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乔尔达诺《新冠时代的我们》：大瘟疫“神经症”与它的日常“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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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瘟疫面前，罕有亲历者甚或旁观者能静若止水——病痛灾殃令人恐惧，疫情波动使人焦虑，传染几率让人对身边诸事物满腹猜疑。毫不夸张地讲，大瘟疫中的我们无一幸免地罹患了“神经症”，“神经症”是我们与瘟疫年相处的一种生活及思考状态。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Karen D. Horney）在她《我们时代的神经质人格》里精准地诠释道：“神经症患者所共有的一些本质特性……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中存在的困难而产生。”推敲霍妮此语，大瘟疫之下，普遍的“神经症”或可促使人类更好地“反求诸己”，看清瘟疫前与后社会“神经症”征兆，从而治下一次瘟疫年“神经症”于“未病”。我们又何以疗愈大瘟疫诱发的“神经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主张以“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于一举一动间打开患者心扉。弗氏方案，凸显了“日常”在对抗“神经症”方面的有益作用。如此，我们或可透过“日常”追踪并弥合大瘟疫“神经症”造成的分裂。
仍在并将继续与疫同处的我们，迫切需要“神经症”解药。最近拜读过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保罗·乔尔达诺（Paolo Giordano）新著《新冠时代的我们》，惊讶发现这位物理学博士已然借助随想随写的日记，把“我们”共有的新冠大流行日常徐徐誊录。乔尔达诺跃出揣摩新冠结局（或所谓“后疫情时代”）的俗套，忠实地把所目睹的新冠时代生活、世界呈现在书中。乔尔达诺自信地认为，本书与图书出版后新冠疫情的走向无干，因为它重在“思考正常状态阻止我们思考的事情：我们是如何走到了这种境地，以及我们希望如何恢复正常的生活”——非为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这“一时一事”而作。《新冠时代的我们》，独具匠心地拣选、细致入微地摹画了新冠时代的种种碎片，为将来我们回看新冠“日常”，救治新冠时代暴露、遗留的种种“神经症”施下了药引。
《新冠时代的我们》
[意]保罗·乔尔达诺著，魏怡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健忘症”」
自引论部分起，《新冠时代的我们》就在担忧世界会又一次在大瘟疫后患上“健忘症”。乔尔达诺悲观而真实地联想到了大流行结束之日的人间心境：“到了那时，领导人之间会拍拍肩膀，为迅速、严肃、克己的行动而互相祝贺。而我们，面对突然恢复的自由，只想摆脱这一切。巨大的黑夜降临了。遗忘开始了。”果如此，辄新冠疫情之后的人类将集体表现出储存与提取信息功能暂时失灵的病态——据此可以确诊健忘症。
应当承认，《新冠时代的我们》在新冠疫情中诊断出的“健忘症”并非新鲜事物，在瘟疫之中借“健忘”而“消愁”或属人之本性。在前现代主流文化里，瘟疫不是个“好”东西。因而，人类的历史智识常对瘟疫避之不及，或将其隐入史书边角。我们缘何对历史上的大瘟疫缄默？不是我们对曾经一无所知，而是我们已丧失记忆曾经的动机与动力。瘟疫来袭之时，生死存亡考验令各方风声鹤唳；而瘟疫流行趋于和缓甚至暂时销声匿迹后，几乎所有人顷刻间齐刷刷翻过了瘟疫年日历，让风轻云淡散去一切传染、衰竭、死亡吸聚的恼人尘霾。当疫情远去，拨发给变异病毒疫苗研发的经费可能会挪作他用；当疫情远去，匆匆取走药品后急忙赶赴下段旅程的病人，恐怕也不会再似疫情中那样特地表露对医护人员的感激；或许还未等疫情散尽，小区防疫门禁、商超测温仪器以及遮盖路人面庞的口罩皆会被压进寻常人家箱底……寒暑交替间生活继续，我们留在瘟疫岁月里的痕迹却永远定格在了罕被想起的“过去”——这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当然，在乔尔达诺心目中以及《新冠时代的我们》里，这也是人类历史稍尝到甜头便“乐不思蜀”的陋习。
诚然，《新冠时代的我们》不是率先向瘟疫“健忘症”宣战者。18年前，“非典”（SARS）流行之际，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出版了巨作《被美国遗忘的瘟疫：1918大流感》（America's Forgotten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此后，瘟疫“健忘症”相关探讨经久不衰。当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来袭，瘟疫“健忘症”话题跨出文化争鸣，变为瘟疫“同代人”亟需妥善处理的集体任务。居处其间，我们需要时刻被提醒“莫忘大瘟疫”，更理应思辨“该如何记忆大瘟疫”。《新冠时代的我们》于此关键思想着力点上别出心裁，承继历史智慧并巧驭网络潮涌，以“日记”见证了瘟疫年风云。
《新冠时代的我们》以“日记”应对遗忘的设计有何奥妙？且看疾病史给出的一个回答：1665至1666年间，伦敦暴发了大规模腺鼠疫。耐人寻味的是，“伦敦鼠疫”主要波及一市，且烈度亦远不及早前、后世诸多瘟疫，本次疫情却颇得文化学人的青睐：围绕“伦敦鼠疫”创作的故事广为流传——1722年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大疫年日记》，以及2001年帕梅拉·奥德菲尔德（Pamela Oldfield）模拟17世纪少女“爱丽丝”口吻写下的“日记”，即是个中尤为声名远播者。医史学者邹翔曾关注到这一现象，认为“伦敦鼠疫”之所以能在三百余年间多次为讲述者发掘，与17世纪日记、书信集等“私文本”的勃兴密不可分——“不同侧面的疫情场景”因此保留，后来者坐拥充足的“伦敦鼠疫”记忆资源。与其说笛福、奥德菲尔德等人在以日记体深描“伦敦鼠疫”，不如说那些作家们是基于瘟疫年原始日记，发起了与亲历者世界平行的无声对话——作家笔尖蘸满了瘟疫年日记的点滴，而搁笔之时现于纸面的，已是一部瘟疫历史观察录。从中我们不难窥见，日记（宽言之“私文本”）对瘟疫记忆编织、承续和传播的基础性价值。若有人就此提出“档案记载只是瘟疫记录，而档案叠加日记方才是瘟疫历史”，想来也并不夸张。
鉴于此，《新冠时代的我们》收录日记以见证新冠“日常”，非但不是对“大瘟疫”的碎片化（本质上是一种“遗忘”），相反更为超越现时现地的大瘟疫记忆开辟了广阔思想空间——这部“日记”不再仅是有关记忆的文本，其自身也进行着宝贵的记忆实践。
选定“日记”这一药“君”后，乔尔达诺认真调和起《新冠时代的我们》这方疗愈大瘟疫“健忘症”的妙药。乔尔达诺在开始具体评议前向读者宣布：他正在瘟疫年里尝试“列出清单，里面包括所有我不愿忘记的事。这个清单每天都会增加一点。”乔尔达诺洋洋洒洒地列出了一长串“新冠应当记得”清单，既囊括“遵守规则”、“互相信任”、“信息透明”等正面现象，也收录了“谣言漫天”、“科技落伍”、“人与自然不睦”等新冠疫情敲响的警钟。
不难窥见，《新冠时代的我们》，既认同新冠疫情并非人类翻越不过的绝壁，也深知新冠疫情将是人类自我定位与社会治理的一道“分水岭”——借用中国俗谚形容，就是“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疼”。《新冠时代的我们》所开列之“新冠应当记得”清单，一方面固然是乔尔达诺对这个时代开具的“健忘症”诊断意见；另一方面，这长串“别忘了”，亦在被阅读时向每一位读者释放“药力”——我们都是新冠，乃至历次大瘟疫“健忘症”的易感人群！《新冠时代的我们》在疫情未去之时好似“疫苗”，日后便会化做“救药”。这一医学比拟，放在此处毫不违和：乔尔达诺希望《新冠时代的我们》能在疫情结束之前就让部分人获得“健忘症”免疫——为疫情后的反思积蓄力量，亦为“更好社会”抹平暴露出来的坎坷。
《新冠时代的我们》必有终章，但乔尔达诺发自内心的对大瘟疫“健忘症”抗争仍在进行时。2021年1月，在与李梓新的对谈中，乔尔达诺称，他对疫情后若干深层次问题也许会被弃置不顾的预想结果深感忧虑：“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疫情上，现在有效的疫苗已经出现，大家或许已经准备好忘记这一切。”
“我们能清醒地记住大瘟疫吗？”，这是“乔尔达诺之问”。“我们会因记住新冠疫情而甩掉瘟疫‘健忘症’这一痼疾吗？”，这是“乔尔达诺之问”的弦外余音。
「“焦虑症”」
通观《新冠时代的我们》，“焦虑症”是继“健忘症”后，尤令乔尔达诺担心的大瘟疫“神经症”。焦虑症的基本症状，是在无明确客观对象时高度紧张、担心——新冠大流行因其本身杀伤力，也因舆论发酵而使人畏惧，由“畏疫”生发的“焦虑症”蔓延迅疾、蚀人骨髓。
乔尔达诺于“宅在家里”一章内，描述了一番“观疫生畏”的紧张焦虑情景：“奇怪的（病例数量）计算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背景。此刻，我看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地图。在灰色的背景上，红色的点触目惊心，代表着病毒扩散的区域：那是警报的颜色，其选择本应更加慎重。”可以说，像乔尔达诺所提的疫情动态图，以及病例增长新闻、城市封锁照片等形象刺激，在敦促人们审慎防疫的同时，也动摇着普通人内心深处的焦虑防线——这也就构成了瘟疫“焦虑症”的第一重背景。
此外，我们无意间自己垒筑的心态落差，亦是显明的瘟疫“焦虑症”病因。《新冠时代的我们》对此现象颇感痛惜。乔尔达诺特别详述了此间原委：“我要疫情在一个星期后结束，要大家回到正常状态”等不与事实吻合，自欺欺人的妄求“令我们一再面对失望”，从而“直接将我们引向焦虑”。联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惨淡结局，其失败便部分源自“疫情很快过去”与“疫情愈演愈烈”相抵牾的尴尬落差。
乔尔达诺也直白揭示了公民与权威之间负面张力的存在，并把它列为新冠“焦虑症”的一大祸因：由于公民机械地猜疑官方信息，又僵滞地对待科学进步，一个公民对政府、专家缺失信赖的恶性闭环，已然合围住疫情之下的理性声音，焦虑感乘此大展身手。《新冠时代的我们》举例道：在疫情与假消息竞速散播的日子里，“消息越是令我们恐惧、愤怒或疯狂，在疫情面前我们就越是脆弱。”回望去岁秋冬，美国部分愚昧民众在互联网上、国会山前发起逆流，无端指责是美国疾控官员或科学推崇者代表（比尔·盖茨）挑起乃至谋划了疫情大流行。无知者指斥政府与科学无为的背后，愚昧是三分底色，焦虑加入了七分渲染。而在焦虑刺激下，部分愚昧民众弃科学与政府而去的“焦虑症”表现，注定将打开更多瘟疫“魔盒”。新“魔盒”逸出的威胁，无疑将令愚昧民众率先遭受更大创伤、萌生更大焦虑，环环相扣，在疫情期间永无宁息。
新冠“焦虑症”令世人心悸难平，也已令不少意料之外的麻烦浮出水面。最近，《自然》（Nature）杂志上一项生态学研究指出：新冠疫情发生后，对“物品传疫”的过度担忧（事实上此类传播概率微乎其微），让远超生态自净力的消毒剂流入大循环，部分脆弱物种与生态圈已遭到无法忽视的破坏。身为一位信奉环境正义者，乔尔达诺在《新冠时代的我们》里痛心疾首地批评了人类的效率中心思维，指出新冠疫情等生态灾难的“源头是我们，始终是我们，以及我们的一切行为。”联系乔氏此言的“反效率”语境，这段论述又可改作新冠疫情等生态灾难的“源头是焦虑，始终是焦虑，以及焦虑之下的一切行为。”——疫情暴发前，是人类盲目追逐经济增速的不合理发展为新冠大流行创造了可能；疫情暴发后，人类“滴水不漏”的焦灼心态，又使新冠疫情正由传染病灾难，恶化为传染病-生态环境复合灾难。
大瘟疫中，何处能容我们卸下满心焦虑？与“健忘症”相似，虽然目前新冠“焦虑症”的前路尚不明朗，乔尔达诺还是开出了他的三味“药引”。首先，学习平和地与疫同处：“目前属于异常情况，我们应该学会生活其中，找到理由接受它，而不只是害怕死亡”，是为断新冠“焦虑症”的恐惧之源；其次，遵照奥卡姆剃刀原理，思考瘟疫年日常——“最简单、需要最少逻辑跳跃的途径，就有可能是正确的途径”，斩断瘟疫“焦虑症”那团“越想越复杂”的乱麻；复次，根除自我中心沉疴，拿出“小我爱人，物我合一”的宽宏气度看待瘟疫与疫时诸事，从而“不以己悲”：“传染病邀请我们展开思考……思考我们不仅仅是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还是一个脆弱而美妙的生态系统最具侵略性的物种。”
新冠等大瘟疫期间的“焦虑症”之所以后果严重，主要因为它既是处世心境，也是日常行动，按“实践学派”的观点，甚至可被称做一种“瘟疫民俗”（观念-行为复合体）。而与之相似的另一种病态“瘟疫民俗”，着实更隐匿，又更可怖。
「“社交恐惧症”」
孤独是“现代之命”。不过，当孤独溢出私生活堤坝，亦即使人无法在社交环境内自如应对时，心理孤独便恶化成病态孤独——社交恐惧症（“社恐”）。“社恐”，指病患过度且有违常理地惧怕外界社会性事物及场景。新冠疫情发生后，舆论围绕“社恐”谈的最多的，便是口罩普及潮使人身上“代表了社会性的那一部分”——脸被长时间遮盖，“社恐”患者因此在公共场合获得了些许宽慰。个别解读偏颇地将“社恐”患者调侃作“新冠受益者”。然而，乔尔达诺清醒地识破了“新冠受益者”假象背后新冠“社恐”泛滥成灾的真实危机。
《新冠时代的我们》揭示了新冠“社恐”的环境源起——疫情传染性令世界处处生出疑窦，避免传染的物理阻隔，也在人类心理间砌起堵堵高墙。乔尔达诺就此评论道：那是“在重症室接受治疗、要隔着一层玻璃与他人交流的患者的孤独；以及一种与此不同而又更加普遍的孤独：口罩后紧闭的嘴巴，怀疑的眼神，以及不得不留在家里而感到的孤独。”新冠“社恐”，也在无形间侵入了乔尔达诺的生命：当他独自出门晨练并目睹疫情期间罗马斗兽场门可罗雀的景象时，乔尔达诺不禁抱怨“我感到的只有焦虑，还有不安”。就在乔尔达诺因景点人烟消散而悲叹之际，一辆意大利宪兵队军车驶过他身畔，狂按喇叭催促其离开。这一防疫操作令本就不悦的乔尔达诺深深陷入失落——“我只是想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拉伸双腿，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我穿着跑步服走出家门，而此刻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所以我直接回家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公寓。”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在线教学与办公实现跨越式转型，由“前卫分枝”一跃晋升主流信息沟通方式。《新冠时代的我们》看穿了喜人技术结果所掩盖的早期“社恐”征兆：“当我们声称是在和每一个人讲话时，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和每一个会意大利语、拥有一台电脑并懂得如何使用电脑的人讲话。”长此以往，人类社会沟通将对中间物（机器）成瘾，当疫情散去，人们还能顺利、自然地回归面对面交流正轨吗？乔尔达诺的担忧，并非无病呻吟，心理学家早已证明，面对面交流，能激发诸多线上沟通无法想象的创造力——通过机器的“面对面”，可以弥补视觉空荡，但无法弥合心灵壕沟。应当承认，在“效率当道”的文化气氛里，《新冠时代的我们》能给出向新增长点“泼冷水”又极富洞见的这一记警醒，着实可贵更可敬！
针对瘟疫“社恐”，《新冠时代的我们》又配伍了哪般“药引”？当乔尔达诺获悉亚裔友人在意大利超市内被污蔑成传播疫情者，遭到无端辱骂，他没有对这个“社恐”极端案例回敬以愤怒，反而冷静且深情地号召道：“在我们此刻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反应：愤怒、恐惧、冷漠、玩世不恭、怀疑和顺从……不该忘记比平常多一点谨慎，也多一点同情。”可见，乔尔达诺寄消除新冠“社恐”的希望于强调“同情”——用主动的共情体验，去温暖为“社恐”羁绊的每个人。此外，乔尔达诺还提出要关注疫情下社会公德凝固的问题，避免防疫禁足的人们因“暂离”社会而淡化社会公德：“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实际上，乔尔达诺的这项呼吁，亦是在试图重申人的“社会性”，而“社会性”不就恰是“社恐”的精神对立面吗？如此“药引”，想必对新冠“社恐”大有疗效！
一年多来，新冠肺炎从新闻走进日常，由社会生活主题变为社会生活背景。防疫在“常态化”，人类与新冠疫情的关系也在“常态化”。2021年2月，彭博社依据自建疫苗接种数据库信息推算，全球至少还需7.4年时间才能恢复疫情前状态。这条数据为《新冠时代的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空：人类将长时间与新冠同处，因而我们尚有机会克服“健忘症”，尚有风险再遇“焦虑症”，也同样尚可能为“社交恐惧症”所害——《新冠时代的我们》抢在新冠“神经症”发作、恶化前敲响了警世钟，其功其德无以度量！
《新冠时代的我们》诊明了大瘟疫“神经症”，并科学审慎地提出了几副“药引”。需要明确的是，“药引”并非“仙丹”，它无法直接拯救新冠“神经症”侵蚀下的我们，更无法深入人性“病灶”根治千百年来与人类相伴的瘟疫“神经症”。我们不妨从两方面来理解本书的“药引”意义。聚焦当下，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遭受新冠“神经症”的人们，乔尔达诺提醒“在这场流行病中，我们的时间线是一样的，我们沿着同一条时间线向前滑行”——《新冠时代的我们》胪列早前“神经症”的前车之鉴，可以充当“新冠时代”人类克服“神经症”的“急救药引”；放眼未来，乔尔达诺认定若无积极转变，我们的新冠“神经症”或许“今后也还会发生”。职是之故，我们务须“从现在开始想象疫情结束之后的事情，以免这难以想象的情形卷土重来，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确，《新冠时代的我们》是明天瘟疫“神经症”的“靶向药引”，我们或许尚对下场瘟疫何在一无所知，但眼下瘟疫“神经症”已横陈在所有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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