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男孩女性化”：性别气质、有毒男性气质与国家｜燕京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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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仔细追索这些年关于“男孩女性化”、“娘炮”和“小鲜肉”的讨论与争议时，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十分相似的焦虑，即一种对两性“自然的”性别气质错位的恐慌。正是这一看似自然而然的预设，导致许多人在面对当下无论是公共场合、娱乐圈还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多元性别气质、性取向和性别形象产生不满。与此同时，围绕在个人——包括他们的性别（气质）、种族、民族与性取向等——的讨论在近代——甚至从文化起源处就已经开始——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产生紧密联系。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个体的性别气质时，很容易便在滑坡理论的加持下上升到民族国家问题。
这一逻辑，在那份名为《关注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趋势》的提案中表现得十分鲜明。提案写到：“我国的青少年男孩子有柔弱、自卑、胆怯等现象，追求‘小鲜肉’式的‘奶油小生’。”（曾几何时，“奶油小生”是人们追求的梦幻对象。）该提案将这种现象称为男孩子的“女性气质化”，并且认为如果中国青少年的女性化趋势得不到有效治理，必将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为此，教育部在其复函中回复将就此加强体育教师以及学校体育制度的顶层设计，并且“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的培养”。
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和讨论，而争论焦点所围绕的，也依旧是那些曾经看似坚固的、自然的东西——如两性、性别与性别气质等——在面对现代多元社会中所展现出的更加复杂的改变时，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与理解。并且，也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关于“男孩女性化”、“娘炮”和“小鲜肉”的讨论，让我们得以再一次反思那些看似亘古不变的东西本身的建构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被压抑、隐匿和禁止的诸多问题。而两性性别气质，在这些讨论中首当其冲。
「性别气质的迷思」
无论是提案中关于“男孩女性化”的具体描述（如“柔弱、自卑、胆怯”），还是教育部在复函中所谓的加强“阳刚气质”的培养，其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在这一模棱两可的描述和观念中所隐藏的性别偏见和歧视。首先，一个简单且清晰的问题是，为什么像“柔弱、自卑、胆怯”这些性格会是“女性化”的？按照这一逻辑，那么“坚强、自信和勇敢”这些特质就属于“男性化”吗？这一看似“自然”或理所当然的观念背后，所延续的正是诸多文化中自古以来所使用的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
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西·伊利格瑞在其《他者女人的窥镜》中便发现，在西方哲学与思想史上，男女两性往往被赋予了截然不同且大都对立的性别气质和性格特征，如女性是情绪化的、敏感、脆弱且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她们与自然联系紧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受性欲左右（魏宁格《性与性格》）；而男性，则往往是坚强的、勇敢且拥有理性逻辑思维能力，他们独立自主且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在美国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关于性的思考笔记》中，鲁宾发现人类社会在想象和建构两性、性别气质以及性（与性取向）时，往往采取二元对立策略，通过设置“好的、健康且正常”的标准来排斥、压制和污名其他的性、性别气质与性取向。
鲁宾指出，白人异性恋的性被建构为健康与正常的，其他一切有别于这类性的性都被划入在“坏的、不正常和不健康”的一栏，从而成为被污名者，遭到社会抵制和排斥。两性性别气质，也同样如此。当男性性别气质被设定为“正常且好的”性别气质标准时，一切“女性的”性别气质都遭到鄙视，与此同时，它们也与一切消极的品质和形象联系在一起，从而出现了直到今日我们都受其影响的二元性别气质论。
之所以简略地梳理西方女性主义对西方性别与性别气质的研究和发现，一方面为了对比，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指出，这一西方的性别气质意识形态，在20世纪伴随着西方殖民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而开始影响到众多被殖民地，中国也是其中之一。即我们当下所形成的性别气质观念，一方面有着本土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我看来这一点或许影响更大——就是20世纪西方性别（气质）意识形态的进入，更是直接塑造了其后我们关于性与性别的想象。其中最重要一点，便是二元性别观念更加理论化的出现。
在教育部的复函中，“阳刚之气”本身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概念。在传统儒家看来，“阳刚”是一种道德特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是君子自我品质修养中的重要面向。儒家伦理建基在“夫妇之道”上，与其说他们强调的是男、女两性，不如说他们强调的是位置/空间所形成的特定伦理体系，即占据了某个伦理位置才会需要他们为此扮演出相应的性别角色气质与行为模式。但在这一套伦理体系中，女性的“阴性特质”也在与男性的“阳性特质”中日渐遭到贬低，从曾经阴阳平衡调和中开始向阳胜阴衰倾斜。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始终都要强调的是，对阴阳两种特质的强调，以及坚信个体本身都具备阴阳两种特质的观念，也始终是传统性别气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结合提案中对“男孩女性化”的描述以及教育部复函中关于“阳刚之气”的上下文就会发现，他们强调的东西混杂着肤浅与含糊。一方面，对“女性化”的现代（或说是近代西方式的）观念，导致他们从根本上错误理解了两性性别气质。即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环境和社会文化中的性别气质，被想象为某种“自然”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对“阳刚之气”与体育、强身健体的联系，又把性别气质简单的定义在外部的形体之上。对我们真实生活稍有涉猎或了解的人大概都会赞成，并不是一个身强体壮且四肢发达的男性就一定是“阳刚”的，他的形体或许足够阳刚，但“阳刚之气”的“气”，或许和肌肉的联系微乎其微。
反过来，我们也无法由此就证明一个身材弱小的女性就无法具有“阳刚之气”。至少在老子看来，“刚者易折”，而作为万物繁衍绵延的原始阴性形象，则成为整部《道德经》中最精彩的部分。老子利用“阴性”的消极性（此处不含任何贬义）来对抗文明与文化的积极性，并且大到国家、社会治理，小到个体的生存和生活，老子都强调阴性的作用。“上善若水”的品质，恰恰不是非“阳刚之气”的，而是一种更加温和且包容的积极品质。或许也正因此，阳刚十足的李小龙才会有一句名言：Be water，my friend！
在复旦大学的活动中，当李安回答学生问他“一个异性恋男人是如何拍出《断背山》这样关于两个男人感情的电影时”，李安所诉求的正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一体”观念。作为性别化（gendered）的个体，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存在于两种互补的性别气质：被我们赋予“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东西，并不真的仅仅属于男性或女性，它们更可能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都具有的。这是现代社会中多元性别气质所发现的一直以来被隐藏的真相。
在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中，她借助波伏娃“一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长成”的启发指出，“男性”、“女性”、“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以及诸如“同性恋”、“异性恋”这些名词本身不具备任何自然性，并非某种天生的、不容置疑的东西，而是在我们的文化和知识权力中被建构的符号秩序。而这一秩序因为与阶层、等级、种族和权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导致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性别（气质）权力既得利益者。
也正因此，R.W.康奈尔才会在其《男性特质》中指出，男性气质本身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同样存在着严格的等级与权力结构，而处于上层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也大都是我们在日常中所见到的“有毒男性气质”。
「“有毒男性气质”（Toxic Masculinity）」
英国艺术家格里森·佩里是一位异性恋男性，但其艺术大都涉及变装（Drag）。在其《男性的衰落》中，他指出一种传统典型的男性气质，被要求“阳刚、坚强、理性、独立、自信和勇敢”。并且，传统社会也赋予了他们的相应的性别角色要求：“娘娘腔”免谈，要追寻成功和地位、被人仰望，要独立解决问题、承受压力，要压抑痛苦、掩藏悲伤……正是这些看似积极的要求，也同样成为束缚的牢笼，成为现代男性不得不面对的巨大苦恼和压力。而造成这一切的，也恰恰是他们所积极实践和对其进行再生产的“有毒男性气质”。
R.W.康奈尔指出，男性气质结构一方面为男性在与女性的竞争中取得性别红利（即只要有“男性”这个名头，就自然而然地能从这一制度中获利）；另一方面，也在规训与束缚着他们自身的可能性和行为准则。康奈尔划分出不同的男性性别气质，并且发现它们与种族、社会阶层和性取向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在这些年对“娘炮”和“小鲜肉”的污名和讨伐中表现鲜明。
批评“娘炮”或是“小鲜肉”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大都是主流男性性别气质的受益者或说是渴望者，而自我塑造（即建构出“好的、健康的男性气质”的“我们”）和升值的重要手段，除了通过排除异己——即“娘炮”——还有通过攻击其他竞争者来获得。许多如今步入中年的男明星，与一些相关者对当下占据着娱乐圈顶流的“小鲜肉”开炮，与其说是关于性别气质或是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这些宏大缥缈的东西，不如说是在夺取利益和在娱乐圈的话语权。就如布尔迪厄带来的启发，在娱乐圈这一场域内的利益之争中，性别气质成为一个十分有用的攻击工具。
在网上关于此次提案和教育部复函内“阳刚之气”的讨论中，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在这其中所隐藏的强烈厌女倾向。一方面，消极和负面的品质和性格都被赋予女性，因此一个男孩出现“女性化”也便成了罪大恶极；另一方面，对“阳刚之气”和男性的连接，再次使得人们担心那些“有毒的男性气质”会再次得到隐秘的赞许，而直接威胁到诸如我们在校园霸凌、性别歧视、女性权益和公平上的努力。也正因此，央视在评论教育部的复函内容时也格外强调，“阳刚之气”并不就表示“男性化”，而是应该注重个体作为“人”的全面培育。
在佩里的《男性的衰落》中，他打趣地指出，正是那些“有毒的男性气质”，造成了历史与当下我们生活中的诸多惨剧和问题。在瑞贝卡.索尔尼特《爱说教的男人中》，她指出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男性暴力对女性、孩子以及他人的伤害。而在《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2013）》中也发现，在现有或曾有伴侣的女性中，39%的人报告曾经遭受过来自男性伴侣的肢体和/或性暴力，而男性报告的对女性伴侣的施暴率更高，达到52%；在对男性的受访者中，73%的人认为男人应该强硬，52%的人赞成男性用暴力维护尊严。“由此可以推论，如果男性认为自己的权威受到女性伴侣的挑战，那他们将可能通过使用暴力来保护自己的权威地位”。
正是这一建基在等级制的二元性别差异意识形态上，导致被要求“阳刚的”男性在处理两性或是涉及性别气质等问题时，大都只能通过采取粗暴的方式或直接是暴力解决。因为一旦这些男性无法维护自身的“男性尊严”，他们就可能遭到男性群体的嘲讽、鄙夷甚至排斥，从而可能因此被冠于“娘娘腔”的污名而被去势。在美国纪录片《面具之后》中，被从小就教育“man up”、“男孩别哭”、“别像个娘娘腔”的男孩们，大都一方面难以恰当地处理好两性关系，并且对于自我内在的情感难以正视和处理，由此导致许多心理问题甚至疾病；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男性气质遭到质疑、挑战和碰撞时，也大都只能以暴力解决，从而造成悲剧。
当教育部发布文件关注这些年愈演愈烈的校园霸凌问题时，一个核心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这一传统的二元性别制度。当我们的教育强调“男孩该有男孩的样子，女孩该有女孩的样子”时，其背后潜藏的依旧是传统关于两性气质的陈词滥调，而当男孩被要求通过“阳刚”来证明自身的“男人性”或尊严时，他们如果从学校教育、家庭和社会中学会的只有暴力，那校园霸凌就必然难以真正的解决。在《面具之后》中，当那些遭遇着“有毒男性气质”毒害的男孩们长大后开始反思自身所接受的性别气质教育时才会发现，这一性别气质对于作为个体的男性而言，是一把两面都割人的剑，不仅伤害女性与他人，也束缚和摧毁着男性。而这样的男性以及被伤害的女性，或许才会真的“危害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
「想象一种更包容的性别气质」
无论是此次提案中关于“男孩女性化”可能危害到国家发展的论调，还是之前在关于“娘娘腔”、“娘炮”和“小鲜肉”的讨伐中，为了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这一点，一方面再次显露出R.W.康奈尔所指出的性别气质本身与种族、阶级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性别气质本身的“非自然性”，以及围绕在其上的复杂争议和问题。
当晚清民初的梁启超指出“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弱则中国弱”时，少年就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富强被强制性地联系到一起。因此，教育和培养出一个怎样的男性、女性也便成为不仅仅只关于个体的事情，而成为福柯所谓的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木兰讨论近代中国妇女参政的专著《性别、政治与民主》中，在讨论传统被限制在闺阁中的女性是如何在传统与西方的性别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开始出走，并进入公共与政治领域要求她们的“天赋人权”时，性别与性别气质成为各方——女性群体、持不同立场的男性群体以及政府和国家——争议的焦点。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蔓延至今，只是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当下的讨论中，人们害怕“性别战争”或“女权”这样的说法，担心女权运动是不是想打倒男性，取而代之成为性别制度中的霸权者。但与其说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可能未来，不如说这是性别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话语，借此污名人们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和努力。而通过让两性在性别气质上的“各安其位”，与其说是为了民族国家的未来考虑，不如说是对维护不平等的性别制度以及充满偏见的性别气质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添砖加瓦。因为，对许多习惯了性别特权的人来说，平等就意味着压迫；而对“女性气质”的污名和排斥，就如上野千鹤子在其《厌女》中所分析指出的，就是厌女。
温柔、敏感、脆弱和包容，难道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人之优美品质吗？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两性之间在感情上的尊重与理解，难道不比威胁和暴力更美好吗？在校园里，男孩不会因为羞涩或温和而遭到“娘娘腔”的嘲讽与威胁，女孩不会因为表现得“不像女孩”而遭到打击与阻拦，反而是能够得到更符合自身意愿的发展机会，难道不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吗？而当我们把那些受困于“有毒男性气质”牢笼中的男性解放出来，或许世界上就会减少95%的刑事犯罪，85%以上的违法行为和97%以上的危险驾驶……这样的社会和世界，难道不是更值得向往和为之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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