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梁鸿第二年没回家过年，因为大哥不断跟她宣讲防疫政策，最后怕打麻烦的她决定留在北京。在书写自己的故乡梁庄十年后，梁鸿和梁庄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她不再像位学者一样“俯身”观察自己的故乡，终于成了“一个人”。梁鸿的父亲梁光正，曾经提议要把家里的老屋整修一下，变成一个图书室，让梁庄里的人可以免费来看书。梁鸿没搭腔，她觉得这个事成不了，她希望用沉默应对父亲的提议，顺利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之所以没搭腔，是因为梁鸿觉得梁庄没多少人会去看，这属于白折腾。在梁鸿眼里，“梁庄像一块化石”。她觉得梁庄很多东西都已经叠在一起了，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撬动开的。她说这话的背后意思是，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中国都没有公共精神。而乡村是一个敞开的生存场，公共性的缺乏更是显而易见。![]()
《梁庄十年》，梁鸿著，理想国丨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1月版
梁庄，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意象。作为梁庄女儿的梁鸿，已经持续书写自己的故乡十年了。但在梁鸿看来，自己和梁庄的关系是复杂的：梁庄是真实存在的，她确凿地生活在这座村庄里；与此同时，梁庄成了梁鸿观察到的梁庄，成为了梁鸿的文学在地性。梁鸿觉得，如果没有真实存在的梁庄，她对梁庄的书写也就不存在了。
梁鸿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还是写梁庄，首发在《十月》上。编辑在卷首语上说：“这十年对梁庄的告别、重返、出出进进，梁鸿已告别‘博士返乡’的俯身式观察，而替之以‘内部居民’和‘在场者’才会有的融入视角。”梁鸿听到这样的评价笑了笑，然后接受，说十年前作为大学老师的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就十年前的自己，无论在今天看起来满意与否。回过头来看，《中国在梁庄》中的梁庄人是事件化的人，人是为了问题而存在的。而在《十年梁庄》里，梁鸿希望她能写出日常状态下的人，把人从一个个问题中摘出来，再认真打量梁庄里的人，“有的人成了她笔下的人物，有的人没有，但他们都是我生活中遇到的人。”这在梁鸿看来，这是她在十年来不断寻求非虚构边界的结果：“为什么非虚构一定要是某种形态？”对于梁鸿来说，非虚构写作不是一个噱头或一门生意，而是真正成为了一个需要认真琢磨的文体，因为非虚构文学不是天然的文学。她在非虚构文学中能有更多的创新作品，让她和所有人恍然大悟：哦，原来非虚构还能这么写！父亲离世之后，梁鸿重新打量自己的这种“冷漠”，她原本坚若磐石的固执开始松动。在这十年间，随着梁鸿不断往返在梁庄和北京之间的，还有希望：它不断地走，又不断地来。“但是如果因为希望消失了，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这相当于完全放弃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梁鸿说，这也是她动了心思修正老屋的原因。梁鸿还想写梁庄，写到2040年，写阳阳，写五奶奶、姐姐和霞子。她对梁庄的未来充满好奇，说自己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中国依旧在梁庄：刷抖音的乡亲们
燕京书评：十年过去了，如果借用你第一本书《中国在梁庄》的书名，现在的中国还在梁庄吗？梁庄背后的乡土逻辑和道德观，是否还根深蒂固？梁鸿：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应该还在。从整体的逻辑和生活发展的形态，从人员的流动和村庄人的精神状态来说，中国依旧在梁庄。尽管十年过去了，但国家的发展给普通个体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在梁庄，老人还是在家，中青年人还在外打工，他们的孩子还在梁庄上学，打工者还是以打工的收入来弥补家乡的资源，这些资源依旧很难在本地找到。从一个大的意义来讲，大部分像梁庄这样的村庄，它既不在城边，不可能被发展成为城中村；也没有历史资源和旅游资源，不会成为一个旅游景点，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村庄。梁庄在不断破败，但它又在新生。所以，作为北方村庄的缩影，中国依旧还在梁庄。燕京书评：在《梁庄在中国》和《梁庄十年》之间，作为乡村的中国和作为城市的中国，两者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吗？梁鸿：那倒没有，其实不能说差距越来越大。因为人员在频繁地流动，因为梁庄不是一个山区里特别闭塞的村庄，它就是一个平原上的村庄。人员的流动带来了信息的流动，并对村庄产生了影响。十年中，梁庄出了一栋从内饰到外观都非常欧式的建筑，这里面就包含房主的认知：他接收到了外部的信息，认为这类样式的房子是好的。如果房主没有接收这类信息，是盖不出这样的房子的。但这种信息和实际的生活是两个概念。就梁庄而言，现在即便是村庄的人也接受到了最现代的观念。大家都有了手机，都在刷抖音，有人还说自己是网红，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就真的发生了改变。这也不能说是梁庄人对现代生活的想象，而是他们的一种参与方式，但只能通过影像来参与，而不是通过实际生活。这个现象，在全国都存在。在我看来，在刷抖音的背后，是每个个体试图突破本地结构的努力。我们使用这类短视频软件，在观看别人的同时，也是希望能让别人看到我们，希望展示自己，但实际上我们的生活还在原地。很少有人因为这件事获得了物质性的改变，除了少数的网红。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类短视频软件当做完全负面的存在，每个人都需要精神补偿。但从实际生活来说，她还是要照顾自己的孙子，还是要面对生活的繁杂，可以说是身在梁庄，心在网络上。
梁庄里梁鸿家的老屋。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循环的失望：人人都被牵制着
燕京书评：你在《中国在梁庄》里写到曾经的梁庄小学已经荒废，写了梁庄从重视教育到不重视教育的过程。在这背后，其实也是一个阶层问题，教育已经不带来阶层的跃升，朴素地说，越来越的人会觉得教育没什么用。这十年中，梁庄的教育情况是怎么样的？“教育无用论”在中国乡村是否愈发喧嚣尘上？梁鸿：“读书无用论”越来越盛行的背后，是家长们在大环境下对教育问题的灰败和沮丧。但这也不意味着家长们就一定不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即便是城里的家长也一样，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阶层固化的问题，但依旧期待孩子们好好读书，尽量往上走。一方面，我们在失望；另一方面，我们还在努力。乡村的家长，其实也是一样：他们一方面觉得孩子的出路很窄，但尽可能地希望孩子们能好好读书。比如说我书中写到的阳阳，在外打工的阳阳爸爸给我电话，让我跟他儿子聊聊天，让他好好读书。但这又很无力，因为家长抱着一种良好的愿望，说可以把赚到的钱都给你，给孩子在城里租个房子读书；而另一方面，因为父母在外务工，孩子们在一个缺失的环境中学习和成长，这可能导致他们可能很难考上一个好大学，可能最多考上一所大专、中专或职校，最后也不会有好的出路，上升空间依旧非常狭窄。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跟着父母去打工。在这样过程中，就形成了一种循环的失望心理。在农村，除非特别没有见识的，一般的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当然，让孩子们还留在村庄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小出去打工没人要，因为不满十八岁。所以，很多家长也处于一种孩子在学校待到18岁、之后再说的心理。燕京书评：你作为一名北京海淀区初中生的母亲，估计也对去年一直讨论的“内卷”和“鸡娃”等话题很熟悉，但它们看起来又跟梁庄家长面对的情况很远。你觉得，这些话语是精英化的吗？梁鸿：每一个层面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苦恼，而且这种苦恼是真实的。每个家长的头上都顶着一朵巨大的乌云，它马上就要下雨了，眼看着就要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无论对城里还是乡村的家长和孩子，这种乌云是一样的。我们生活的环境和空间是不同的，但都面临着同样巨大而真实的压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教育环境的问题，在当下没有孩子是快乐的，没有家长是快乐的。不管你是一个千万富翁还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底层的农民，都在惶恐不安中，都是被牵着走、被支配的状态。
梁庄是一块化石：农村缺乏公共精神
燕京书评：你在《梁庄十年》的结尾提到了父亲生前想修整祖屋，想做一个图书室供村里人看书，他来看管。你没有理会这个说法，不是对父亲没信心，是对梁庄没信心，正是因为爱梁庄才对它没信心。你说“梁庄是一块化石”，为什么？梁鸿：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没什么人会去看。我内心是比较悲观的， 后来又觉得我的悲观也是很有问题的。这是时间的流逝给我内心带来的变化。在我一次次重新返回梁庄的过程中，希望不断地走，又不断地来。但是，如果因为希望消失了，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这相当于完全放弃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之所以说“梁庄是一块化石”，主要指的是在一个村庄内部，很多东西是叠在一起的，是很难一下就撬动的。这背后都是农村公共精神缺失的表现，但我没有把它绝对化，觉得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东西。因为，这其实正是千百年来农村生活的状况，甚至也是中国人生活的状况，城市里也是没有公共精神可言的。只不过因为乡村是个生存场，并且这个生存场是敞开的，而在城市里我们每个人都大门紧锁，至少是封闭的。只不过，公共精神的缺失在农村是更可见的。这种化石一般的状态，其实正是全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部分。燕京书评：《梁庄十年》中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似乎存在一种宿命的意味，似乎无论如何努力，来自农村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难以体面地融入城市，但又迫切地想得到承认的。你怎么看待你笔下人物的命运？梁鸿：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合力。在城市的空间里，到底有没有那么多职位给农民来寻求？他们又是否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家安在城市里？这是问题的关键。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一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在比较不错的工厂上班，依旧没有可能在深圳买得起房子，这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沮丧。在大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所有的精神方式都是城市化的，但却无法在城市真正落下脚。这是一个死结一样的东西，它就结在那个地方了，这也就决定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是相对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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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的流动：一百年后，娜拉只能回家
燕京书评：但你在书中也提到这样的现象，有不少的年轻人都回梁庄盖了房子。而在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因为无法买房或者拿不到户口，也只能“回家”，这是实际行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娜拉出走了一百年，最后只能回家，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梁鸿：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一百年之后，娜拉还是只能回家；一百年之后，农村的人还是农村的人。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城市当成一种“好”的向往的话，这种单向的流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伤害这个社会的。我堂哥的孩子，现在收入可能达到一万多，但依旧是买不起房子，无法真正成为一个深圳人，这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伤害。这也意味着社会空间在当下是不开阔的，甚至是畸形的。我们一方面想让乡村都市化，让农民都变成城里人，但当下的城市却越来越板结化，所以大家只能回家。反过来想，如果我们的乡村是有弹性的，可以容纳下一部分从城市回流的年轻人，乡村可以给他们施展才华的可能性，回到乡村也有可能生活得不错，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双向的流动才是相对健康的状态。现在的乡村已经不再完全闭塞，以道路为代表的公共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备。如果真的能实现双向流动，无论对于城市还是乡村，彼此的空间都会松动一些。但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做不到。燕京书评：你在《梁庄十年》中说，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一个依靠。在这十年中，三权融合、土地流转正轰轰烈烈地进行，但似乎梁庄的人对此没有太多兴趣。应该如何理解土地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梁庄人对土地的态度发生过变化吗？梁鸿：从根本上来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农民们还是要这片土地的，但已经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农民们长期已经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把地租给别人，只要给钱就行。即便这样，但让农民们把地卖了，则是绝无可能的。从根本意义上，农民们还是把自己的土地作为最后的自留地，作为生存的基本。在中原地带，目前也很少有农民还在依靠土地作为生存资料的来源，很多人可能就是自己种点红薯和麦子自己吃。
政策话语的背后存在伤害
燕京书评：今年的疫情让很多人回不去家了，不知道梁庄在外务工的人还能不能回家？你跟他们联系过吗？去年贤仁骑着自行车从南阳骑回来了，今年可能面临的是更严格的控制。据你的预计，今年还会有人这么做吗？梁鸿：我今年也不回家了，大哥天天打电话跟我宣传政策，说别回来了、有多麻烦之类，我想了想就算了，因为我还要带着孩子。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二个没回家过的年，去年是第一个。我先生提前回去了，结果被赶回来了，我们一家也就在北京呆着了。今年还没到春节，梁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今年对本地管得不是特别严，好像还可以流动，去年是本地流动都不允许的。今年我不回家，就在北京过年。但有一些梁庄人，比如我在北京打工的表哥就很早就回去了，因为留在北京也没什么事情做，他们都在北京搞装修、卖菜或开出租，几轮疫情下来对他们生计的打击都是很大的。他们早回家，也是担心政策变化导致他们回不去，但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不回家过年，因为觉得在北京有钱可赚。燕京书评：最开始，卫健委的政策说“返乡”需要隔离14天；后来，经过解释才知道“乡”指的是乡村，而不是故乡。乡村的出身，似乎成为了“原罪”，你怎么看待这种制度安排和政策话语？梁鸿：国家下发政策，还是应该再谨慎一些。这个政策的下发，有个隐形的前提，那就是农村人爱逛街，是更容易违背防疫政策的。但是，城里人会更频繁地出没于各种场所，去吃饭、逛商场、看电影，这是不是更危险？当然，这一政策的出台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包括乡村是很广大的，一旦出现病情是很难控制的，等等。不管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但这种政策话语一旦出来就包含着一种伤害。在这种伤害背后，意味着在此之前对乡村的建设是不够的。如果建设好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那就不会有在防疫政策上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大家都是一样的待遇才对。燕京书评：很多人很痛苦地每天紧盯着政策的变化，“今年回家吗？”成为了近来民众间经常讨论的话题。大量的人不能回家之外，还有很多人能回也不回了，因为怕回家催婚之类。你怎么看待“家”和“故乡”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梁鸿：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种族眼中，家都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英国的圣诞节也有大规模的迁徙和转移，但因为疫情流动也被限制。所以，对“家”的渴望是人类共同的需要，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一种回望。这种渴望，又和个体具体的生存状态有关系。但是，不管是在城市定居，还是每年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想起家乡还是会有特殊的情感，毕竟这里是你的家，或者曾经是你的家。当这个家没了，当这个家变好了或者是坏了，都会激起心中的某种思绪，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而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乡土经验本来就没有过去多久，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情绪。在都市经验面前，中国其实也根本没有告别所谓的乡土经验，依旧处于其中。燕京书评：你在《梁庄十年》中用了一个章节来书写梁庄的女性，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你说自己和姐妹们其实都不太确定很多女性梁庄人的名字，都只能用代号，比如“五奶奶”、“虎子老婆”和“霞子妈”， 最后你把她们的名字都列出来了，这很有力。你是怎么打探来的她们的名字？梁鸿：实际上，我们对乡村女性的现状，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大家意识不到这里面的问题有多深远，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接触到关于乡村女性的信息都是事件化的，比如说一个发生在梁庄的性侵事件。与之相比，我们没有对日常化的女性存在没有特别重视。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原因，我要把梁庄女性的日常存在状态写出来，而不是让她们仅仅存在于事件中。那么，乡村日常状态中的女性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她们是没有名字的，甚至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在写书时用的都是“堂婶”、“二嫂”。即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村头天天会见到的二嫂叫什么名字，大家也没有兴趣和意愿去问她。刚才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突然意识应该在下次回家时问问她。我们都在生活之中，生活有很多内部的裂缝，但不是每个裂缝都可以被看到。我们想要意识到这些裂缝的前提，是我们能有长期的浸染，进而发生改变。燕京书评： 你如何看待土地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土地背后的道德和看不见的规则，是否对女性是更加残酷的？梁鸿：压迫这个词还是有点重，我觉得可以说是更有束缚性和压抑性。在《梁庄十年》开头，我写了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已经行将暮年，依旧有人会把她年轻时“有违道德”的行为当做武器来攻击她，在村头帖子小字报。这背后还是说明，我们的乡村还是存在大量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因为如果我们的乡村不是这样的，这些小字报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燕京书评：梁庄在河南，直到今天，民众对河南和山东依旧充满了戏虐和嘲讽，包括“鲁味”这样的说法，以及所谓的“土味视频”。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是年轻人对于传统的厌恶和反叛；与此同时，也无疑会忽略、简单化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看与戏谑？梁鸿：山东、河南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文化的一些问题也集中出现在这两个地区；中原文化的陈规陋习，在这两个省份保留得最为完整。所以，被嘲讽也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在我看来，更为关键的是被嘲讽之后会发生什么？更为重要的，不是解构和嘲讽，而是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在这样一个文化和道德环境里，我们应该怎么办？身在其中的女性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作为每一个个体应该怎么办？像梁庄出来的女孩子们，都还是很有想法的。虽然她都经过了漫长的磨难，但每个人都在寻找通向自由的方法。她内心可能还尊重你，但内心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她对自己的女儿就不会这样要求了。我想，这就是一种改变，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才可能真实地带来改变。当然，整个文化层面的觉醒也非常重要，这其中就包括文化趋向和社会舆论的变化，也包括男性的变化。不是说每个男性都对女性不好，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享受到了这种文化带来的便利，女的做饭男的吃，然后还不能上桌，上菜上的慢了还能说几句，还可以随意打骂，谁不想过这样的日子？
非虚构文学不是天然的文学
燕京书评：梁光正，也就是你的父亲，分别出现在了你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里，在不同体例中的父亲有什么不同？你说你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部以父亲为主题的小说，也就是《梁光正的光》，想通过这个小说思考清楚一些事情、想用虚构寻找真相，这能做到了吗？梁鸿：借用虚构的形式，我希望寻找一种更深的可能性。我希望借用非虚构来思考他的性格中包含的对生命的动力，来探讨他找寻、 痛苦和开放，去寻找更深层次的东西。非虚构只能写发生过的事情，我在进行这种讨论时发觉了非虚构的局限性，而用虚构就可以虚拟一些事情来表达观念，并试图探讨我父亲身上的可能性。在《梁光正的光里》，我虚构了很多故事去寻找我的父亲，作为一个男人、父亲和农民的复杂存在。 我觉得，非虚构和虚构还是有非常清晰的边界。首先，非虚构面对的是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要写真实中的人；但在虚构作品中，写作者就可以虚构出一个人和一个场景。另外一点，非虚构指向的是生活内部，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来寻找内部精神状况和可能性，它依赖于作者的理解力和对事件的发掘能力；而虚构更依赖于作者的想象力，当然也依赖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力。但二者所书写的方向是不同的：非虚构向下，虚构向上，非虚构沉入，虚构飞扬。但是两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揭示生活和人性。燕京书评：你的虚构作品是非常先锋的，比如《四象》。这是否也是你想通过虚构达到非虚构无法做到的事情？梁鸿：写虚构的时候，我是更加自由的，不会拘泥于现实场景和人。这种自由是写非虚构带不来的，所以我还是喜欢写虚构。我觉得，先锋更多是从写作形式上说的，但我不是刻意去先锋，写作形式是跟书写对象有关联的。《四象》是一个人和四个亡灵的故事，我采用的也是喃喃自语、自述一样的方式，所以这个题材本身就是比较先锋的。而《梁光正的光》相较而言，就没有那么先锋，是一本相对现实主义的小说，但在语言和修辞上会更讲究一点。即便是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虚构和非虚构也是不同的走向，非虚构也要求语言准确，但可能是质朴的准确，但却是一语含千钧的。非虚构和虚构，我都挺喜欢。我一时也说不出我更喜欢虚构还是非虚构，两者都有不同的乐趣。两者相比，写非虚构是相对来说是更累一些的，因为这种文体要求我们去关切一个事物的不同层面。而非虚构也有边界的要求，虚构可以有非虚构的组成部分，但是非虚构不能有虚构成分。燕京书评：《梁庄十年》从“小字报”开始，在你和阳阳等最小的一群梁庄人吃饭结束。我隐约在书中读出了你父亲在这十年中去世了，但你没明着写，直到最后一个章节你直接写了父亲的离世，我的阅读体验是豁然开朗，或者说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你如何安置你采访获取到的素材，《梁庄十年》的结构是如何谋部的？梁鸿：非虚构文学不是天然的文学，它是内在地要求作者需要在谋局布篇上下更大的心思，当然有谋局布篇不等于是不真实的，这是两个概念。很多人对非虚构文学有个误解，认为把故事说出来就是非虚构文学了，其实不是；即便非虚构仅仅是说出来的话，也有需要一个开头和结尾，这个故事从哪里开始，又将从哪里结束？这些都是安排，作为一名专业写作者还是需要很多琢磨的。《梁庄十年》，我琢磨了好久，每次我回到梁庄大量正在发生的现实扑面而来，作为一个写作者从哪里开始写起好呢？这是需要慎重选择的。我选择“小字报”事件作为整本书的开端，也是经过仔细考量的，“小字报”本身是个让人震惊的事件并且正在发生。我写《梁庄十年》是想写人，不管最后扯出什么问题我都想写人，是想写日常化的梁庄人。《梁庄十年》和《中国在梁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中国在梁庄》中都是问题化的人，比如都是事件性的人，像五奶奶的孙子被淹死了，像谁的父亲去世了，像谁的坟被趴了。而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包括“小字报”、很忧伤的花园等；我写的是梁庄内部的精神状态，也是在写这些事情背后的人。我在《梁庄十年》中写的是一个个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一个个人相对有逻辑性地涵盖在一起，让它具有某种结构性。人是个体化的存在，我写一个个人的目的，正是呈现其作为个体的个性化，而不是把他们写得泯然于众。当我把每一个人物归纳在某一章时，是特别需要谨慎的，所以需要我特意地去琢磨如何安放他们，又如何把他们串联起来。用《梁庄十年》第一章来说，我从“小字报”写起，再写梁庄最高的房屋、最美的花园，这都是希望通过写一个个人穿出来梁庄房屋的状况。我从小写起，几个小的切面组合出来了地理空间的状态。燕京书评：《十月》卷首语上说，在《梁庄十年》中你终于告别了“大学老师”或者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且在社会学和文学之间选择了后者，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梁鸿：我还是想把非虚构写作当做一个文体本身，来好好琢磨它的可能性，而不单单是讲故事。毕竟我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那么非虚构文学的可能到底在哪里呢？前两本是一种形态，我希望《梁庄十年》可以呈现另一种形态，这是我对这本书的期待。这种形态的转变，不单单体现在谋局布篇上，也体现在姿态上的变化。我不觉得在《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中的大学老师姿态有什么不好，因为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我，是我在那个阶段特有的状态。过了十年之后，我和梁庄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的我和梁庄，更像是一个人和家庭的关系，我已经完全身在其中了，所以我“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我看到的，不再是问题化的人，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为写作者的我更加自在。
寻找非虚构的边界
燕京书评：你目前也担任了多个非虚构类奖项的评委，经过几年前的喧嚣后，近几年似乎有所退潮，因为看不到“营业模式”等等，你怎么看待这样现象？梁鸿：作为一种思潮的非虚构写作，现在开始降温也是一种好的现象。现在很多自媒体，比如“真实故事计划”、“人间”等，对于大众来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为他们不是文学家：我只是想我的故事分享出来给别人看，这当然怎么写都行。但是，对于一个想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来说，还是要有基本的文学要求。今天不断流行的非虚构文本，都是处于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中，这种流行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前几年的火热也罢，现在的沉寂也罢，这都是比较正常的状态。只要这里面真的有人在写，有人在琢磨，这个文体就是有希望的。如果非虚构文学只是抢钱的一阵热潮，我觉得就没什么意义了。作为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不断通过自己的写作，寻找非虚构写作的边界。和好的小说一样，好的非虚构写作也应该是没有定论的。只有当新的作品出来，我们才能意识到：原来非虚构还能这样写。好的作家可以拓宽一种文体的边界，或者创造一种边界，而不是规定它：必须这样写才是非虚构。燕京书评：梁庄是你的“在地性”吗？你和梁庄的关系与贾平凹和商洛的关系、莫言和高密的关系是一样的吗？梁鸿：我觉得不能和他人相比，也没有可比性。至少对我而言，梁庄不单单是个符号，更是我实在的生活，我在生活中就会跟他们一起聊天说话。有的人我会把他们升华成文学意象，有些人可能就是我生活中会跟他聊天的一个人。我和梁庄之间，不仅仅是抽象的联系，更是存在具体又实在的关系。另一方面，梁庄也承载着我的文学意象。从梁庄里，我可以找到了很多虚构、非虚构的素材和影子，当然没有前者，也没有后者。燕京书评：你会写其他的物理空间吗？如果按照你之前的说法，无论我们如果变换时间和地点，都无法逃脱固有的经验的话。梁鸿：《四象》，你可以说它写的是王庄或者是李庄，只不过梁庄是一个拿来顺手的符号而已，你可以把它当做梁庄，可以不是。在我小说里的梁庄是一个既丰富又单一的意象，它不一定是实在的梁庄，只不过是一个村庄而已，只不过我用了梁庄的名。燕京书评：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把镜头对准了你，你作为写作者被另外一个写作拍摄是否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梁鸿：在影片里，我在呈现自我的同时，也在放弃自我。因为这是一部纪录片电影，它不需要你表演什么，导演问什么，回答什么就可以了。贾樟柯也不会预设什么，我怎么样回答都是我的，都是对的。这就相当于我在家乡呈现我自己、发掘我自己，并创造我自己。另一方面，贾樟柯拍摄我和梁庄，就像是从另外一个人的眼光看梁庄一样，突然发现梁庄是如此破败，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老屋这次看来实在是太破了，我也决定把它修一修，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让别人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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