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的抗议艺术与艺术家们：美国艺术反而变“差”了？
「特朗普的出现何以给艺术家带来无尽的创作灵感？」
有许多人这样评价特朗普：尽管特朗普的任期即将结束，但特朗普之后的世界跟特朗普之前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似乎意味着，纵使特朗普即将在政坛隐去（不知道在卸任前他还会惹出多少幺蛾子），特朗普时代所留下的印迹是很难被世人所磨灭的。
特朗普影响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被民粹主义撼动的政治制度、越来越严重的疫情、美国与欧洲难以修复的关系、女权运动和“黑命攸关”运动越烧越旺……特朗普的影响还扩展到了艺术界——正所谓“江山不幸诗家幸”，特朗普的出现给了许多艺术家无限的创作灵感。
对于艺术来说，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急关头的时候，艺术家能从激烈的情绪中找到许多创作的灵感和动机。在艺术中表达抗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在当代艺术中，艺术与观念的结合愈加紧密。二十世纪末，波普艺术中的“政治波普”就因此诞生了，“政治波普”十分重视艺术中的政治表达。政治已然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也会用艺术这个工具来为弱者发声，质疑这个世界中的不公正现象。
因此，抗议艺术也成为了当代艺术中的“显学”之一。古巴的塔尼亚·布鲁格拉（Tania Bruguera）、以色列的耶鲁·巴塔纳（Yael Bartana）、美国的卡拉·沃克（Kara Walker）和墨西哥的佩德罗·雷耶斯（Pedro Reyes），都因为其作品有着浓重的社会批判性和政治讽刺性质而闻名。
但是，特朗普改变了抗议艺术。特朗普让抗议艺术家的抗议目标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特朗普的上台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震撼，这使得抗议艺术重新焕发生机。《赫芬顿邮报》的编辑凯瑟琳·布鲁克斯（Katherine Brooks）在特朗普上台时给艺术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艺术家：写剧本吧！绘画吧！雕刻吧！表演吧！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艺术。”凯瑟琳·布鲁克斯还说，总有人认为，艺术家没有义务介入政治，但其实所有好的艺术都是具有政治性的。在某种程度上，艺术是治愈文明、改变思维的方式之一。
就在特朗普上台没几天时，在一场反特朗普集会上，曾拍摄《华氏911》和《华氏11/9》的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就曾呼吁：“让我们组成一支喜剧大军，将特朗普打倒。”一名街头艺术家甚至说，“特朗普让艺术再次伟大。”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特朗普艺术运拉开了帷幕，越来越多讽刺特朗普的视觉艺术作品开始出现。
特朗普的任期即将结束，当我们回顾特朗普执政这四年，反特朗普艺术运动如何改变了美国的视觉艺术？特朗普真的“让艺术再次伟大了”吗？我们又该如何梳理和总结这四年抗议艺术的发展？
「在美国抗议艺术的谱系中，特朗普如何改变了抗议艺术？」
美国的抗议艺术源远流长。早在美国诞生之前，新英格兰地区就有着高度发达的印刷业。因此，除了文字之外，当时的报刊也会运用漫画的形式批评时政。对于一张批判性报纸而言，文字和漫画只是抗议的两种媒介罢了。
1734年，彼得·曾格主编的《纽约新闻周报》，因经常讽刺英国驻北美殖民地官员，曾格被殖民地政府以“煽动闹事”罪逮捕了。在法庭上，德高望重的汉密尔顿发表了反抗英国殖民政府专制统治的演讲。从此，批评美国政府官员被视为美式言论自由的支柱之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政治漫画茁壮成长。一直到今天，政治漫画依然有市场，《纽约客》的政治漫画就一直被许多人奉为经典。
不过，美国漫画议政的传统，似乎“独立”于艺术史之外。一般来说，政治漫画作为美国新闻史的一部分被讲述，而不是作为艺术史的一部分被记载。我们今天讲到“抗议艺术”，似乎不太会联想到政治漫画，毕竟那是出现在大众传媒的作品。随着当代艺术对媒介本身的不断反思，再加上平民时代、消费主义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艺术中的政治批判性逐渐与当下的时政和流行的媒介相结合。尤其在观念艺术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纪，许多具有强烈政治立场的艺术家，他们会用其创作来表达抗议。这类抗议艺术的形式比政治漫画更加复杂多样，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与其政治漫画的内核是相似的。
在现代抗议艺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是著名当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所创作的作品——《投票给麦戈文》（Vote McGovern）。在这幅画中，尼克松的脸被涂得又绿又蓝，沃霍尔用此以讽刺尼克松在电视上的难看而尴尬的形象。（沃霍尔引用了1960年尼克松和约翰·F·肯尼迪的首次电视辩论，那场辩论尼克松输在了难看的形象上。从此，电视辩论改变了美国总统大选。）安迪·沃霍尔的这幅作品，影响了这几十年里美国大选的海报创作。如今，在竞选中各种讽刺、丑化竞争对手的图像，都深受这幅作品影响。
1980年美国大选时，著名街头艺术家凯斯·哈林（Keith Haring）曾从《纽约邮报》里的有关里根的头条新闻中，通过剪报拼贴出多幅《里根：准备杀人》（Reagan：Ready to Kill），这个作品将里根和“3K党”的图像并列，从而造成从字里行间解读出里根讲话深层含义的效果，并以此讽刺里根的政治立场。哈林还像打游击一样把这个作品贴在城市的报摊和路灯柱上，做到了行为艺术与视觉艺术的结合。
在2012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拉德·米特·罗姆尼曾批评美国政府保障女性健康的福利政策。由此，艺术家丹·莱西（Dan Lacey）画了一幅叫《罗姆尼与装满女性的活页夹》（Mitt Romney With Binders Full Of Women）的画。在画中，罗姆尼抱着伸出女性大腿的活页夹，以此来讽刺罗姆尼不支持性别平权的政纲。
与以前总统选举时温和的抗议艺术相比，特朗普时代的抗议艺术显得更加尖酸刻薄或简单粗暴。在特朗普还没上台的2015年，纽约街头艺术家汉克斯（Hanksy）曾在街头将特朗普画成一坨粪便。这个名为“愚蠢的特朗普”（“Dump Trump”）的涂鸦作品，当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度，大家纷纷去拍照打卡。不过，在特朗普上台后，该涂鸦被清洗干净了。
在特朗普竞选时，洛杉矶艺术家伊尔玛·戈尔（Illma Gore）画了一幅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特朗普裸体画。在这张裸体画上，特朗普的性器官尺寸非常短小，伊尔玛·戈尔以此来讽刺特朗普在竞选时嘲讽对方的性器官尺寸。因为这幅作品，伊尔玛·戈尔收到了死亡威胁，在街头还遭到特朗普的支持者袭击。此外，她还收到了特朗普法律团队的警告。
比较“出格”的，是艺术家莎拉·列维（Sarah Levy）用自己的经血和卫生棉条创作的特朗普肖像画。她为之取名为“无所谓”（“Whatever”）。莎拉·列维以这种石破天惊的创作手段，来批评共和党反对女性堕胎权的态度。莎拉·列维说，在今天流量为王的时代里，艺术要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才可能有机会表达出要表达的话。莎拉·列维之所以这么做，也是鼓励女性要与月经羞耻做斗争，并争取性别上的平权。
左翼艺术团体鲁特（t.Rutt）曾购买了特朗普的竞选巴士，并将其改装成一个艺术作品。他们在车上的一侧写上“T.RUMP：Make Fruit Punch Great Again”（特.朗普：让水果被再次变好），另一侧写上，“T.RUTT：#WomenTrumpTrump.”（鲁特：#女人特朗普特朗普）。他们坐着这辆车穿越美国，并拍摄了纪录片。该辆大巴第一眼看上去太像特朗普竞选巴士，以至于特朗普的支持者会热情地走上去合照，而特朗普的反对者误认其为敌人。鲁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辆巴士的模糊性，做到许多抗议艺术无法做到的事：与不同意见的双方有所接触对话。此外，他们还在2017年3月给费城的公交车上装了金色的花洒，以讽刺特朗普曾让多名妓女在他面前表演“金色沐浴”的丑闻。
艺术家布莱恩·惠特妮（Brian Whiteley）的艺术行为，更加简单直接。惠特妮在纽约中央公园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特朗普的名字、出生年月和墓志铭“让美国再次伟大”（“MADE AMERICA HATE AGAIN”）。但是，该作品被公园拆除，惠特妮也被警察带去问讯。类似的图标和标志，还有洛杉矶艺术家“塑料耶稣”（Plastic Jesus），他在网上免费给人们打印“No Trump Anytime”（永远没有特朗普）的交通标志，以此来宣传自己的抗议。
女权主义艺术家朱迪思·伯恩斯坦（Judith Bernstein）创作了多幅讽刺特朗普的绘画，她的“金钱一击”（“money shot”）系列，总会包含特定元素：特朗普的名字、男性性器官、美元符号、法西斯标志和美国国会大厦等政治符号。在背景上，朱迪思·伯恩斯坦还会加上“schlong face”（俚语，指男性性器官）之类的有性器官侮辱意味的脏话。朱迪思·伯恩斯坦说，“我要展示特朗普的身份：一个蠢货、怪物、小丑、种族主义者、歧视女性者。特朗普是个骗子，他将白宫变成他的个人提款机。”为了讽刺和咒骂特朗普，伯恩斯坦使用了一种浮夸而爆裂的画风。
另一位白人女艺术家安德烈·鲍尔斯（Andrea Bowers）则收集特朗普时代抗议游行的口号，并将其做成霓虹灯，悬挂在博物馆、美术馆和其他公共场所里。她收集的口号包括女权游行中的口号“别碰我”（“Don’t touch me”）、“依然那么坏”（“STILL NASTY”），还有环保游行中的口号“气候变化是真实的”（“Climate Change is Real”）。她对《纽约时报》说，她非常喜欢这些口号中的诗意。她选择将这些抗议口号变为艺术。
「特朗普并没“让艺术再次伟大”，反而让艺术变“差”了？」
简单、直接、出格、刻薄，似乎成为了这场反特朗普艺术运动的特定形容词。特朗普的上台深深震撼着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内心，这种梦魇般的景象使得艺术家拥有着太多的愤怒和情绪，以至于艺术家们使用最极端的形式来讽刺和咒骂特朗普。
艺术评论家扎利卡·斯莫尔（Zachary Small）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艺术要成为关注的焦点就得“搏出位”，尤其是抗议艺术。在特朗普时代，关于特朗普的讽刺和讨论在网上比比皆是，这时出现一幅石破天惊而夸张的抗议艺术，就能成为网民们广为传播的“网络梗图”。在近些年来，抗议艺术和“网络梗图”首次得到如此高度的融合。这充分体现出艺术家用艺术和新媒体手段介入政治的手段和决心。
但是，作家凯里·邓恩（Carey Dunne）对此表示了批评。她认为，这场反特朗普艺术运动中的许多作品，都没有能表达出特朗普这个“邪恶小丑”面具背后的真正威胁。在仇外心理和特朗普式言论横行的美国社会里，美国人不仅需要这些“梗图”，还需要更为深刻的艺术品。许多艺术家看到了“风口”便“投机取巧”，迎合了互联网的流量逻辑和受众心理，以“不惊人死不休”的作品“搏出位”，这无疑降低了这些艺术作品的水准。在许多反特朗普的艺术作品里，观众仅能看到简单粗暴地谩骂、诅咒、口号式的抗议。这场反特朗普艺术运动的“格尔尼卡”时刻，远未到来。
艺术评论家索菲·海格尼（Sophie Haigney）也认为，特朗普没有“让艺术再次伟大”，反而让艺术变“差”了。索菲·海格尼认为，在互联网时代里，各种各样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早已经让人麻木，“震惊”作为政治艺术的效果已经减弱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暴力”图像早已在互联网上泛滥成灾，反特朗普艺术家们的抗议艺术对普通观众的震慑程度实际非常普通。如今，在视觉上，已经没什么图像可以让观众感到震惊了。用经血画的特朗普肖像《无所谓》和朱迪斯·伯恩斯坦的“金钱一击”系列，只能触发观众的震惊体验，这是远远不够的。
安德烈·鲍尔斯的霓虹灯作品，则将抗议艺术转化为商业工具。索菲·海格尼认为，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黑豹党的文化部长埃默里·道格拉斯（Emory Douglas）曾称，艺术应将利用商业性来宣传政治目的：大众是很少去艺术馆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要使用商业这一套大众更为开放的传播形式，来宣传一些政治理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类具有煽动性的抗议艺术曾能有效地设置抗议议程。但是，如今商业本身正在收编抗议艺术的图像和语言。安德烈·鲍尔斯的霓虹灯作品，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抗议标志，反而更像Instagram的标志，其抗议效果微乎其微。商业的力量，使得抗议艺术扁平化了。
反特朗普艺术运动将抗议的靶子很明确地指向特朗普本人，这种“人身攻击”实际上是很肤浅的。相反，艺术家更应该关注其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特朗普政府所造成的广泛破坏。大多数反特朗普的艺术只是反对了特朗普，他们将特朗普上台这场危机简单化了，这实际上也限制了艺术家们的抗议范围。
对于美国艺术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艺术的时代。特朗普不是一个过客，在任期结束后，美国社会的危机并没有结束。具有洞察力的艺术家们，需要抓住美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危机，这场反特朗普艺术运动才不会因为特朗普任期到来而夭折，而是会为艺术创作带来新的养料，让艺术真正迎来新生。
曾欣蕾系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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