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及其遗产：在民主脆弱的年代，抵御诱惑显得尤为重要 | 燕京书评
一些观察家认为，如今整个世界面临的自由民主危机和法西斯主义诱惑，和1930年代不无相似之处。重新审视二战及其遗产，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2020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法国、英国、德国、中国、俄罗斯等参战国举行了不同的纪念活动。不过，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和世界局势变化，这些纪念仪式笼罩在阴霾之下。
对于今人来说，和二战最直接的关系在于，我们至今还在享受战后国际秩序塑造的红利。但是，这种秩序正遭受挑战，全球各地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升起，极端右翼和新纳粹重燃，从二战废墟中诞生的联合国面临着对其效力乃至地位的质疑，全球多边主义的状况也不容乐观，等等。
在《恐惧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改变了我们》中，历史学家基思·罗威称，恐惧与自由是创造战后世界最重要的推动力。他致力于探讨这种永恒的冲突：“我们一方面渴望与邻居和盟友联合，另一方面又渴望独善其身。在二战后的余波中，这种冲突在全球范围内上演，时至今日仍对我们的个人和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气候变暖，让全球局势雪上加霜。更让人担忧的是，一些观察家认为，如今整个世界面临的自由民主危机和法西斯主义诱惑，和1930年代不无相似之处。
1930年代，正是纳粹崛起和上台之时。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在“第三帝国三部曲”的序言中说：“搞清楚纳粹是如何以及为何上台的，在今天与在过去一样重要，或许随着记忆的消退，甚至更为重要。我们需要探究纳粹党徒的心理；需要揭示纳粹的反对者为何未能阻止他们；需要明白纳粹所建立的独裁政权的本质和运作方式；需要了解第三帝国将欧洲和世界拖入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的过程，那场战争以帝国自身灾难性的覆灭而告终。……这段历史对世人来说蕴含着发人深省的教训。”
面对当下，97岁的基辛格回忆起二战，他在《新冠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一文中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的超现实气氛让我不禁想起自己年轻时参加二战突出部战役的经历，当时我在第84步兵师。今天的情况和1944年末一样，有一种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但带有惊人的随机性和毁灭性。”
反思二战，在当前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这几年出版了不少作品，比如基思·罗威的《野蛮大陆》《恐惧与自由》、理查德·J.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普里莫·莱维的“奥斯维辛三部曲”（《这是不是个人》《休战》《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等。
在国外，相关图书更是层出不穷，但偏重于欧洲和太平洋战争，国人关心的抗日战争相对来说较少。本文编译讨论二战的几本英文新书，从二战结束回望开端，反思世界秩序冲突；到关注二战的抵抗运动，人们在帮凶般服从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最后是大独裁者希特勒的新传记，探究领袖和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正如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纪念二战结束75周年的活动上所言：“回忆并不是一种负担，忘记才是；承认罪行并不可耻，否认才是。”
「开端：民主的危机与法西斯主义的诱惑」
为了纪念二战结束75周年，《纽约时报》今年9月推出“超越我们所知的二战”（Beyond the World War II We Know）专题，挖掘那些被忽视的英勇与逆境故事，其中许多故事都和日本相关。除了故事，在那期《纽约时报》，作者们还推荐了不少二战相关图书，其中两本探讨二战开端的作品值得注意。
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血色大地》（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作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一位睿智的（已离婚）朋友曾经告诉我，记住结局是忘记开始的一种方式。在战争中如此，在爱情中也如此。当我们纪念一场战争结束时，我们往往忽略它开始的方式。毕竟每一场战争都会结束，但不是每一场战争都必须开始。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我们应该回顾1945年的柏林，以及德国的最终失败。我们应该忘记1939年的布列斯特，红军在与国防军共同击败波兰后，与德国战友共同组织一次胜利阅兵。正是德苏对波兰的进攻，拉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这场序幕战正是罗杰·摩尔豪斯（Roger Moorhouse）新书《波兰1939：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Poland 1939: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I）的主题。斯奈德认为，正如莫尔豪斯这本典范军事史著作所呈现的那样，战争一开始，就揭示了选择在哪里做出，以及它们如何重要。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38年屈服之后，波兰在1939年夏天决定抵抗德国人，这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波兰的抵抗迫使英国和法国履行安全保证，从而建立最终赢得战争的同盟核心。如果英国没有在1939年加入战争，很难看到美国如何找到介入欧洲的理由。
“波兰的决定，甚至比摩尔豪斯声称的还要重要。他的书侧重于1939年9月的战斗，而不是德国-波兰、德国-苏联的关系。希特勒的动机表现为对战争的渴望，这千真万确。然而，希特勒特别想征服苏联。四年多来，纳粹的外交试图将华沙拉入反对莫斯科的进攻联盟。”斯奈德写道。
不过，斯奈德也认为，这本书虽然填补历史空白，让许多波兰读者感到满意，但也挑战了当今波兰官方对战争的记忆。如果波兰人能够在1939年的可怕环境中做出选择，正如摩尔豪斯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可以合理地询问他们在那之前做出的选择。《波兰1939》在讨论波兰社会时最无力，没有向读者介绍战前的经济、社会和民族政策。
“今天的波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被理想化，1939年的失败被描绘成一场清洗的受害者。回到战争之初，可以清除波兰的敌人（和盟友）的宣传，但同时也提出一些关于波兰本身的问题。”斯奈德说。
如果说《波兰1939》聚焦在波兰，那么另一本新书《纳粹威胁：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通往战争之路》（The Nazi Menace: Hitler,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Road to War）主要关注的是波兰的敌手德国，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教授本杰明·卡特·赫特（Benjamin Carter Hett）。
哈佛大学教授、《战争的余烬》作者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Fredrik Logevall）在《纽约时报》称，赫特的新书集中关注了1937年以来德国政府内部的发展，也考察了英国、苏联和美国领导人的思想，还注意了其他主要国家首都领导人的想法，如巴黎、华沙、布拉格、维也纳和罗马。
赫特认为，对于西方领导人及其民众来说，1930年代后半期意味着一场“民主的危机”。在丘吉尔、沃尔特·李普曼等有影响力的观察家心目中，主要的民主国家能否有效应对来自极权主义国家的威胁似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做好战争准备，并且随时可以获得资源。西方领导人能否动员他们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和善变的选民来支持昂贵的海外承诺？如果这些选民受到法西斯主义影响，受到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蛊惑，又会怎样？
暴躁而敏锐的美国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看到了危险。1938年底，他在克利夫兰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每个聪明的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威胁美国和席卷其他国家的危险是一样的。”
后来，伊克斯的担忧并未实现。华盛顿和伦敦的民主领导人一点一点找到立足点。他们击退极权主义的威胁，维护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1年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的四项自由：言论和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
“今天，我们再次陷入民主危机，赫特从开篇就强调了这一点。也许他的做法超过必要程度，似乎不确定读者在没有他的坚定指导下，是否能理解1930年代和我们今天的相似之处。”罗格瓦尔写道。
不过，罗格瓦尔觉得，我们很难不同意赫特的总体判断：“最重要的是，1930年代的世界被一个根本性冲突所困扰：世界体系应该开放和国际化，基于民主、自由贸易、所有人的权利和法律为基础？还是说，世界应该按照种族和民族的界限来组织，让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不欠少数群体任何东西，并尽可能将其经济空间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今天，我们再次面临这一冲突。”
The Nazi Menace: Hitler,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Road to War
Benjamin Carter Hett
Henry Holt and Co.，2020
「抵抗：在社会整体陷于帮凶般的服从之外」
在埃文斯的“第三帝国三部曲”中，他反驳对纳粹上台的一种常见误解——通过民主选举，是人民的选择。概括起来，经济的恶化、议会民主的失效、人民普遍呼唤干预，还有兴登堡总统的选择、魏玛共和国自身内阁政治的问题，所有因素加总在一起，才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
而且，埃文斯强调纳粹德国对民众和反对派的镇压，认为过往历史学家比较忽略这一点。“1933年，有20万德国人被关在集中营，因为他们属于纳粹党的反对派。盖世太保非常成功地在1936年之前摧毁了反对派，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有生力量。有200万纳粹特工，所谓‘Block Wardens’，被部署在不同的街道和街区对人们进行监控，确保无论在何种情况人们都不会组织任何反抗行动。”他对《澎湃新闻》说。
正是由于纳粹德国的高压统治，许多民众选择服从于纳粹政权。但是，历史有着另一面——除了服从和帮凶，还有一些人选择了抵抗。
犹太人大屠杀研究专家、《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作者克里斯托弗·布朗宁，今年7月在《纽约书评》发表文章《谁抵抗了纳粹？》（Who Resisted the Nazis？），评介最近出版的一些讨论西欧和抵抗运动的作品。
布朗宁称，法国历史学家奥利维耶·维奥卡（Olivier Wieviorka）的《西欧的抵抗运动：1940-1945》（The Resistance in Western Europe, 1940–1945）主要是一部“自上而下”的历史，其中心是盟军的政治、军事和后勤政策。这些政策试图培养和控制欧洲大陆的抵抗运动，以利于盟军的战略目标。
1940年后半期，英国孤军奋战。丘吉尔、经济战争部长休·道尔顿和特别行动执行局（负责派遣特工、组织破坏和情报收集），最初梦想在欧洲大陆煽动广泛起义，反对纳粹控制，但这一设想与英国政府几乎所有其他机构的观点和现实相冲突。所以，最终他们持谨慎态度，专注于破坏、宣传和情报收集。比如，支持大力发展地下新闻事业，兴起“V代表胜利”（V for Victory）的涂鸦运动，营救盟军飞行员（3500人成功从欧洲大陆逃出），在BBC和其他电台播放新闻，投放15亿份传单，空降有限物资（损失率高达20%），并向被占领的欧洲派遣4000多名特工，等等。
所以，维奥卡认为，盟军的胜利，得到抵抗运动的帮助，但并不依赖于抵抗；而没有盟军援助，抵抗将无能为力。
Sudden Courage: Youth in France Confront the Germans, 1940-1945
Ronald C. Rosbottom
Custom House，2019
相比维奥卡，罗纳德·C.罗斯伯顿（Ronald C. Rosbottom）的《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年对抗德国人，1940-1945》（Sudden Courage: Youth in France Confront the Germans, 1940–1945）展现了完全不同的图景。
布朗宁称，在罗斯伯顿的书中，高层政治和盟军战略优势完全消失，个人故事和动机凸显出来。这些年轻抵抗者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口灾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主义、防御性的马奇诺心态，以及被1940年6月的突然战败和占领所颠覆的世界。他们的动力，远远超过典型年轻人的激情和对权威的不信任。为了自由和爱国主义而行动，他们反对维希政权和德国占领，德军罪行激发他们“突如其来的勇气”。最终，他们的“伦理世界”比长辈“更清晰”，拥有一种“道德确定性”，即冒着生命危险，常常准备为“更好的未来”而牺牲。
“在罗斯伯顿的研究中，几乎每一个例子都是犹太人、共产党人或移民的某种组合。……大多数法国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最初都被1940年的失败所震惊，陷入沉寂，而犹太人被驱逐的冲击，德国强迫劳动的征兵威胁，以及战争潮流的变化，才激活法国人从顺从维希转向抵抗。”布朗宁写道。
在《反对希特勒：反抗纳粹统治的德国人》（Defying Hitler: The Germans Who Resisted Nazi Rule）中，戈登·托马斯（Gordon Thomas）和格雷格·刘易斯（Greg Lewis）两位作者试图表明，曾有一些勇敢的德国人，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而叛国，希望挽回他们民族的荣誉。
布朗宁称，他们生动地描绘了反抗纳粹政权的广大群体和个人，比如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策划者、白玫瑰组织，得到应有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了孤立的抵抗者，如乔治·埃尔泽（Georg Elser）、弗里茨·柯尔伯（Fritz Kolbe）、库尔特·格斯坦（Kurt Gerstein），以及以前被边缘化为受共产主义‘污染’的群体——赫伯特·鲍姆圈（Herbert Baum circle），尤其是哈那克圈（Harnack circle）。
Defying Hitler: The Germans Who Resisted Nazi Rule
Gordon Thomas ＆ Greg Lewis
Dutton Caliber，2019
但是，布朗宁觉得，两位作者相对较少关注的一个群体是克雷绍圈（Kreisau circle）。根据《最后的信件：弗蕾雅和赫尔穆特1944年至1945年的监狱通信》（Last Letters: The Priso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lmuth James and Freya von Moltke, 1944-45），赫尔穆特（Helmuth James von Moltke）为了避免在纳粹政权中服役，1935年放弃成为法官的目标。相反，他继续从事私人法律业务，直到1939年9月被征召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的法律顾问。
这时，他从私下对纳粹的蔑视转为一致的反对行动，家族庄园克雷绍成了一群宗教、政治和社会背景各异的政权反对者中心。他们计划建立一个基于基督教、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后希特勒德国，并与欧洲邻国和平共处。
1944年1月，赫尔穆特因提醒朋友注意告密者的危险被捕，被送往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并于1944年9月被转移到柏林监狱，等待审判和处决。期间，监狱牧师冒着极大风险，开始在他和爱人弗蕾雅（Freya）之间来回携带信件。这些信件探讨了爱情、死亡、审判和信念等。
“我们所做的只是思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赫尔穆特说。1945年1月23日，他被处决。
Last Letters: The Prison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elmuth James and Freya von Moltke, 1944-45
Freya ＆ Helmuth von Moltke
NYRB Classics，2019
「领袖与民众：在个人意志与公共幻想之间」
二战，又被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中，法西斯的代表人物非希特勒莫属。
据《德国之声》，对于希特勒及其政策的解释，长久以来历史学界有两大阵营为此争论不休：“蓄意主义者”（intentionalist）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决定性的强大领袖，其思想意识形态对1933年和1945年期间的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功能主义者”（functionalist）则侧重强调纳粹体系中各种相辅和相对团体，而不是希特勒的政治角色。
在关于希特勒的众多传记作品中，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爵士的两卷本《希特勒传》被看作经典。理查德·J.埃文斯认为，克肖成功地将希特勒的人生嵌入德国现代史，展示他的个人兴衰与宏观的历史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着重探讨了希特勒最为关注的领域，即外交政策、战争和种族事务等。
今年9月，德国历史学家、记者沃尔克·乌尔里希（Volker Ullrich）关于希特勒新传记的下卷《希特勒：衰落，1939-1945》（Hitler: Downfall: 1939-1945）的英文版出版。至此，它和上卷《希特勒：上升，1889-1939》（Hitler: Ascent, 1889-1939）双著合璧，两卷加起来近1900页，构成迄今最细致的希特勒肖像。
据《泰晤士报》，对于一些读者来说，乌尔里希对希特勒的描述可能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我们已经习惯将希特勒视为非人，甚至是低于人类的疯子或野兽。就连伊恩·克肖爵士也将他看作“非人”，一个懒惰、没有天赋的平庸之辈，人们将希望和焦虑投射到他身上。
但乌尔里希认为，希特勒太有人性。克肖真正的兴趣在于纳粹的独裁统治，乌尔里希则对希特勒本人更感兴趣。例如，乌尔里希非常关注希特勒的日常工作：11点起床，中午吃早餐，与随从共进午餐，散步，开会，晚餐，更多会议，新闻短片，然后是可怕的深夜独白。
希特勒的性格特质，使其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也导致了最终的毁灭。他具有出色的表演能力，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的天赋和组织能力，助其吸引民众，本能的狡诈使他总能及时应对政局变化等。同时，偏执的性格让他一味高估德国军事实力、低估对手。更严重的是，希特勒总是摆脱不掉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当东线战场局势逆转时，气急败坏的希特勒仍自以为是，对最高指挥部的其他成员则不屑一顾：举行战况研判会时，希特勒一改常态，拒绝同任何在场者握手，甚至很长时间没有再同其他官员共进午餐和晚餐。
“乌尔里希的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希特勒，既冷血又理想主义，既自恋又多愁善感，令人不寒而栗。正因为他看起来和我们其他人如此相似，这可能是我读过的最令人不安的希特勒画像。”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评论道。
Hitler: Ascent, 1889-1939 ＆ Hitler: Downfall: 1939-1945
Volker Ullrich
Knopf，2016 ＆ 2020
在新书中，乌尔里希称，战争的所有重大决定往往都是希特勒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比如决定入侵波兰，进攻西欧，优先推进对苏联的攻击，对美宣战，从斯大林格勒转移A集团军的致命选择。
他也是大屠杀的幕后推手。早在1939年之前，作为最高决策者，希特勒一直是犹太政策不断极化过程的实际操控者。战争爆发后，这一模式又被重演。乌尔里希认为，大屠杀事件的发生，不仅仅基于希特勒系统性消灭犹太人的意向，更是因为在许多具体事例中，希特勒曾亲自介入，批准执行，比如让犹太人佩戴六芒星或者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
但是，将所有罪责推给希特勒也不公道。“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大屠杀。但是，没有成千上万的帮凶，就不可能有大屠杀。当时了解纳粹'最终方案'的德国人确实很少，这是事实；但是，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人也很少，这也是事实。”乌尔里希说。
乌尔里希将“帮凶”的名单，从党的机构扩展到国防军、铁路官员、职业外交官和外国合作者，以及数不清的普通德国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在公开拍卖中以低廉价格购买了被驱逐犹太人的家庭用品。群众合法化了希特勒的领袖地位，到最后，仍有数量惊人的德国人坚持对希特勒的信仰。
美国历史学家、《希特勒最初的一百天：德国人拥抱第三帝国》（Hitler’s First Hundred Days: When Germans Embraced the Third Reich）作者彼得·弗里切（Peter Fritzsche）在《纽约时报》称，乌尔里希在这本成就斐然的传记中总结了一些教训，“当政治制度失败时，民主可以多快从铰链上被撬开”，“将文明和野蛮分开的外衣实际上有多薄”。第三帝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法治和道德规范被中止时，人类能够做什么？”
“除了这些教训，我们可以补充说，正是国家和种族‘提升’的诱惑，以及通过排除‘他们’来构成‘我们’的诱惑，削弱了法律和道德。……这是希特勒个性的力量，也是个人意志的结果。但我们也不能置身事外，因为第三帝国揭示了公众幻想的力量，自由主义心态并非默认立场。” 彼得·弗里切写道。
题图为俄罗斯多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图片：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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