部，普通百姓，都是如此。整个社会规矩、环境就是如此：听话，有无穷利益；不听话，就有无穷祸害。权力的诱惑力、威慑力与趋利避害的国民性相结合，就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上上下下，或被收编，或被驯服”（《在汕头大学首届新国学高峰论坛上的书面发言》）。这意味着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由自觉的人变成了本能的人，动物化的人，即“人的非人化”。这样的人性的异化，国民精神的蜕化，就形成了真正的民族精神危机，人性的危机。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之所在。
其二，老一代对后人的要求，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说真话，干实事”，做实实在在的“真的人”。而我们这一代的最大尴尬和痛苦，就是为了生存，必须说“空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即使心里明白，也要“口是心非，颠倒黑白”，说违心的话。卢晓蓉说，她回顾往事，觉得最“不能原谅自己”的，就是在乡亲面前说了假话，骗了“天下最干净、最善良、最不该骗的老百姓”，骗了“那些用自己并不健全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坍塌的人们！”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精神危机之中，也包含了汉语危机。这或许是更令我们这些运用和研究中文的知识分子感到透骨之痛的。也是在前引关于当代国民性的书面发言里，我特意谈到，鲁迅当年批判的“文字的游戏国”和“做戏的虚无党”的汉语、人性弊端也已经全民化：“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在前台又那么说”，当今的中国，“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学校，社会，都充斥着‘两面人’”，“可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的话语，习惯于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这样的配合默契，既让人惊奇，又令人恐惧”。
其三，卢晓蓉的回忆录里，谈到了我们这一代最不堪回首的失误和痛苦。卢晓蓉家居长江畔，其家人就目睹了两派在江上相互炮击的惨剧，让她回想起来，也依然心惊肉跳。我多次说过，当今中国的人际关系的最大问题，就是失去了共识，没有任何自我怀疑和反思，更拒绝听取任何不同声音。
卢晓蓉
其四，卢晓蓉一直牢记祖辈与父辈定下的基本家规：做人一定要“守住底线”；在总结自己一生时，卢晓蓉唯一感到自慰的，就是尽管“有过盲从，有过愚昧，也曾随大流做过荒唐无知的傻事，但来自家庭的深藏在心底的道德底线，却始终在无形中管束着我们，督促我们从没干过损人利己、打砸抢抄抓、诬告栽赃陷害等伤天害理的坏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其宝贵、极其重要的经验，值得认真传扬。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守得住底线：我们这一代就有不少人没有守住，成为终生遗憾和最惨痛的教训；而且据我的观察，在当今的中国，也有一些人的言行，超出了底线。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守住底线，这都要另作专门讨论。有些人轻易越过底线，还洋洋自得，“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谓“不择手段”，包括完全不考虑他人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动辄要人“无条件牺牲”；完全无视他人的利益和权利，随意侵犯，损人而利己；不尊重、不遵守任何公共道德，任意践踏；鼓吹“暴力至上”，随意烧杀抢掠，等等。这都是过了起码的道德伦理底线，法律底线，人情、人性的底线，人也不成其人：这样的“崇高目的”下的非人化，是令人恐惧的。
其五，读了卢晓蓉的回忆录，写下了以上读后感以后，又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精神失误，依然为后人所延续？这当然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原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想到的是，这依然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国民性的问题有关。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事实也确乎如此：遇到了灾难、危机，我们紧张，焦虑，有时也积极应对；但灾难、危机一过，甚至只露出一点迹象，我们就忘乎所以，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又开始延着原来的路子，继续“高歌猛进”了。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既不曾有过灾难、危机，也没有失误，自然也不必反思、反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但历史无情，到今天就显露出“后果”：在我们身上曾经发生的精神荒谬和悲剧又一定程度上在后代重演，这大概就是对我们民族的遗忘症的一个惩罚吧。
要避免这样的可悲可怕的历史循环，从现在开始，就要从恢复个人和民族记忆做起：在我看来，卢晓蓉的回忆录就是这样的自觉努力，她的书的价值就在这里。它提醒我们：一要有记性，永远记着这一切；二要有思考、反思和反省；三要有行动，不断调整和完善我们自身的人性，推动民族精神、国民性的改造，真正实现“人的现代化”。这大概也是卢作孚等老一辈对我们这些后人的期待，我们绝不能辜负。
——2020年4月7—10日写于被封闭的养老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