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乡：老北京俗曲与风俗
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
文 | 邓云乡
本文主要内容是谈北京俗曲与北京风俗之关系，主要是介绍北京风俗在北京俗曲中的表现和北京俗曲所描述的某些北京风俗，这里所说的北京俗曲和风俗，都是历史上的，而非今天的。具体所反映的时间，是本世纪初和上世纪。去今虽然未远，但因为我们所处是一个剧烈变化的伟大时代，因而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已经大多是茫然的了，因而对于深刻具体地了解当时的社会，也就隔着一层，只能是抽象的、模糊的，而不能是形象的、具体的。而这个历史时期，离我们又最近，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关系又极为重要，我们今日在不少方面，还要继承利用它、重现它、表演它。也许有人感到，这些陈旧的风俗等等，谈得到什么继承利用呢？其实广义地说来，继承利用的还很多呢！早上吃早点，买根油条，似乎还是继承了本世纪初、上世纪中的老样子。如不注意继承，那情况就完全两样，北京早上喝“豆腐粉”（实际是黄豆磨粉或杂豆磨粉）制的豆腐浆，就是不继承磨豆腐、过滤后熬豆腐浆的风俗，让人连豆腐渣一起喝下去。另外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岁时礼俗都包括在风俗中，油条、豆浆之微，也显示了一个民族、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移风易俗者，是循循然善诱人，引导其继承发扬好的，改变其劣者、乖陋者，这本是多方面的十分细致的工作。如果主观片面地去认识和处理，那常常是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至于谈到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表演当时的社会故事，那就更需要比较细致、具体地了解当时的风俗情况，尤其是时代越近的，真实性的要求越高，不然就感到很滑稽，那就根本谈不到什么艺术创作等等，变成瞎胡闹了。秦始皇穿错一点古天子冠冕，问题还不大；而让蔡锷穿着四十年代中后期袍子吃酒谈笑，像一个银行主任的派头，或者像一个说书先生的姿态，如果不是开玩笑，就是无知识。因为见过蔡锷的人不少还健在。穿过四十年代式样袍子的人就更多了。稍错尚可忽略，大摇大摆便莫名其妙了。所以要研究、要有知识，无知是不行的，研究得不细也往往要出错。如电影《梨园传奇》中，那个演恶霸的演员的右手无名指上戴了一个“汉玉搬指”，这就戴错了。因为“搬指”不是戒指，它是为了拉弓扣弦用的，不能戴在无名指上，应该戴到拇指上。北京拍的电视剧《画儿韩》，那个演冒充那家少爷的演员就戴对了，是戴在拇指上。这样一个小小的“搬指”，既显示历史风俗，又显示了历史风俗知识的高低粗细，不能忽视。
前面这些引言，简单地说了一下介绍这些俗曲及其所反映风俗的意义，虽是历史的，也和我们今天有着密切的关系。还不只是谈往昔之风尚，供茶余之谈助。这原有其更严肃的现实意义在。
以下再介绍一下北京俗曲的范围。北京俗曲是广义的名称，它包括的范围较广，即除去昆、弋两腔、西皮二簧、梆子腔等大戏而外，其他演唱形式，如各种大鼓书、坠子、琴书、单弦牌子曲、小曲等等，这些民间曲艺，都可以叫做“俗曲”。北京旧时有句歇后语道：“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所说“唱本”，是一个特定名词，是一种只有一两页、顶多三五页的小册子，印的都是戏词和俗曲的歌词。最早木版刻印，后来改了石印、铅印，封面上还有图，最早是木刻图，后来照相术推广之后，印一个模糊的戏装照或人像，这就是“唱本”，由《平贵别窑》、《洗浮山》等大戏到大鼓书《大西厢》、《王二姐思夫》等样样都有，发行量极大。
这种唱本除去一部戏词外，大部分都是俗曲唱词，而大多数都是无名氏作品，即使当时知道是谁编的词，也不把作者姓名印在唱本上。这些俗曲，有的曲种是来自外地的，如河南坠子、乐亭大鼓、山东大鼓等；有的是就外地的曲种改造的，如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有的则是北京清代时旗人创造的，如单弦牌子曲等。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云：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两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排子及岔曲之祖也。其先本曰小槎曲，减称为槎曲，后讹为岔曲，又曰脆唱，皆相沿之讹也。崇彝所记，一直是单弦老演唱者常说的，四十多年前，听荣剑尘、谢芮芝唱单弦，一上场总要交待几句，什么“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等等，原是乾隆时八旗绿营在镇压少数民族战争后的军中娱乐节目，后来就变作一种北京旗人的民间俗曲，而且开始都是以之消遣的娱乐活动，并非卖唱为生。其中演唱者，不少都是旗人中的王公贵族的浪荡子弟，不干好事，专门吃喝玩乐走坏道，如同治时的贝勒奕绮、老恭王奕的儿子贝勒载澂等，都是有名的大流氓，在王府中成立“赏心悦目票房”，唱弹弦牌子曲等，义务到别的底邸中演唱，勾引妇女，仗势骗人等等，因而清代这一类俗曲又叫“子弟书”。而暗中营业卖唱，表面上说是“玩票”，以及公开靠卖唱为生的艺人，他们演唱时，也叫做“子弟书”了。由最早的军中娱乐节目“岔曲”逐步演变成民间俗曲“单弦排子曲”，其中还有滋生的各种俗曲，如西韵书、东韵书、西城调、南城调、马头调、靠山调、快书等等。
演唱的内容，有长篇的、有短篇的，有历史的、有时事的。唱长篇如著名的石玉崑。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云：道光朝有石玉崑者，说《三侠五义》最有名，此单弦之祖也。贵月山尚书庆尝以柳敬亭比之。后来之随缘乐，本名司瑞轩，非瞽者，名尤著，说唱诸书，借题讽世，笑话百出，每出演景泰、泰华诸园，能哄动九城。近年著名之德寿山，即其支流也。另外夏枝巢《旧京琐记》也记云：子弟班者，所唱为八角鼓、快书、岔曲、单弦之类。昔有抓髻赵，最有名，供奉宫中，以为教习。单弦有德寿山、荣剑尘，以八角鼓著名。快书之张某，大鼓刘宝泉则专门艺人。在枝巢老人的记载中，说完“子弟班”之后，又说“专门艺人”，就是把当时旗人票友出身的和贫寒之家子弟专门学艺演唱的加以区别。德寿山、荣剑尘等人都是旗人票友下海卖艺唱单弦的。昔时旗人一般不称满洲姓，只称用汉字起的名字，如荣禄、端方等，又起一个字，连名中第一个字一起读，如荣禄字仲华，人称荣仲华；端方号午桥，人称端午桥。不了解当时这种旗人风俗的，还以为他们姓荣、姓端呢，其实完全不是，他们都另有满洲姓，德寿山、荣剑尘等单弦艺人也一样，德、荣都不是他们的姓，而是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记得荣剑尘解放前夕还登台演出，当时大约六七十岁之间，在崇彝的记载中，说到“随缘乐”，说是“说唱诸书，借题讽世，笑话百出”等等，这就联系到这些俗曲的演唱内容。随缘乐名司端轩（实际也非姓“司”，其官名不知叫“司”什么），是同治、光绪初年的人，其“借题讽世，笑话百出”，等等，就是编唱了当时的时事内容，而且通俗滑稽、讽刺生动，所以能在演出时轰动九城。随缘乐这种俗曲的影响很大，不少潦倒旗人也以此为乐，编了许多唱词。著名的有同、光时做过杭州将军的果勒敏，字杏岑，就编过不少排子曲、岔曲。崇彝记他“能以市井俚语加入，而有别趣”。这就是这些俗曲在语言上的特征；有些全部是用北京当时最土的方言写成的，这就更显示了它的历史的、地方的风土特征。在外地、在异代虽然不少都很难懂，而在本地、在当时却最有听众，最能反映其特殊的风俗面貌；再有这种俗曲反映社会新闻十分及时，当时不少社会新闻、流行风尚都有人编成俗曲，加以演唱。四十五六年前还听过一次唱“怯大鼓”的架东瓜（艺名）唱“穷大奶奶逛万寿寺”，讽刺破落户旗人仍旧摆谱儿（即装阔气），什么“头上梳一个屎壳螂纂儿，纂上戴一朵狗尾巴花……”等等，绘声绘形，极尽讽刺之能事。单弦排子曲马头调中，有一个段子叫《灵官庙》，就是演东便门二闸尼姑广真交结官府，招伎设赌，又大办寿筵，请了不少旗人王公贝子，为御史所参，被步军统领捉拿处死，王公都被革爵。当时这一类内容的俗曲极多。这一类俗曲在内容表现上和当时流行的西韵书，如《黛玉悲秋》等之缠绵悱恻不同，和悲壮激昂的东韵书、鼓子词即后起的京韵大鼓，如《战长沙》、《游武庙》等也不同。它的特征：一是在内容上全演唱当时北京的时世故事、风俗、社会情况；二是全部用北京土话土音；三是描绘细致、内容风趣，一般多少都有讽刺性；四是篇幅长短不一，有的几十句，有的几百句，长篇大论，但不演唱故事，而只叙述介绍社会风俗情况，如子弟书《鸳鸯扣》记旗人婚礼全过程，把相亲、插戴、迎妆、迎亲、坐帐、开脸、拜堂、会亲、回门等都用演唱的形式作了极为细致的叙述和描绘。全本足有两万多字，而并无故事穿插其间，是纯客观的叙述，不惟内容极为丰富，其形式也是十分特殊的。
——节选自邓云乡著《云乡漫录》，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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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出版，定价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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