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科茨科：怎样阅读齐泽克？丨燕京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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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文尼亚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是少数真正受一般读者喜爱的学者之一。他的讲座经常爆满，他是一部纪录片的主题（该片就叫《齐泽克！》），当然也算得上是全世界最显眼的左翼理念倡导者之一。不过，在齐泽克第一次闯入英语学界时，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样的成功。首先，他的研究以一个没有前景的话题为焦点，那就是长期被忽视的“意识形态批判”领域，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主要内容——在二十世纪下半页，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西方智识生活核心的情况下，这个领域也随之黯然失色。
“意识形态”属于这样的哲学术语——它们在日常言语中并没有什么意义。就像在流行语中“解构”的意思和“详细分析”差不多一样，“意识形态”往往也只有“一套信念”之义，且经常有僵化和狂热的调调。但正如齐泽克在他1989年的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论证的那样，意识形态不在于我们的有意识的意见或信念，而在于我们的日常实践——就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明确的意见是重要的，但它们是有待诠释的症候，而非可以按表面意义来接受的陈述。
以种族主义为例。齐泽克建议我们去寻找症候性的矛盾，就像在反犹主义者声称犹太人既是大资本家-剥削者又是布尔什维克颠覆分子，声称他们既过度坚持他们极为特殊的传统又是削弱民族传统的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时那样。在吉姆·克劳的南方（吉姆·克劳是美国剧作家T.D.赖斯于1828年创作的剧目中的黑人角色，后来逐渐变成了贬抑黑人的称号和黑人遭受种族隔离的代名词。吉姆·克劳主义由此得名），黑人既被呈现为像儿童一样需要白人来指导的头脑简单的人，又被呈现为野蛮的性侵者。在当代美国，墨西哥移民既被看做给我们的社会福利系统增加负担的闲人，又被看做偷走我们全部工作的没完没了的工作狂。
这些矛盾，并不说明意识形态是“非理性的”——恰恰相反，问题在于，有太多的理由来支持它们的看法了。齐泽克认为，这些堆积起来的理论解释说明，有别的事情在发生。
在我阅读主流媒体对齐泽克的作品的评论时（一个最近的例子是约翰·格雷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关于齐泽克的两本书的书评，对此齐泽克也做了回应），我也会被一种类似的感觉击中：有别的事情在发生。如今，学者一直遭到主流媒体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他们使用抽象概念和引用大量欧洲哲学家的情况下。而齐泽克的待遇，则有些特别。评论齐泽克作品的人总会说——这几乎成为了某种仪式——齐泽克既是一个政治上的危险人物，又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计划的小丑；既是二十世纪最糟糕的政治极端的辩护者，又是彻头彻尾的右翼反动派；既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可以和希特勒本人相提并论的反犹主义者。
本文的目标，与其说是叙述齐泽克的论证并掂量其优点，不如说是给读者打一打齐泽克思想的预防针，让他们可以舒适地把它们置之脑后。如果认为左翼的思想家和运动既可笑又危险、既无组织又极权、既过于空想又渴望夺权，那恰好说明一件事：（你认为除现行的制度安排外）别无选择。在此，我不想再纠结我们社会的基本机构问题，而是看看这位在公共讨论中经常被误解的可怜学者到底说了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周而复始的灾难——战争、危机、对工人的极度剥削、逼近的环境大灾难——要求我们勇敢而有创造性地发展某种可行的替代选择。在这点上，齐泽克能为我们提供帮助。
齐泽克作品的读者，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学术陷阱（技术术语、对其他思想家的参引），而是一种有违常规的写作风格。泛泛地说，一般而言，人们对论证性的写作的预期是，它将展开一条或多或少直接的，由支持某个清晰的核心主张的理由组成的因果链条。即便我们承认，我们几乎不会遇到形式这样纯粹的格式，但它依然不失为一种理想。然而，在齐泽克的写作中，你很难找出像“中心论点”那样的东西，而且在他那里，论证经常通过直觉的跳跃、而非严谨的推理链条来进行。的确，甚至对他的那些或多或少完全非学术的文章来说也如此，而这，无疑也是他的作品如此经常地被误解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这里，我希望展示的一点是，他的方法，与他的目标及其他试图把握的各种现象相符。尽管齐泽克的作品可能在一开始时难以进入，但他是今天在哲学领域工作的最介入、最能启人深思的作家之一：他有一种让人为哲学和批判理论而心潮澎湃的独特能力。简言之，他是引人思考的药引子，而我想做的，是再把读者往前推一把。
I
上面那段关于意识形态的简短讨论，就已经显露出齐泽克作品最连贯的特征之一了，那就是他对矛盾和反转的迷恋。齐泽克经常的做法是：先把在他看来人们普遍接受的信念摆出来，然后转头反问，“可情况不是恰恰相反吗？！”然后，继续读下去，你经常会发现，看起来，齐泽克力主的那个相反的观点，好像也不是他自己的看法；它也遭到了质疑，结果是惊人的：一开始那个幼稚的看法，看起来不那么幼稚了。
起初的反转，有时看起来与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式廉价的反向操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特别是因为齐泽克的政治著作经常从某个主流的自由主义观念开始，然后再肯定另一个听起来更右翼的观点。然而，齐泽克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挑衅”自由派或故意为错误的观点辩护；相反，这些反转是让思想保持动态的策略之一。与提出解决方案或盖棺定论相反，齐泽克不懈地寻求进一步的冲突和矛盾，进行马克思所谓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批判的目标，不是得出某种确定的看法，而是把实际讨论的东西、在既定的讨论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弄得更清楚。
重要的东西总是冲突，因为对齐泽克来说，社会总是充斥着冲突和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意识形态会生产出相互冲突的答案——因为它在回应一个本质上矛盾的根本现实，一场如此深刻而不可协调，以至于不可能直接用语言来表达的斗争。从夸克一直到最抽象的哲学理想，没有什么是一个完整而和谐的整体。没有什么在本质上是稳定的，一切都只是暂时被稳定了下来而已。不是说先有立场然后才有了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所有的立场，都是我们管控这个在根本上不可管控的冲突的尝试的“发生”。
齐泽克依然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他相信，现代社会的核心冲突的最适切的名称，是“阶级斗争”。“斗争”，不是两个预先存在的、碰巧进入某种冲突的阶级——劳动阶级和资本家或所有者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两个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的“发生”，而资本主义本身生来就是冲突的：在资本主义之前人们也“劳动”，但作为数量巨大的无地劳动人口（为生存，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劳动阶级，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类似地，在资本主义之前也有富人，但那时还没有资本家即致力于从那个“免费”劳动力中榨取利润的人这个阶级。冲突是系统，系统即冲突。
对齐泽克来说，“阶级斗争”是重要的，因为它生产出两种完全不兼容的、冲突的世界观——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差异，远不只是意见的差异，还在于框架的截然不同。来自“双方”的讲理的人，也不可能一起通过讨论达成一种把每个人的利益都考虑进去的妥协。“中间地带”是一道不可桥接的鸿沟，而意识形态则代表着我们掩盖和忽视那道鸿沟的尝试。
所以，当美国人将墨西哥移民看做蹭福利的工作狂时，真正的问题并非文化的冲突；在齐泽克看来，（如果始于文化的冲突），那就先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稳定或同质的文化——这种稳固或同质的文化早已存在，而后恰好发生了冲突。重点也不在于墨西哥人来美国破坏了我们地方文化的平衡，因为那种平衡本身就并不存在。反而，冲突内化于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中。墨西哥人并没有抢走“我们的”工作——资本家在竭尽所能地压低工资，他们对给谁钱并没有任何兴趣。
II
移民的例子证明了，人们绝不可能根除冲突，而只能转移它。而批评家的任务，则是把冲突转移回它正确的位置。由于直接的论证预设了一个共享的参照系，所以它并非改变框架（齐泽克试图做到的正是这点）的合适工具。更间接的方法是必要的。
齐泽克改变参照系的主要战略之一，是过度认同（overidentification）。这个策略，源自他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生活经验。在观察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时，齐泽克意识到这样一个矛盾：没有人“真的”相信官方意识形态这个事实，对统治者来说并非障碍——允许人们犬儒地与那个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也是他们维持控制的策略之一。在这个处境下，齐泽克提出，最好的抵抗，是按字面意思去理解意识形态，天真地要求领导着实现他们许诺的理想。
虽然相形之下，当代西方的政治处境不那么直接，但齐泽克还是在他的政治著作中沿用了这种过度认同策略的一个版本。他对西方基本政治处境的诊断，可见于他1993年的书《延迟的否定》，他在该书中认为，主流的自由派政治领袖在根本上与右翼民族主义串通一气，他们把后者当做工具，试图以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一方面，右翼的爆发和运动起到了有益的干扰的作用，它们转移了人们的精力，使他们不去关注真正的问题（那些原本会暴动反对政府救助银行的人，现在却要求奥巴马出示出生证明，或争论说怀疑奥巴马出生地的人疯了）；另一方面，它们也起到了一个一直在场的威胁作用，就像在（自由派领袖）要求希腊选民认可欧盟-世界银行项目，以免法西斯主义肆虐那片土地时发生的那样。在民主党的政治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动力机制的两面：一方面，出于一种假定的“现实主义”，他们必须持续地对政治右翼做出令人遗憾的让步；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自己呈现为我们和茶党政府的十足恐怖之间的唯一屏障。
在这个处境下，即，在自由派持续地承认右翼在表达“合法的担忧”的情况下，齐泽克的基本看法是：的确，他们是在表达“合法的担忧”，但他们表达的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在表达的那种担忧。回到移民的例子，齐泽克会进而同意说，应该严肃对待右翼的爆发——不是把它们看做这样的信号（即我们需要更加同质的文化或把工作留给美国人又或不让外人压垮福利国家），而是把它们看做资本主义矛盾的破坏性症候。类似地，在保护“欧洲传统”或“基督教遗产”上，在自由主义者承认保守主义者有正确之处时，齐泽克也同意，他们的确正确：我们绝对需要保护欧洲的激进革命传统和基督教的激进平等遗产！他把冲突从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转移到文化传统本身的核心。
这种过度认同策略——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一个令人眩晕的公式：“说得对，我完全同意，可你实际上不是完全错了吗？”——可能难懂，但它能够生产出其他任何方式都很难生产出来的令人震惊的转移。
III
在更学术的文本中，齐泽克很少直接陈述自己的看法；相反，他习惯于借道思考矛盾的伟大思想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G.W.F.黑格尔和法国心理分析家雅克·拉康——这两位思想家都通过对话来论证，众所周知，他们自己的思想很难理解。对齐泽克来说，拉康和黑格尔的搭配，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在他最新的大作《少于无》的导论中，他就声称，对他和他亲密的智识战友来说，“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根本的公理都是，通过拉康来阅读黑格尔（以及反过来，通过黑格尔来阅读拉康）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地平线。”对他来说，其他思想家也极其重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主要以批判的方式去思考矛盾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但他们都不如黑格尔和拉康重要。
不过，应该强调的是，这个组合从许多方面来看是反直觉的；特别是因为，拉康本人就非常不信任黑格尔的哲学，在齐泽克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中尤其如此。这也绝不是齐泽克作品中的反直觉搭配的唯一案例——齐泽克最早的著作之一题为《关于拉康你想知道却又不敢问希区柯克的一切》，该书致力于通过希区柯克的电影，来解释拉康的心理分析概念。类似地，他也能把康德和《银翼杀手》、或谢林与《灵犬莱西》搭配到一起。他能借助下流的笑话来解释黑格尔，他也能用一段关于中间有玩具的廉价糖果（“巧克力蛋”）的思考，来给一本关于基督教的颠覆潜能的书作结。他把这些操作称为“短路”，即通过预料之外的搭配，来生产惊人的洞见。
这么做的目标，并不是要展示何以两个领域“实际上”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发生关联。他说，“读者不应该只学新东西，相反，要点在于，要让他或她意识到他或她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东西的、令人不安的另一面”。对齐泽克而言，他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也一样：他的作品的要点与其说是了解一个话题，不如说是（通过震惊让人）醒悟并意识到一种关于熟悉事物的新（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见解。
齐泽克
IV
和马克思“对现存的一切的无情批判”一样，齐泽克的批判也不是同等地批判矛盾中的“双方”。矛盾，总是不对称的。比如说，在资本家和劳动者的矛盾中，问题不在于两种不同的、同样有限的观点。在根本的短路中，劳动者的特殊立场代表了整个处境的“真理”——劳动者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类似地，在我们男性支配的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从两性稳定的互补角色的角度来解释——在另一个短路中，女人的立场直接揭示了处在整个社会结构核心的那个矛盾。
简言之，对齐泽克来说，为接近真理，你必须站队。真理不是“普遍的”（在放诸四海而皆准这个传统的意义上说——每一个处境都有它自己的真理）。在《少于无》中，齐泽克从普遍与特殊这一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折磨哲学家的话题的角度，解释了这个动力机制。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把“普遍”看做某种像正义或民主那样，我们必须一直在我们的特殊环境中努力接近但又不可企及的理想，而齐泽克的看法则截然相反：与普遍相比，特殊的社会并不是不足，相反，普遍这个理念本身，就出自于一切特殊系统在本质上的不足。换言之，真正普遍的维度不是什么高贵的理想，而毋宁说是抱怨——联合我们的不是我们对高级理想和深刻人类价值的投入，而毋宁说是“世界处处操蛋”这个事实。
齐泽克并不抱有根除所有冲突的乌托邦式愿景——事实上，他相信我们所谓的“后意识形态”时代，因为这样一个真正乌托邦式的希望而变得盲目：我们希望所有真正的冲突都可以被解决，从而使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系统能够或多或少永远地持续下去。在追踪我们社会核心的矛盾和识别体现这个矛盾的阶级时，齐泽克希望的，不是世界将不再操蛋，而是它将不再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操蛋，是我们能够找到某种方式，不再疯狂地执著于把我们自毁的固恋合理化，而去做点别的什么——简言之，震惊我们，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还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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