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宾： 《从纪录到行动：以社区影像的方法推动在地青年的成长》｜五月青年分享会3.0讲者回顾Vol.3

还记得月初的五月青年分享会3.0吗？

我们邀请了十位讲者，在临海紫阳剧场，分享了这些年在不同的城市和行业领域以及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专注点，并且保持持续性实践和探索的故事和经历。

为了使这些内容更可视，我们整理出了文字版内容，正陆续放出。

- 讲者介绍 -

- 吕宾 -

📍 云南 • 在地艺术创作

吕宾，“乡村之眼公益行动计划”负责人

“乡村之眼”作为中国的村民影像纪录工作当中实践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的项目。该计划已经覆盖云南、四川、青海、广西等四个西部省份10多个项目地。

”

大家下午好！我是吕宾，来自云南昆明。初到临海这座城市就觉得她和昆明很像，城市很小，但都很有生活质感。可惜现在的昆明渐渐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覆盖，逐渐失去了以前的味道。而临海依旧还保存着质朴的痕迹，所以我觉得格外亲切也感触颇深。

我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都在从事影像纪录的相关工作。我以前是个纪录片导演，后来做纪录片，然后转行教别人拍纪录片。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我这些年的故事和整个心路历程。

01

 缘起 

我先来介绍一下云南。每当大家提起云南，多少会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一些大学同学来昆明之前，对云南的想象就是满大街都是大象和在散步的孔雀。不过这也情有可原，云南实在太远了，它在中国的西南边疆，紧挨着东南亚和很多其他国家。

云南一共有26个民族在此定居，其中的15个民族为云南所特有。这么多的民族，其实展现的是文化多样性。但少数民族的文化如今也面临着危机，就比如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文化传承只能靠口耳相传。

 谁在拍？为谁拍？拍了干什么？

我们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发现影像在记录生活的同时，也存在许多负面影响。如果把时光倒退20年，在那个科技不太发达的年代，谁拥有摄像机，就仿佛代表一定的话语权。在我们刚进入这行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只是把摄像机当做猎奇的工具。大家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永远只是那些华丽的服饰和各种传统节日的记录，看不到深层次的东西。

另外，也有许多人对影像的表达仅仅来自于自己的想象。上图其实是一个当地少数民族的祭神仪式，但摄影师为了所谓的拍摄效果，把整个现场都打乱了。这群人在网络上被称之为“单反流氓”。

其实很多人对影像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没有意识的。影像本该是促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但最终反而设置了一些壁垒。

 参与式发展中的文化人类学视角 

云南实际上是中国推进国际合作比较早的边疆省份，很多国际机构到访中国推进发展领域的工作都是从云南开始的。我们所在的一个工作领域叫参与式发展。

什么叫参与式发展呢？

举个例子，以往的政府扶贫工作里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好心给村子里面修了一根水管，但是对于村民来说这是政府的东西，所以经常会给政府工作人员打电话说，你们的水管坏了，快来修一下。从这件小事足以看出，外界想要推动和发展的主观意识，不一定是被内部所接受的。而参与式发展所致力于的，就是跟随和陪伴着村民们一起，共同探讨和规划。最终根据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习惯来设计村庄的发展以及一些公共活动。

图/哈尼族青年妹兰根据老人回忆，以绘画的方式重现了哈尼族最重要的节日“嘎汤帕”的传统原貌（2001年）

我当时跟哈尼族的一位年轻人合作，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和村民们一起讨论，然后用绘画的方式把他们的文化展现出来。上面这几幅画就是他创作的。他不是专业的画家，只是村里的绘画爱好者。我找到他，然后通过他来把当地老人们组织到一起，讨论已经消失的哈尼族，他们的传统节日是什么样的。然后再由他来进行创作，把那些已经消逝的文化用另一种方式留存下来。

后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大家注意看上面那幅画，其实是有失误的：当地的老人给原作者指出说，画中人坐的方向是错的。按照传统，老人是不能背对着房屋里的祭祖台坐的。

这时我们意识到，影像是可以推动一个村庄内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深度讨论的。但这个东西实际上更多体现的是人类学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延伸了如何教村民用摄像机来记录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旨在让他们自己来表达。

图/2003年卡瓦格博 藏水羊年历转山

这件事最早的推动者是来自云南社会科学院的郭净老师，他从2000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开始推动“把摄像机交给村民”，旨在把影像作为一个表达的工具，赋权给村民，让村民自己表达和记录。

后来郭净老师还发起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这是中国当代的独立纪录片三大展之一，从2003年到2013年总共办了5届。在这个过程中，郭净老师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单元叫社区单元，专门邀请在城市和乡村里的人拿摄像机来记录、展示和交流他们的作品。

图/2000年云南香格里拉县汤堆村黑陶师傅孙诺七林（已逝）

摄影：郭净

这种交流单元后来激发了一些公益机构和社会组织，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了他们公益项目里面，这就是乡村之眼的缘起。

02

 发展 

2007年，我们的第一届培训班开班了。当时发起的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环保组织，想要凭借外来环保组织的力量推进当地的自然保护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当地人有一套完整的逻辑系统，关于如何看待自然、合理应用周边的自然资源以及保护野生动物的经验和智慧。

当我们用摄像机记录下这些的时候，发现这种直白又浅显易懂的方式特别受当地人的喜爱。随着数码影像的普及，大家都觉得拍摄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拍了马上能够跟别人分享和讨论，所以有很多的地方组织开始跟我们合作，我们就把这整一套纪录片的拍摄的方式，包括选题、后期剪辑、制作等流程全套交给了村民。

十三年来，我们为中国西部乡村多个民族共300多名学员提供影像培训，完成300部少数民族文化影像作品，覆盖藏、苗、纳西、哈尼、瑶、彝、傈僳、侗、摩梭、壮等多个民族及支系。

我们还把他们这些作品带到一些草原上进行社区放映，通过培养在地的培训老师，再去发展新的学员。

 社区媒体的三个目的：

社区档案、社区传播、社区教育 

相对于主流媒体对影像作品和纪录片的理解，我们将乡村影像，也就是村民拍摄的东西定义为“社区媒体”。主流媒体更强调影响作品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和传播力度。但是我们作为社区媒体一直在坚持三个比较重要的点，分别是社区档案、社区传播和社区教育。

因为很多少数民族社区是不具备用文字记录传统文化的能力，在现有科学技术手段下，影像可以成为记录社区在地文化的这样一份史料和档案。也就是说，村民们拍出来片子不一定要拿到各大电影节去被评阅、售卖或者被资本运作，最重要的还是成为一种传承和记录。

同时我们也特别强调社区传播的意义。当我们的受众是乡村社区的老百姓时，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考虑：比如说族群内部对文化的理解，文化表达的完整性等等，而不仅仅是对创作者想法的表达，社区传播相对大众文化传播来说，有更多要考虑的点和面。

最后一点是社区教育。随着文化的消失和变迁，这成为了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在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现状。其实从2002年到2010年这差不多十年里，中国有一位名叫冯骥才的民间文化研究者，他做过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村落的调研：每天都有接近100个村庄在消亡。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会在近代以来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是因为整个乡村在没落，这已经成为大家回避不开的现实问题。很多东部地区的村庄就只剩下一些老人还在坚守着，当这些老人们逐渐离世，这个村庄可能就成为一个空村了。不过这种现状在中国西部地区稍稍有所缓和，因为大多数西部村庄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它的社区组织架构保留得相对完整。所以我们在选择战略定位时，把重心放在了拯救中国西部乡村上。

 影像与在地文化及地方知识体系 

这是我们「乡村之眼」项目中的学员，他叫罗勇，来自瑶族的一个支系，叫白裤瑶。

这个支系的特色就是男子在成年以后，需要统一穿着白裤子。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族群，位于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一个非常集中的小地方，生活着约3万人。它保留了非常完整的信仰系统、节庆活动、以及婚丧嫁娶等一整套传统文化。

像罗勇这样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目的很明确，觉得我要拍纪录片，我想成为一个导演，我要获奖，因为这样可以在村子里显摆一下。但是随着他们加入到培训班以及拍摄的慢慢深入，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族群祖先丰富的文化体系，尤其像白裤瑶的葬礼是非常隆重的，下图就是他们的葬礼仪式。

按照他们的族群传统，只要村庄里的一个老人去世了，基本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参加这个仪式。整个葬礼就像是一部迁徙的史诗，旁边的歌者会用古瑶语吟唱引路歌，表达让灵魂能够回到原先居住的地方这一夙愿。

 国家文化记录工程中的村民视角 

我们把这样的文化现象和国家文化部门进行了阐述和声明，后来获得国家文化部的支持。

图/2017年8月，引路歌演述人黎小明老师加入青年影像小组

摄影：张子介十二

国家文化部有两大工程，一个叫中国史诗百部工程，一个叫中国节日志史诗工程，共同点都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对少数民族的史实来进行阐述性记录。于是我们由村民来记录自己的文化历史项目也顺利得到了文化部的支持。

这是村民一齐高歌的现场，我们对其做了完整的记录，并把古瑶语翻译成现代瑶语和汉语。

 影像与地方青年教育 

回到青海，我们也在考虑到底如何用影像这种手段去影响年轻人。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从小离开牧场去学校上学，而这种教育方法使他们的生活跟当地文化产生不了连接，这对文化的影响是割裂式的。

后来我们和青海藏区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民间教育机构合办了影像影视班，专门教年轻人如何拍摄纪录片。

《朝拜路的阳光》

图丁桑保作品  | 2014年 | 30分钟 | 1080P

这是其中一个年轻人在2013年拍摄的作品，现在他已经成为当地比较有名的导演了。这部片子很有意思，他深入到当地的年轻人群体中去，以他周围的几个好朋友为拍摄对象，记录他们一路上朝圣的过程，以最真实的场景还原了并向外界解答这一少数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打破外界的浪漫化想象。其实这就是他们日常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并非像外界所神化的那般。所以我觉得，这种拍摄方式能够让年轻人重新跟自己相处，跟自己的乡村生活建立联系。

 影像与推动地方行动 

其实乡村之眼能够在这十多年间一直成长、推动，与在地机构和文化精英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最早他们作为我们的学员来参加培训班，意识到了纪录片可以这么好玩和重要。当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在地机构后，就会邀请我们去做培训班，这本身就对乡村之眼的培训和执行模式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也正是基于和这些地方机构的合作，乡村之眼才能够在那么多的村庄里推广开来。下图是一个牧民兰则的纪录片作品《牛粪》。一开始我们听到他的想法时觉得非常疑惑：牛粪可以怎么拍呢？

后来的成片超乎我们的想象。

兰则通过这个作品获了很多奖，这个奖项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精神上的鼓励，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整个团队集体荣誉感，让他们觉得这种拍摄对家乡文化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最后兰泽他不但自己开始做纪录片导演，还负责起一个小团队，由我们团队在开始教给他一些关键的组织化建设的经验和发展的支持，而这件事让那些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的责任感。

 影像凝聚共识 激发地方行动 

兰则的第三个作品是拍摄鼠兔，这其实是如今青藏高原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关于草原退化的社会和生态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鼠兔的数量庞大。

通过拍摄这个记录片，他发现牧民是没有维护草场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概念，转而意识到如果牧民再不行动起来，转换种植方式，会使这片草原继续恶化下去。后来他也发起了一些种草活动，号召亲戚朋友们一起，让大家行动起来。

我们也给到他一些关键的支持。现在我们已经连续种植了三年，草原的恢复情况还是比较良好，但是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试验。

03

 结语 

其实乡村之眼在做影像，不单纯只是生产记录片，实际上更多是想要引发社会的思考和团结起来。很多当地人因为兴趣加入我们的培训班，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获得很深的成就感，而后在外部的展映和外界的关注中构建更深的荣誉感，也会得到非常多的反馈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唤醒在地的年轻人对家乡更深的责任感。这也是我们整个机构设置各种项目和业务的逻辑框架。

最后再花一点给大家讲讲我们机构的标志。

土黄色代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一种村民视角；藏青色代表外部这些在关注乡村的学者、行动者；中间交融部分是快门的图案，代表影像，同时也代表我们共同看到；外部城市和内部乡村慢慢交融，共同看到一个真正的乡村，所以我们的英文是“FROM OUR EYES”。

我们希望通过影像这种赋能的方式，让乡村里的人能注意到和反思内部的变化，然后采取行动。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