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队》：孤勇者、银幕“分身”与新时代平民英雄叙事

本文选自《电影艺术》2024年第1期

聂伟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三大队》用扎实的视听语言与文学性场面调度，为主要人物程兵创设了五重银幕“分身”，分别以相对完整的人物小传，引申出主人公重返社会可能面临的不同生活选项。经过重逢与告别，他们各自与生活和解，与“我执”和解，出色的写实长镜头传达出“温暖现实主义”美学旨趣。影片文本超越一般商业类型意义的犯罪片或公路片，三幕剧涵括“一人”到“众人”再到“一人”的缉凶之旅，通过朴素的民间侠义叙事，完成了对新时代平民英雄的群像塑造和美学张扬。

关键词：刑侦题材 银幕分身 平民英雄 侠义叙事

国产刑侦题材电影《三大队》叙事板块清晰，起承转合有度。影片时长132分钟，分为三幕，以主人公程兵为首的“三大队”激愤致犯罪嫌疑人伤亡而获刑、五人出狱后决定继续追踪逃犯为第一幕；第二幕讲述团组成员历经数年辗转多地查访无果，战友因故逐一离队，程兵陷入孤独与自我怀疑；第三幕极尽铺陈孤勇者的缉凶之旅，程兵以苦修般的“我执”完成绝地反转。影片围绕主人公与其多重银幕“分身”的聚合与分离，呈现为自“一人”到“众人”，再返归“一人”的叙事结构，从而集聚起超越一般意义类型片的精神能量。

“大主语”及其银幕“分身”

影片改编自深蓝2018年7月在网易非虚构写作平台“人间theLivings”公众号发表的纪实文学《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原作分为六个章节，共一万余字，通篇采用倒叙加补叙的讲述方式，一经推出即有读者强烈呼吁进行电影改编。但由于叙事视角较为边缘，且涉案笔录已被封档，主干情节留白，原作故事体量有限，难以支撑起一部标准电影的时长。为满足影院观看需求，电影的改编需要对原本仅有八百余字篇幅的追凶情节进行大幅填充。所幸，如编剧张冀所言，他们在现实主义的传统中“找到了一个最强的改编支撑点，就是从一个人变成群像。现实主义重在写群像的人，写每个人之间的关系，写人情世故人世沉浮”。¹

为了将孤胆英雄程兵的人设角色置入复杂多样的现实社会关系，影片将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呼号加以实体化，马振坤、蔡彬、廖健、徐一舟等前成员从原作“非玩家角色”提升为血肉鲜活的功能性人物，再加上实现职位晋升的原“二大队”队长杨剑涛。上述角色都生成了相对完整的故事小传，将他们聚合起来就构成了程兵身陷囹圄、与社会脱节六年的多重“分身”，也引申出程兵重返社会可能面临的不同生活境遇和选择。

程兵出狱，回归社会，他面对的第一重“分身”就是曾经的战友，同时也是其职位竞争者的杨剑涛。可以想见，假如没有发生逼供致死的极端事件，程兵大概率会像杨剑涛那样担任领导职务，指挥基层一线的工作。杨剑涛为他预留了保安队长岗位，这对于每三个月要向辖区报备一次的刑满释放人员来说，是极大的善意。此间同步发生了另一情节，望眼欲穿地等候程兵出狱的受害人家属“以父之名”向他跪谢，并赠予其一袋茶叶蛋。程兵选择接受谢意的同时婉拒了杨剑涛的安排。此时他的内心充满自证价值的执念，这也属于主人公无法迈出人生低谷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此后，经典的“金羊毛” ² 剧情展开，经历了与原三大队队友的重聚与告别，他以微笑祝福和背手致意的方式，一层一层地脱出“旧我”、写出“新我”。

程兵出狱后寻找前妻新居这场戏，是片中主人公表现得最为紧张失措的桥段。面对前妻的漠然与客套，他选择立即离开。作为对比，马振坤是程兵的第二重“分身”，虽然同样失去公职，尚可保有正常家庭的完整性。这重“分身”始终在回归家庭和流浪追凶的两难选择中纠结，由此形成的冲突既是拷问主人公心路历程的外化表现，又不至于让其陷入个人私密的痛苦中如鲠在喉。

廖健是程兵银幕形象的第三重“分身”。廖健出狱后与儿子依然维系着亲密关系，片中翻版复刻的保险推销员职业套装，表明儿子对父亲的信任与充分认可。此后的除夕雪夜，春晚经典曲目《难忘今宵》的歌声与廖健在冰天雪地里的呐喊交汇在一起，他宣布返回儿子身边履行自己作为父亲的义务，这一场景亦可视为对程兵父女关系断裂的缺失性补偿。

作为程兵带教的徒弟，初进三大队就获罪入狱的徐一舟如同主人公的青年“分身”。一方面，警犬助训员的工作让徐一舟始终保持着对犯罪分子的警觉；另一方面，徐一舟的孤胆救美也转喻了程兵内敛气质下隐藏的少年情怀。

“佛系”蔡彬是程兵的第五重银幕“分身”，构成了主人公内心最为挣扎的人格显影。蔡彬试图用“佛法说，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的说辞来劝说程兵放下执念，而后者迅速抛出的“躲避熟人”话题让他一时语塞。在影片第二幕的尾声，“三大队”再度解体：蔡彬宣布因病退出，他需要切除肿瘤以求生；程兵背身挥手作别，他选择只身泅河以渡劫。

在多重“分身”的人物群像确立之后，影片进一步补全了他们的行动线，将原作中程兵的“孤勇者”角色，如网吧管理员、网约车司机、小区保安、空调维修工、快递员等，逐一分配给队友们，一系列戏剧性冲突也得以增强。正如“金羊毛”叙事所表达的经典命题所示，真正重要的不是主角群体踏上旅程的动机，而是他们在旅途中内心经历的成长。三大队五人合体的追凶之旅虽未直接捕获犯罪嫌疑人，亦非徒劳无功。在影片第二幕近一个小时的故事讲述中，他们相继解救了烧烤摊被骚扰的女性、被拐卖的儿童、超市里被罪犯挟持的姑娘，徐一舟还因此收获了爱情。

在“大主语”的人格感召下，三大队的战友们先后被召回、被唤醒、被激发，上述银幕“分身”从如影随形到选择退场，又逐一与程兵话别，他们分别实现了与生活的和解；同样，从共渡难关到一人闯关，程兵与上述“小主语”短暂重逢之后再度独行，他选择拥抱作揖、微笑告别，以新的成长实现了与“旧我”的和解。

电影《三大队》剧照

以写实趋近“温暖现实主义”

电影《三大队》的故事文本天然地具有写实属性，破案线索自广东某地起头，千里追凶之路从湖南、四川、辽宁、广东、云南到广西，一路逶迤蹉磨，终至贵州铜仁，真相大白。一系列非虚构地理空间决定了影片需要建构起与导演戴墨首部院线电影《误杀2》（2021）风格相异的在地化场景与情节逻辑。

作为戴墨执导的长片首作，《误杀2》的光影质感与美术呈现已然超出当前国产片的平均水准。影片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带领观众进入规定情境，为此虚构出一座名为“新曼”的架空城市。在这个封闭式空间中，导演以“电影新手”通常使用的快节奏剪辑推进情节。这种处理方式对于确保影片的信息密度固然有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导演的美学手法也因此失之简单仓促。

相较而言，《三大队》的场面调度更显成熟，视听语言组织也更为从容。影片前半部分的影调浸润在暗夜高反差、高饱和度的处理中，无论是警局内部办公室的呈现还是外景巷弄的雨夜追踪，都通过浓墨重彩的冷暖色温对冲与极为考究的美术置景，获得了质感提升。

此外，片中首尾呼应的长镜头调度，尤其值得称道。影片第一个镜头以地面为起幅，摄影机在雨声中缓缓推进，之后跟随主人公的背面，通过摇臂上升，逼近二楼案发现场。这场戏的叙事功能与《误杀2》中张正义（任达华饰）携助手进入医院的情节基本相同，后者在两人对话时镜头不断剪辑，通过依次面跟、同景别背跟、仰拍面跟、主观镜头的快速转换，与观影注意力建立起强关联，同时密集交代案情信息。而《三大队》开场的跟拍和剪辑干涉表现得更为克制，经得起深焦拍摄的美术置景成为了辅佐写实表达的催化剂。镜头缓缓跟进，通过楼梯建筑的镂空结构和人物走位，加上大景深镜头前后景清晰的关系，完整地捕捉了主人公程兵出场的行走动线，渐次跟进他办案时的面部神态，无声地体现出主角和他领导的三大队此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刻画程兵稳扎稳打、宠辱不惊的形象特征。而上升趋势在中间突然被反打镜头打断，引导观众通过俯拍机位观察主角。视觉焦点的急转变化，为程兵此后的命运突变留下伏笔。

与之形成巧妙互文的是影片的最后一镜。程兵协助公安捕获真凶后淡定离场，影片同样也是用一个背跟镜头，在小景深下，以模糊不清的后景引导观众进入程兵如释重负后瞬间茫然无措的状态中。此时能够填补这块空白的，必定是主人公内心深处最为直觉化的情感诉求甚至幻像。不出意料，三大队的战友们自左右两侧相继入画，用他们相互最熟络的称谓与主角话别⸺当然，这同样可以理解为程兵幻想队友们在大案破解后先后归队、宣告报到，呼应了此前徐一舟在解救被拐儿童那场戏中脱口而出的那句“三大队回来了”。

程兵在片末处行走的动线，是一条从警局后门岔出的窄路，再穿过横贯左右的主干街道。在自然光逆光的实拍镜头下，摄影机运动到主干街道的对面，后景虚焦处的红蓝警灯无声地闪烁，主角身处中景，茫然地面向真实而朴素的人间烟火。十二年间，他一度自我隔绝为孤勇者，在获悉狱友阿哲遭遇不测后甚至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他想给手机通讯录中的某个人发条短信，“我找不动了”，竟然找不到合适的收信人。然而，“温暖现实主义” ³ 电影美学给予观众的抚慰和激励，恰恰在片尾处卒章显志。不断划过画幅的车辆与行色匆匆的路人对于程兵无以言表的情感波澜显然毫不知情。对此，镜头甚至刻意进行了间离式的处理。这是客观镜头下普通人生如常的现实生活，也恰恰是主人公内心世界极度隐忍的悲欣交集。

电影《三大队》剧照

“逆袭”犯罪类型片叙事模式

2023年下半年以来，几乎每个月都有票房可期的国产刑侦电影上映，题材涉猎广泛，美学风格各异。“警”与“匪”是电影角色两极化冲突最为极端的对立关系之一 ⁴，天然地具备戏剧张力，如果能结合本土现实语境处理得当，便更容易获得观众市场的青睐。那么，《三大队》能否归为商业类型意义的犯罪片？

2023年刑侦题材国产片票房（截至12月17日）

一般情况下，构成犯罪类型片的情节要素会向观众展示罪犯的高智商作案手段和警察的足智多谋。《三大队》开场即直面案发现场，犯罪过程已属影片的前史。当“程兵们”刑满释放、全力追讨漏网的王二勇，后者早已化名赵姓，潜隐于普通家庭生活，空间上不再与主人公产生正面冲突，这让追凶情节模式缺乏一般意义上的行动反派，警匪之间持续对峙的动力关系无法被完整建立。借用布莱克·斯奈德的剧作理论，影片更像一则逆袭者的故事（fool triumphant）：主人公受自身条件所限，在世俗世界通常不会获得预期成功，最终又因锲而不舍实现逆袭。⁵ 程兵刑满释放后已完全丧失执法权，支撑他追凶的精神动力是“执念”。他通过六年服刑赎去了渎职误伤之罪，但面对张青良的墓碑，想起未能履行的“五天之约”，他自认对师父和受害人家属无法交代。如今，程兵和战友采用的刑侦手段已属落伍，这群被主流社会抛离的时代流浪者却又以“侠”之名，开启了希望渺茫的逆袭之旅。

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叙事时常出现在东亚文化语境的电影制作中。一个可参考的案例是韩国电影《极限职业》（2019）。影片描述职场生涯陷入低谷的五人警队因追凶而被动选择潜伏。电影开篇即通过一场荒腔走板的毒贩跟踪，显示出这一团组的无能。影片的高概念源自他们选择卧底时的掩护身份⸺炸鸡店员。作为韩国年度票房冠军，影片极尽调动喜剧元素，窃听、取证乃至最终破获贩毒团伙的情节，均不无夸张地围绕炸鸡店这项副业营生展开。相较而言，《三大队》虽然也让马振坤开起了烧烤店，二大队队长杨剑涛的角色塑造基本同构于《极限职业》中崔班长的人设，也同样设定了两支警察队伍的协作竞争关系，但影片充分考虑到中国式情感与集体心理，观众偶有展颜也属催泪之笑。如片中主题曲所唱，“我是你杀生得来的报啊，也是你重生的因果”，正是在“好人都未必能有好报啊，那坏人凭啥享安乐”这种朴素善恶观与民间侠义信念的支撑下，《三大队》自始至终贯彻了对电影正剧的工整书写。

与《三大队》民间侠义叙事产生隔代呼应的，是黑泽明执导的《七武士》（1954）。影片讲述幕府时代的武士失去禄位栖身浪人，对抗山贼保卫村子的故事。他们甘愿以牺牲换取村民的安稳人生；面对阶层整体没落的时代大势，他们虽已力不从心，却从不放弃武士精神。在此，两部影片的人物关系也值得对位分析：程兵比照勘兵卫，虎落平阳却不舍侠肝义胆；徐一舟身上能看到年少“武士”平八的影子，同样视主人公为榜样，愿意一生追随，却难免囿于儿女情长，心生倦怠。

总体而言，作为一部完成度较高的作品，电影《三大队》的审美特质更趋于类型杂糅⸺开篇为犯罪片，中段为公路片，结尾处则达成逆袭者的胜利。三幕剧叙事涵括了“程兵们”急速坠落的人生，这群时代落魄者的不屈抗争与万里追凶，其间编剧和导演虽有用力过度、略显失当之处，创作水准仍维持在高位。更重要的是，围绕《三大队》的讨论已超越技术化的类型分析，更为贴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肌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再到独自一人，孤勇者甘愿选择潜隐底层，侠义寻道，虽力有不逮却矢志不渝。青山在，人未老；少年壮志，中年无悔。这正是对新时代平民英雄的群像塑造和美学张扬。

电影《三大队》剧照

注释

1 人间theLivings．电影《三大队》北京首映见面会“网易人间专场”， 圆满结束． （2023-12-13）［2023-12-17］．https://mp.weixin.qq.com/s/8nr35chCGH8EgXX8QcP3vA．

2 Black Snyder. Save The Cat! The Last Book on Screenwriting You’ll Ever Need. Studio City: 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 2005: 28-29.

3 胡智锋，尹力等．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温暖现实主义．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2（6）：4．

4 Ken Dancyger, Jeff Rush. Alternative Scriptwriting Beyond the Hollywood Formula. Burlington: Focal Press, 2013: 3.

5 Black Snyder. Save The Cat! The Last Book on Screenwriting You'll Ever Need. Studio City: Michael Wiese Productions. 2005: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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