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对谈斯蒂娜·杰克逊：小说带给我的磨难与难堪越来越多

作者 | 危幸龄

全文共 3118 字，阅读大约需要 3 分钟

在11月21日举行的中欧文学节对谈上，作家阿乙与作家斯蒂娜·杰克逊就犯罪小说中“黑暗、悬念及场景设置”进行了交流。两位认为，自然环境是塑造悬念的重要因素。由此话题，他们还延伸到了故乡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今年是中欧国际文学节的第五个年头。受疫情影响，本届文学节的全部活动均改为线上。在11月21日举行的主题为“黑暗、悬念及场景设置”的对谈中，中国作家阿乙和瑞典作家斯蒂娜·杰克逊（Stina Jackson）就各自的作品和写作经历进行了交流。

本次线上会议日程

瑞典作家斯蒂娜·杰克逊出生于1983年。十多年前，她搬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那里写下了处女作《寂寞公路》（The Silver Road）。2018年，这部作品被瑞典犯罪学院授予“年度最佳犯罪小说奖”，此外它还获得了“斯堪的纳维亚最佳犯罪小说奖”及瑞典“2019年年度图书奖”。她的第二部小说《最后的雪》也于今年在瑞典出版，并获得了久负盛名的年度图书奖提名。

斯蒂娜·杰克逊 会议截图

1976年生于江西瑞昌的作家阿乙，虽然不是以犯罪小说出名，但其早年当过警察的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增添了别样的色调，像《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中都有沉重阴郁的“犯罪情节”出现。然而，阿乙的目的不在于故事情节，而是将内心真实的愁苦或愤怒化作弹药，捆绑到人物身上释放出来。这也是他抵达人性的一种方式。

作为通俗小说中非常受欢迎的类别，犯罪小说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通过对一些犯罪事件的虚构加工，揭示现实社会以及人性中的种种问题。因此较之于非虚构，相关的虚构作品为“真实”提供了更安全的土壤。另外，两位作家也一致发现，犯罪小说市场的良好前景与相当一部分读者群体为女性分不开，女性相较男性更容易受情节或情感的牵引。且从创作层面来看，女性创作者在犯罪小说创作上更具优势，因为其细腻的情感往往能通过各种细节描写将人物心理烘托到位。

「场景设置对塑造悬念的作用」

事实上，杰克逊的《寂寞公路》（The Silver Road）虽被归为犯罪小说，但立意远在其类型之上，更准确说是带有悬疑或犯罪色彩的纯文学创作，“刻画人性”是其创作底色。阿乙对杰克逊的《寂寞公路》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有一种加缪文本中的干净与克制，并且对物体形状、气味、颜色，以及物体带去的感受都有清晰描绘。在《寂寞公路》中，开头的一段场景描写就已渲染出至暗的故事氛围：

如同一股鼓励万物坚持呼吸的力量，如同一个对于崭新生活的庄严承诺，那阳光刺棱棱地直烧溅到他身上去，然后便漫洒森林和湖泊。还是那阳光，划破他的梦境，令他的血液躁动。那时还只是五月，当破晓的阳光正渗透天地孔隙时，他却醒来躺着。他可以听见凝结于地面的晨霜随着寒冬远逝而消融的声音，还有溪水和河流卸下冬日伪装后湍涌奔腾的声音。很快这阳光就将耗尽每寸夜色，侵略性地，炫目地，唤醒在腐叶之下沉睡的生命。它将温暖枝头蓓蕾，直待它们绽开花瓣，求偶声和新孵出的生命因饥饿而哀鸣的声音也将响彻林间。子夜阳光将驱动满怀欲念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巢穴。他们欢笑、做爱、变得兴奋而狂热，一些人甚至可能会失踪。他们会盲目而不知所措。可他不愿相信那些失踪的人已经死去。

杰克逊说，在为小说塑造悬念过程中，自然环境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于无声处听惊雷”。更宽泛地说，北欧始终透着一股彻底将人刺穿的冷冽，以及将人裹紧的神秘。北欧城市之一瑞典独特的自然环境，也给曾到那里旅行的阿乙留下深刻记忆，“瑞典就是出犯罪悬疑故事的地方”。他还认为，这样细致、具象化的文本也使得杰克逊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影视改编性”。

在阿乙小说中，环境以一种相对“阴郁”的方式，同样起着调制悬念氛围的作用。比如在短篇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其中一篇《意外杀人事件》中，他就通过天气的骤变，暗合着“大事”的降临：“这诡异的事只发生了12分钟，10点开始，10点12分结束，10点前，红乌镇狂风大作，落叶纷飞，天空裹着黑云，不时有闪电刺出；10点12分后，天空大开，闻讯而出的人们捏着没用的伞，恍如堕身白昼。”

「故乡与写作」

对杰克逊而言，将故事坐标系设在瑞典，只因为那是她的故乡，她在那里成长到二十二岁，虽然之后移民去了美国，但故乡印记是不可能被抹掉的。她补充说，虽然已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但在家时还是经常会说瑞典话，包括用瑞典语写作。“故乡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只有和它保持一定距离之后，它的形象才能具体成型”，平铺于纸面上。

对阿乙来说，同样如此：从江西小城来到北京，地理位置等外在环境的变化，必然也带动着内心的转变。“俯看”故乡，从前身处其境的模糊之处逐渐变得清晰；同时，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海绵式吸收，也让他的写作视野愈发开阔。他自己形容到，好作品就像在派发通行证，读得越多，了解的写法越多，这一种种写法近似于写作通关路上的一张张授权。

阿乙 会议截图

比如，在与作家徐兆正关于加缪的笔谈中，阿乙谈到了加缪对自己，以及对当今中国文学的意义：他拿起笔来，为自由、正义和真理战斗，为纯文学创造真正的自由。在经典的启发下，阿乙对自己曾经的写作进行了反思：

从1997年到2006年，将近十年的时间，我自己表现得极其无聊。那正是我21岁到30岁的黄金时期，我将这样的时光付之虚度。无聊和悔恨几乎噬空我的心灵。我记得有一个周末，我在举目无亲的郑州街头徒劳无益地行走，感觉没有任何目标会接纳我，一直这样恐慌地走到天黑，才因为饥饿，找到一家餐馆，将就安顿自己。所以，驱使我去写作《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不只是一则2006年媒体报道的无目的杀人案，也有这个新闻在我心灵上构成的触动。当我看到那个新闻时，看到罪犯所透露出的那些寂寞、孤独、自闭的零星信息，我觉得找到了一个相似的自己，一个突破法律和道德边界的自己。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罪犯也和我一样根本无法用掉自己。正因为无法用掉自己，他选择了一场猫鼠游戏。归根结底，我想在这篇小说里向世人报告一种真相，就是活着的空洞、无聊、无以依附。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阿乙著

磨铁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我始终尊敬格非老师提出的一点：小说要有自传性，要与精神性有关”，这便是他所认为的文学的重要意义。

也正因如此，阿乙认为，在写作道路上，自己遭遇的最大困难便是，如何使能力跟上自己的“野心”。在写上一个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时，他生了一场大病，好不容易长篇写完，病也痊愈，他又陷入了不知道写什么的迷茫中。他捡起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疫情期间啃完，随后也找到了方向。

对于文学，阿乙始终保持敬畏，伴随如烛芯火焰一样掐不灭的热情，他曾说：“小说带给我的磨难与难堪越来越多，到今天我还没有征服它，没有扭住它的角，让它双膝着地。但总是在这注定失败的事业中，我感觉自己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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