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记者与贫民窟：美国记者如何推动社会变革？
1890年，纽约《太阳报》记者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1849-1914）的纪实摄影和文字报道以《另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为题结集出版，轰动一时。该书对20世纪初纽约乃至全美的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劳工法律等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照美国摄影史家安娜·霍伊的说法，里斯的照片“感人肺腑地揭露了一个肮脏的、非人性的环境”，他是“把相机作为社会变革工具的美国第一人”。在为《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s Magazine）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则赞誉他为“最有用的纽约市民”。
里斯是罗斯福多年好友。他们深厚的友谊始于1895年，时任纽约警察局长罗斯福在桑树街（Mulberry Street）警局总部对面的报社办公室与里斯会面。由于怀有共同的改革和进步理念，二人一见如故。里斯带领罗斯福数次夜访贫民窟，并动用私人关系向纽约警察部门提出若干改革建议，其中绝大部分都被采纳。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的关系更加紧密，甚至在罗斯福由纽约州长（1899-1901）晋升为总统后依然保持密切联系。在公开场合，两人相互支持，巧妙地利用媒体来提升对方的声誉。
罗斯福入主白宫后，里斯作为进步运动的旗手顺理成章进入白宫核心圈，为总统各项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造计划摇旗呐喊。罗斯福卸任后，政治讽喻杂志《顽童》（Puck）曾以滑稽漫画形式，再现其政治盟友及座上宾对此的反应。漫画中，罗斯福总统居于核心，里斯与继任总统塔夫脱及司法部长查尔斯·J.波拿巴等人并肩肃立，可见其地位非同一般。
1901年3月，当选总统罗斯福开始政治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日理万机，但同时他对里斯的社会调查仍极为关注，对后者长期以来锐意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极为钦佩：“一名真正的改革者，必须拥有巨大的勇气、突出的行善愿望，还必须理智健全，具有完备的常识。如果还有良好的幽默感，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所有这四种品质，雅各布·里斯无不具备。”——与之对应，里斯也以同样的热忱赞美他的总统朋友。在此前出版的《十年战争》（A Ten Years’ War，1900）一书中，里斯回顾了他与罗斯福并肩奋斗的十年改革历程，尤其是针对纽约警界腐败现象发起的一次又一次战役（1897-1899），令人印象深刻。里斯不无自豪地宣称，这两年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到目前为止最快乐的时光”，也是他和总统志同道合革命友谊的见证——正如他在1904年的竞选传记《公民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The Citizen）中所言：“当他（罗斯福）具有同样强烈的意愿想要看到贫困同胞拥有权利和正义，并为此付出诚挚努力时——当这些同胞们也加入到与贫民窟的战斗中时，我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我所有的理想都变成了现实。”
1870年，雅各布·里斯乘坐“爱荷华号”汽船离开丹麦，漂洋过海，移居美国。当时他肩上背着行囊，口袋里揣着借来的40美元，别无其他。此时，年仅21岁的里斯一定难以想象，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作为摄影新闻业的领军人物，他会与未来的总统相交甚笃，并帮助纽约市政当局推行住房政策改革，从而为美国历史上声势浩大的进步运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刚到美国的头几年里，里斯举步维艰。由于找不到稳定工作，他先后做过农场帮工、铁匠、泥瓦匠、木匠和推销员，在廉租公寓和出租房里，目睹美国城市最糟糕的一面——那里疾病肆虐、一片狼藉，各种犯罪现象比比皆是。这些所见所闻激励了这位初生牛犊的丹麦移民，他开始大声疾呼，吸引社会广泛关注，并希望能够永久改善城市下层人民的生存环境。
里斯一向工作勤勉，加上运气也不错，不久便如愿以偿进入报社，得到一份可以让他终生为之奋斗的职业——让穷人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后来，里斯就职《纽约论坛报》刑事专案记者，负责报道纽约一些犯罪猖獗区域的公共突发事件。正是这份工作使里斯一举成名，并让他与罗斯福成为好友。在里斯等人的建议和帮助下，罗斯福针对“极其腐败”的纽约警察系统采取了全方位的改革举措，比如定期巡查消防设施，对警员进行年度体能检测，新警员招聘严格依据体能和智力标准而非人脉或关系，等等；尤其是将导致腐败的、由警方运营的商业设施一律加以关闭和取缔，大有壮士断腕的气概，纽约市民无不拍手称快。
在总统任期内，罗斯福着手创立环境资源政策，对森林、矿产、石油等资源重点加以保护；并创建公平交易法案，推动劳资和解。此外，他还主张用联邦政府的权力对现行秩序加以改革，发起以反垄断为改革主要内容的“进步主义”运动，致力于让美国社会重新“走向和谐”。里斯对各项改革深表赞同，他四处发表演讲，并在报刊发文，为罗斯福政改张目，而罗斯福则称其为“我所认识的最出色的美国人”——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进步主义思想和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早年移民的经历，对里斯影响很大。当里斯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到处寻找工作之时，身边唯有一只流浪狗相伴。某次，当他在廉租房熟睡之际，带有他心上人画像的挂坠盒被偷。他向警方报案，但无人理睬，甚至还遭到警察驱逐。他的狗朝警察狂吠，却被警棍殴打致死。经历这一惨痛事件，里斯始终忘不掉那起盗窃，也忘不掉警察的暴行——日后他主持发起的廉租房改革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他的“复仇”。里斯宣称真正的罪行是市政机关的“不作为”，由此滋生并助长了偷盗抢劫等犯罪行为。因此，他率先呼吁纽约市政当局厉行改革，压缩警察的管理权限，新建住房由市政部门统一管理，如此不仅能为身处困境的贫民提供体面的住所，也能大大降低城市的犯罪率。
里斯改革计划的第一个靶心，瞄准了为人诟病已久的收容制度。通过巡回演讲及报刊文章，他向立法部门及民众呼吁，要求取消并关闭由警方主导的收容所。作为调查记者，里斯曾亲眼目睹一位无家可归的病人收容后，被关进一间空房间，在冷冰冰的地上躺了一夜，随后便感染了斑疹伤寒——这样的收容制度，与其说是救人，不如说是杀人。1896年，在市政当局强力干预下，纽约警察局收容所被迫关闭，转而由民政部门及民间机构为贫民和流浪汉提供更为人道的慈善和市政服务。
初战告捷的里斯，又将目光转向所谓廉租公寓房。此类廉租房大多坐落于“背面公寓”，即在老旧房屋后加盖的“违章建筑”，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根据实地走访，里斯发现当初推行廉租公寓收留城市贫民的初衷很好，但房屋条件差，周围环境恶劣，于是反沦为城市的“毒瘤”。以纽约下东区为例——“在一间横竖不满13英尺的地方塞进了12个男女，两三人蜷缩在嵌进墙里的床铺，其余则睡在地上。”里斯在调查中发现，类似的公寓在纽约共有3万多座，居民合计超过100万人。低工资、高房租，让很多廉租房租户生活在极度贫困中，饥寒交迫。他们的住处更是肮脏不堪，令人作呕。
里斯在他的书中写道：“公寓四处酝酿着祸端，因为它们是疫病的温床，将死亡带给穷人的同时也带给富人；它们是贫困和犯罪的摇篮，把罪犯塞满我们的监狱和警局；它们年复一年地把4万人渣抛向避难所和劳动救济所；过去八年中有差不多50万乞丐靠救济为生；它们常年维持着一支上万人规模的流浪汉大军，其致命的道德污染已触及到所有居民的家庭生活。”——在里斯看来，另一半人的落后、贫穷和犯罪，不仅拉低了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也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与矛盾。因此，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作为昔日无家可归的移民一分子，里斯对廉租房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889年，里斯在《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并非所有廉租公寓都精美舒适，在曼哈顿西区的屠宰场以及廉价酒吧区便存在无数脏乱不堪的家庭住宅和犯罪肆行的租房公寓。”于是，里斯决定选择纽约最为贫困的桑本德地区作样本，向由警方主导的廉租公寓及遍布纽约的“地下”廉租房开战——当地廉租房多为覆盖整个街区的棚户屋，屋内既没有窗户及通风设施，更缺乏室内管道设备：“那不是男人和女人待的地方，当然也不是小孩子待的地方。这是一个可怕的贫民窟——太多的人挤在一起，房子和街道肮脏不堪，遍地都是老鼠……随着调查深入，这个地方越发令我感到不安。其他人没有受到类似的困扰，因为他们不知道桑本德人的生活有多么可怕。但作为一名报社记者，发掘真相是我的职责。于是，我穿过肮脏黑暗的街道，亲眼目睹当地民众如何在困境中苦苦挣扎，饱受煎熬。”
除了诉诸笔墨，为进一步增强感染力，里斯又自学摄影技术，并很快能够熟练使用—— “我很快就能很好地使用照相机了。我知道言语无法改变一切，但照片可以。照像机拍出的照片是如此令人震撼，该市的卫生官员立即开始采取行动。可以说，从现在起，我拥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我的相机——来对抗桑本德的贫民窟。”当时，镁光灯摄影技术新近问世，里斯每晚走访贫民窟时必定携带相机，通过影像记录拥挤昏暗的廉价公寓、阴沉压抑的酒馆以及危险重重的贫民窟。里斯创造性地使用这一摄影技术，使得城市里即便最阴暗的角落也暴露无余。这些图片广泛运用于他的各种文章、书籍和讲座，十分引人注目，成为推动社会改革强有力的工具。正是在阅读了上述言辞犀利且图文并茂的文章后，罗斯福决定去拜访传说中“令人尊敬”的作者，因为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深信：“无数的罪恶潜伏在我们市政机构的黑暗角落，它们在破旧的贫民窟外虎视眈眈，在拥挤的廉价房内驻留盘桓——可最终却在纽约市遭遇了最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里斯先生。”
根据里斯的考察，纽约市中心随处可见的贫民窟，其实自有其历史原因。由于早期工业城市的厂房大多坐落在市中心地带，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家庭也大多选择城市中心居住。除了工作上的便利之外，他们还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设施，并能够避免通勤的麻烦。出于同样考虑，经济条件较差的新移民（如里斯本人）也会选择城市中心居住。因此，几乎所有大城市的中心区域都人满为患，贫穷的工人家庭居住的贫民窟，通常都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也缺少公共服务。一些位于市中心的贫民窟，原来可能是中上等阶级家庭的住宅，然而到19世纪后期，随着城市道路的延伸和交通工具的改善，这些家庭为了逃避市中心的喧嚣、嘈杂和脏乱，往往选择迁居较为安静的郊区。他们位于市中心的房子被转售或转租到穷人手中，原来的单元为了容纳更多的住户被一再分割，若干家庭不得不共用室外的厕所和水龙头。即便每个住户能够把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但室外的公共空间通常都是肮脏狭隘、混乱不堪。这也是那一时期市中心死亡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在拥挤不堪的廉租房及周边地区，健康与疾病以及公共卫生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居民；当地出生和死亡人口的动态统计数据，更是触目惊心。里斯为此经常写信敦促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公众健康，并提醒该市的富人阶层，贫民窟的糟糕现状会让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不良的水质、污物、害虫、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斑疹伤寒和霍乱频繁爆发，儿童死亡率和肺结核发病率也不断攀升。拾荒者和盗窃犯把垃圾场当做自己的家，而后街的棚户屋更成为黑帮火拼的犯罪现场。1894年成立的纽约公寓管理委员会，在书面报告中将廉价公寓贬斥为“婴儿屠宰场”——因为，在这里出生的每五名婴儿中就有一名会夭折。
里斯时常夜访的桑本德地区，一度曾因黑帮和犯罪活动猖獗而臭名昭著。相比而言，此地廉价公寓和血汗工坊的种种惨况，更让里斯忧心忡忡。为了谋生，几乎所有的贫困家庭成员，包括孩子和帮佣，都要参与到不同的计件劳作中。成衣制作（包括裁剪、缝纫和熨烫），香烟制作，女帽制造和零部件组装等工作，微薄的报酬都以计件的形式发放——劳工在拥挤不堪的高温环境下工作，根据工作量（计件数）赚取工钱。对于在作坊里劳作的童工，里斯尤其感到揪心：由于不得不和大人从事一样的工作，很多孩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显得满脸沧桑。当然，与工厂童工相比，街头报童的处境更为凶险。他们白天在街头游荡，夜晚则漫无目的四处晃悠，沾染了吸毒、赌博等诸多恶习，甚至沦为“垃圾场的儿童”（children of the dump），令人痛心疾首。里斯在1890年代效力于纽约《太阳报》，当时常有报童躲进报社办公室里过夜——里斯写道：“那些孩子早早担起了家庭收入的重担，却往往有家不能回。如果看到他们蜷缩在报社哪个角落里，那多半是由于报纸没卖完，或是在赌桌上输光了钱而害怕回家。”
在《另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中，里斯用整整一个章节描摹犹太移民廉租房里制作雪茄的场景。据他描述，这些大多来自东欧的移民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在弥漫着有毒气体的房子里，剥下烟草叶，进行风干，再将其折叠卷起，制成雪茄。在里斯拍摄的家庭作坊照片中，父母通常负责制作雪茄模具，家里最年长的孩子站立在操作台中央，为他们充当助手，负责递送用于卷烟的烟叶。在如此恶劣的劳动环境中，肺结核成为最常见的流行病，也是城市贫民健康的头号杀手。里斯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向贫困和疾病宣战。
里斯，不仅是高明的社会观察家，更是卓越的行动家。此后十余年间，里斯与卫生部门官员通力合作，通过取样调查着手绘制病源报告，致力于寻求改善公共健康的补救措施。同时，他本人不断游说政商名流，希望在纽约皇后区为肺结核儿童建造一家海滨医院。纽约实业家、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的妻子路易丝（Louise Carnegie），了解到患病儿童的困境以及里斯筹集资金的计划后，慷慨解囊，向他一次性捐赠1万美元。正是在纽约慈善家和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纽约第一家专门治疗肺结核的公立医院，于1913年在斯塔顿岛建成并投入运营。“亨利街社区中心”创始人莉莲·沃尔德（Lillian Wald）称赞里斯此举向民众“展示了仁爱、鼓励和情谊，使得一个民族敞开心扉，展现温情，并引导人们将同情心诉付诸于实践。”
当然，里斯并非孤军奋战斗。借助于聚焦的镜头，他成功唤起了从罗斯福总统到普通民众的同情之心，而他们的态度又促使立法部门“有所作为”，不断改进和完善法律条文。为了保障市民基本生存条件，19世纪末纽约通过《住宅法》，要求每间住房不管面积大小必须带有窗户通风装置。据此，开发商有针对性地发明出“哑铃”式（dumbbell model）住宅。所谓“哑铃”式住宅，一般是在25英尺宽、100英尺长的地基上建造的五层楼房，每层分为四个单元，供四户居住，每个单元有两三个房间。与贫民窟相比，这一住宅设计可谓是极具科学性的质的飞跃——即在有限的容积里，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大的空间。
在罗斯福总统下令创建的廉租房管理委员会，里斯的好友、慈善家罗伯特·德·福里斯特（Robert de Forest）担任领导，里斯本人与社会活动家约瑟芬·肖·洛厄尔和莉莲·沃尔德等一道，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并负责向公众通报在建的项目进展情况。他们提倡新型住房设计，以缓解城市拥挤，同时注重完善消防安全和卫生设备，并保证房屋通风采光。里斯认为，廉租公寓改革的进展和成效，是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他本人重点推进的项目，包括拆除五点镇（Five Points）和桑本德社区——此地的棚户屋被拆除，街道被清扫，廉租公寓的内墙总共开凿出4万多扇窗户，让阳光普照进入千家万户。
随着新式的公寓设计取代旧式密集的楼房，里斯进一步提议为孩子们提供嬉戏游乐的露天公园，并强调这是儿童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此之前，除了街道、昏暗的走廊和公寓后的狭窄空间外，没有地方可供孩童玩耍。而里斯认为，每一位孩童都有玩耍的权利，这是儿童早期健康发展的一部分，也是释放自身能量的一种渠道，否则就可能导致孩童沾染恶习。在他看来，每个公立学校都应当拥有一座操场。里斯坚信，亲近自然对孩童大有益处，因此大力倡导兴建娱乐和休闲场所。里斯日后曾自豪地宣称，他作为改革家的成就之一，“就是创建了桑本德公园（Mulberry Bend Park）。”——此后，公园和儿童游戏场地遍地开花，极大地改善了居民工作和生活环境。这一进程持续40余年，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纽约的市容市貌。
于是，昔日罪恶的渊薮一变而为人间的乐园。照里斯的说法，“当他们把地修好，让草长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孩子们在阳光下跳舞。感谢上帝，他们会有更好的生活。我们给了他们失去的机会。我看着这些跳舞的孩子，他们是多么开心快乐！这个曾经充满犯罪和谋杀的场所成为这座城市里最井然有序的地方。当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谋杀和犯罪就会消遁——阳光照耀着那些终于有权利玩耍的孩子们。”在里斯看来，这也是他当初发动这场针对贫民窟的个人战争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
里斯常说，自己的城市改革理念不乏支持者。起初，他通过发扬基督教仁爱和同情心来推动社会改进和扶贫事业，但在镀金时代之后，美国社会总体意气消沉，这种诉诸情感的手段很快变得效果平平，因此他转而采取了一些与时俱进的举措。当时的新一代改革者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进步思想，他们认为工会联合、妇女选举权、保护性立法和政府干预是实现深远的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在他们的启发下，里斯在新闻摄影和社会调查慈善赈济等领域大胆创新，取得了非凡的成效。他通过实地考察，注重统计数据，对贫困和患病群体展开案例研究，用镜头记录自己的见闻；同时，充分利用公共关系，与政府当局和卫生官员保持密切联系；这一切都为最终赢得脱贫之战打下了坚实基础。里斯的改革计划和举措，与美国“进步年代”的社会思潮步调一致，由此各项社会改革大规模展开——从住房到儿童教育，从童工法到免费公园，不一而足。里斯，也因此被视为罗斯福总统的同盟军和进步运动的先驱人物。1914年5月25日，里斯因患心脏病不幸逝世，时年65岁。
里斯逝世后20余年间，名声逐渐消退，直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远亲）新政出台，社会改革家们才重新“发现”了里斯。里斯曾在《另一半人怎样生活》一书中激情号召人们采取行动，改善穷人居住条件；因此，新一代改革家借用里斯的名号，提出利用政府项目和税收为穷人提供住房和工作机会，以此摆脱经济危机的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和纽约市公园总管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等人决定，将下东区一处公共住宅项目命名为雅各布·里斯住宅（Jacob Riis Houses），并在皇后区兴建雅各布·里斯公园（Jacob Riis Park）——让纽约市民永远铭记里斯的英名。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末，美国著名摄影师兼社会活动家鲍勃·阿德尔曼（Bob Adelman）应菲尔普斯-斯托克斯基金会（the Phelps-Stokes Fund）之邀，拍摄了纽约内城贫困区住户的悲惨状况，并制成一封由55位社会名流联署的请愿书寄往白宫。请愿书的正文，由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撰写，他的代表作《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困》（The Other America：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62）与简·亚当斯（Jane Addams，1860-1935）的《赫尔大厦二十年》（Twenty Years at Hull House，1910）以及里斯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并称美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三部不朽名篇。像当年的老罗斯福一样，时任总统吉米·卡特闻讯也高度重视，并亲自前往位于南布朗克斯的“夏洛特花园住宅项目”（Charlotte Gardens Housing Project）进行实地调研考察。时隔将近百年，美国总统与摄影记者再度会面，共同致力于解决贫民住房问题，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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