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芙·沙法克认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世界，群体性的自恋似乎是对个人挫折的补偿；社交媒体创造了意识形态回音室，将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理论和争论统统规避；我们需要直面现实，也需要打破二元对立。
英裔土耳其作家艾莉芙·沙法克（Elif Shafak）被大众熟知，是因为作品《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的10分38秒》（10 Minutes 38 Seconds in This Strange World），这部作品曾入围2019年的布克奖短名单。今年八月底，沙法克推出了新作《如何在分裂的时代保持理智》（How to Stay Sane in an Age of Division），在时代浪潮中飘荡，她有诸多感受，并想要在惊涛拍岸的间隙，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他人即地狱。”虽然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得知萨特写下这话时的真实想法，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却时刻印证着人与人之间的微妙联结。一直以来，沙法克的作品都热切关注社会议题，无论是刻画身份的多样性，还是为女性群体发声，都逃不开一个核心要素：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本，辅以当代社会的愤怒和焦虑的剖析，以及自己对社交网络的失望。![]()
艾莉芙·沙法克的两本小说：左为《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的10分38秒》（10 Minutes 38 Seconds in This Strange World），右为新书《如何在分裂的时代保持理智》（How to Stay Sane in an Age of Division） 图源：推特
社交网络看似增强了人与人的沟通交流，但实际上未必能加深彼此间的理解。在新书中，沙法克主要关注的是现代政治和文化辩论之间的分歧——各方都明显拒绝听取对方的相反观点。此前，她也是《哈珀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公开信的签署者之一；公开信谴责了当前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即“不宽容、挑剔和盲目的道德确定性”。一些人认为，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精英不太体面的抱怨，他们哀叹自己失去了特权，是对失去权利感的挽歌；这些“崇高的”签署人并不关心言论自由本身，让他们烦恼的实际是听他们说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封信及其引发的争议，对于沙法克的这本新书《如何在分裂的时代保持理智》来说，可能来得太晚了；但不管事先是否得到警告，她都没有落入那个陷阱。她非常清楚社交媒体上争论的两极化所带来的危害，在推特上的长篇大论与人们在电视、广播或YouTube上看到的“相互冲突的确定性”（clashing certainties）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连续性。在她看来，参与者“不是在那里倾听，也不是在那里学习。他们只是在那里发火”。但她对这种现象的分析，要比公开信中阐述的更为宽容。![]()
艾丽芙·沙法克（Elif Shafak），1971年生于法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现已成为土耳其人气最高的女作家，获奖无数。批评家曾称之为“当代土耳其及世界文坛最鲜明的声音”，其作品在全世界已被译为三十多种语言，她还曾获得法国文化部“文艺界骑士”等殊荣。
她认为应该回归讲故事的主旨：如果你不能讲述自己的故事，你就不会愿意去听别人的故事。那些“不被听到”的人，将不会理解那些自身之外的想法。当“越来越多的公民感到被遗忘”，公开辩论就会变得越来越粗鲁。在一个更接近公开信的批评声而非信本身的讨论中，她暗示，那些现在抱怨言论自由度下降的人，只能怪他们自己。当然，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颠倒一下她的论点逻辑，如果拥有讲述自己故事的特权就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优秀的倾听者和辩手，那么现在英国保守党的许多人应该是最好的倾听者了，但很显然他们不是。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她关于“权力和财富”现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者“越来越多的公民”感到被排除在外等笼统观点感到恼火——想想17世纪的奴隶或农民，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文化所传播的权力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沙法克并没有打算对历史进行概述，她只是在表达一种“期待”；但由于社交网络的出现，期待也迟迟未能实现。但同时，她也指出了上世纪西方自由民主的“成就”之一——传统的权力结构仍然（或多或少）完好无损。社交媒体无疑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平等交流的机会，地位和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差异看似被削弱。在很大程度上，社交媒体只是在巩固那些已经拥有政治和文化资本的人，推特上《哈珀斯》公开信的签名总数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沙法克暗示，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的泡沫世界（self-reinforcing bubbles），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群体性的自恋（group narcissism）似乎是“对个人挫折的一种补偿”，社交平台充满着呐喊和愤怒。沙法克理解这些愤怒的反应，更宽泛地说，她认识到了“面对不公正和压迫”时愤怒的尊严——乔治·弗洛伊德被杀时，她还在写这本书，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恐惧反应。但她告诫自己，不要将愤怒本身视为一种“引导力量”，不要因为它的“盲目破坏性”和愤怒的强度，使得愤怒取代做实事的干劲儿。她引用了一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已故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话表明立场：“感到愤怒之后，接着继续工作。”归纳起来，如何将愤怒转化为稳定、高效的生产力，就是《如何在分裂的时代保持理智》这本书所提供的建议之一。此外，还需要敢于“拥抱复杂”，珍惜身份的多样性。对沙法克来说，身份与其说是护照上的印章，不如说是一套流动的关系，或者说是关于自己的故事，让你更靠近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她在书里写道，“当你感到孤独时，不要向内看，看向四周，寻找那些有着相同感受的人......”她一方面着眼于疫情的后果，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排除一些关于“福祉”的陈词滥调，并建议读者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面对灾难，我们应该感到沮丧；但即使沮丧，也没关系；直面它，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社交媒体创造了意识形态回音室，沟通和同情越来越少」《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的10分38秒》中有一个情节：主人公特基拉·莱拉（Tequila Leila）是伊斯坦布尔一名性工作者，她被扔进了垃圾堆，但她的大脑还在运转。在这部获得2019年布克奖短名单提名的小说里，沙法克追溯了莱拉意识的最后时刻，从一开始就打破了存在的二元观念，“你呼出最后一口气，人们就以为你变成了一具尸体。但世间事并不是这样非黑即白。”沙法克写道，她引用了神经科学中的一个现象：人死后，大脑会在十分钟内保持清醒，“就像在深黑色和亮白色之间有无数阴影一样，生死之间也存在多个层次，被称为‘永恒的安息’（eternal rest）”。她认为，如果在世和来世之间存在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必须像砂岩一样具有渗透性。”在一个似乎固执于二元论的世界里，沙法克提供了一个实质为大众更需要的选择。一直以来，她都以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多层次刻画而闻名，无论是畅销书《伊斯坦布尔孤儿》（The Bastard of Istanbul）中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还是小说《名誉》（honour）中的“荣誉谋杀”，还是《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的10分38秒》中由于土耳其政府对女性和性少数人群的不宽容所造成的残酷影响。这些故事，虽然黑暗，但都触及人性，甚至带着一丝“残忍的发笑”。沙法克说，“我对那些沉默的人非常感兴趣。尽管每一本书都不一样，但我作品中有一个持久的愿望，就是把边缘变成中心。”由于最近疫情、难民危机和“黑命攸关”等事件，在新书《如何在分裂的时代保持理智》中，沙法克将当前运动置于权力、财富、技术和心理健康等广泛背景中去考察。她认为，群体性自恋是群体思维的基础，并且“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彼此的沟通和同情越来越少；我们对共性欣赏就越小，共享空间就越不平等，而煽动者就会越满意。”通过社交媒体，人们创造了意识形态回音室，将那些与自己不一致的理论和争论统统规避。“我想对二元对立提出质疑，并找到一种更细致的方法解决它。”沙法克认为，通过一个人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所代表的东西来定义他，这往往会使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物体，而小说让人类超越了人与人、男人与女人、同性恋与异性恋的紧密束缚。“所有的二元对立只会让我们失去人性，而小说又将我们连在一起。”在2010年的TED演讲《小说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fiction）中，她的发言简洁有力。“作为人类，我们都是有感情的生物，通过情感和故事连接在一起。”沙法克还说，通常情况下，她能轻易将对方看透。但是，一旦了解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故事，就很难一概而论——尤其是对少数群体而言。「激进记忆：把过去和未来拉拢，创造出被迫切期待的现在」沙法克被认为是和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齐名的土耳其最受尊敬的在世作家之一，她拥抱“少数人的故事”的努力，却激起了反知识分子、反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愤怒，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这些人也逐渐开始打击那些以虐待儿童、性暴力等具有挑战性话题为主题的小说作者。2006年，沙法克因“侮辱土耳其人”而受审，起因是她在其第二部英文小说《伊斯坦布尔孤儿》中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但后来该案被驳回。2019年，土耳其检察官对她20年前的小说展开了调查，她被指控的罪行还包括“对性虐待的淫秽描述”。正是由于这种种事件，沙法克把作为一名土耳其小说家的感觉描述为“一边被人打耳光，另一边又被赏糖吃”。![]()
奥尔罕·帕慕克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包括：家庭暴力、杀害女性、乱伦强奸、儿童权利——这些都不是能轻易探讨的话题，但我们不能假装它们没有发生”，她在谈到土耳其围绕妇女和儿童权利日益紧张的局势时说。在过去十年里，基于性别的暴力增加了1400%。自2020年迄今为止，土耳其已有205名妇女被杀，“令人心碎的是，这还是第一个签署《伊斯坦布尔公约》的国家。”（《伊斯坦布尔公约》被誉为“开创性人权条约”，捍卫性暴力受害者权利的最佳国际标准）目前，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公约正受到威胁，因为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保守派正义与发展小组（AKP）试图扭转立法，声称该公约想要促进“性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威胁到“家庭价值观”。沙法克说：“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受到强烈的抵制。”除了小说，她还写了很多有关土耳其所面临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并在网上热烈谈论人权问题。“这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男权国家，一个性别歧视国家，但总会有进步的一刻。当失去了这一刻，你会发现你正以难以察觉的速度倒退，这使人担忧。”“在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宗教狂热、伊斯兰主义和威权主义在不断增长。我不认为这是巧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性别歧视就会永远在。家庭暴力、对同性恋、跨性别者的恐惧仍会增加，因为它们总是携手并进。”在《如何在分裂的时代保持理智》一书中，沙法克罗列了世界各地的右翼事件：在波兰，政府在幕后策划发动了对性少数社区的邪恶攻击；在匈牙利，新纳粹组织示威活动驱逐罗姆社区；在英国，仇恨犯罪率越发激增；在美国，警察对黑人的暴行是持续存在的问题；在巴西和印度，一种危险的教条主义正浮出水面……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虽然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但对沙法克来说，伊斯坦布尔对她造成的影响，无疑格外深刻。为了自身安全，沙法克一直处于自我流放状态，已经三年没有回到伊斯坦布尔。“毫无疑问，我非常想念伊斯坦布尔”，她继续说道，“作为一个女人和作家，我时不时会感到窒息。但我非常爱她，我知道这座城市其实是一座‘她’城”。在她看来，人对一座城市的感情，必然与记忆和故事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情感与对它造成影响的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着裂痕。在《如何保持理智》一书中，她还写道：“如今许多人很难认清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祖国像陌生人一样行走。”同时，她还讨论了语言在解释那些在身体上或精神上被迫离开祖国的人时所存在的局限性。正是这种精神和状态的断裂，导致了自我的丧失；这种丧失，是一种地狱般的疼痛。这个想法在《10分38秒》中达到顶点。在书中，她强调了现代土耳其身份定义的冲突：“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幻想，一个魔术师出错的把戏……伊斯坦布尔只是一个存在于大麻吸食者脑海中的幻觉。事实上，这里没有伊斯坦布尔。或者说，这里有多个伊斯坦布尔——挣扎、竞争、冲突……每个感知，最后只有一个可以生存。”对成千上万的漂泊者来说，无论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还是针对跨性别者的仇恨犯罪，都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进一步将他们推入边缘地带。土耳其这种不宽容的社会氛围，随着其总理埃尔多安的保守政策而显得越发严峻。在土耳其老百姓中流传着一个段子：政府对几乎任何事情的本能反应，就是建造一座清真寺或一个购物中心。当然，这只是个半开玩笑的说法，但同时也伴随着深深的叹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土耳其政府选择性地抹去自己的过去，如沙法克所说的“集体性失忆”。当被问及对最近伊斯坦布尔圣索非亚清真寺的转变有何看法时，她回答：“这些古迹比人类寿命更长。他们不属于某一个时代，不属于某一种文化，也不属于某一个政治团体或政府，他们属于全人类。”逃避社会责任，不愿承认过去，全世界皆如此：格伦费尔火灾的文件已经“永远丢失”了，这只会助长英国政府的冷漠和不作为；特朗普政府对“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的处理，则被解读为对激进的否认。相比之下，沙法克的作品被视作为激进记忆（radical remembrance）的体现——它们怀着存在主义的热情，把过去和未来拉拢到一起，创造出一个被迫切期待的、实实在在的现在。参考来源：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aug/21/how-to-stay-sane-in-an-age-of-division-by-elif-shafak-review
https://www.dazeddigital.com/life-culture/article/50455/1/elif-shafak-on-writing-compassionate-stories-through-hard-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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