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刚：慈善教育要与大学的教育创新紧密结合
开展公益慈善专业教育需要什么样的理念和方法？与大学的教育大环境、小生境有什么关系？与社会学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公益社会学？……
8月7日，第33期敦和雅集聚焦“慈善学历教育的前沿探索与实践”，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育整体性的观察与讨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健刚，从其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探索出发，以公益社会学为例，分享了他对于公益慈善教育跨学科发展的理念与洞见。
以下为活动现场发言，内容已经作者确认
要点速读
1 | 中国社会学具有大学科优势，包含着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人类学等多个分支，这些分支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都在加强对公益慈善的研究，这使得公益慈善和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逐渐从内部影响着社会学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学包含着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人类学等多个西方的独立学科，他们在社会学内部的交流呈现出一个世界其他地方的公益慈善研究难以比拟的融合优势。 |
2 | 公益社会学将公益慈善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从行为、组织、制度到文化进行综合性的考察，而实证、诠释乃至行动研究都成为它的研究方法。它继承了中国社会学的群学传统，更与古典社会学的人文传统相连接，理论意义是探讨关于爱的社会学理论。现实意义在于致力于通过公益慈善来推动社会建设。 |
3 | 公益慈善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用全人教育的理念来开展慈善教育。慈善教育既要发展专业教育也要发展通识教育，并且要与大学的教育创新紧密结合。“士不可以不弘毅”，为了让公益慈善教育真正能够融入学历教育，公益教师们应该连接起来，形成教育创新的共学社群。 |
引言：北师珠慈善专业的兴衰
在开始正式分享之前，我想先谈谈近期引起热议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公益慈善专业停招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北师珠多年来致力于公益慈善本科学历教育的发展，尽管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他们始终坚持。我被他们的这种探索、创新所感动。我觉得教育与教育评论，有些类似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的关系；艺术评论家有其独特视角，但是那些真正的行动者往往在大家还在理论雄辩时，就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实践。北师珠的公益慈善学历教育探索于我而言，就是一件特别值得致敬的事情，他们使得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了一些实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真正讨论中国是否可以开展公益慈善的本科学历教育，及其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能有什么样的效果；让我们不仅仅从评论的视角，而是从实践的视角来看待，慈善教育的历史是如何建构的。当前，公益慈善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但大学本科阶段究竟应该是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我的发言将从这个话题入手，结合我参与的公益社会学的例子来探讨。
我认为公益慈善教育不能仅从公益事业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还需要从教育的视角来看待。卢梭早年在《爱弥儿》中提出过一个重要问题——教育究竟是一种关于人的教育，还是公民的教育？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是高度专业分工的社会，专业化是重要的现代化特征，因而专业教育是大趋势。对于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来说也是如此，门槛将会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从人的教育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问题是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一个自由而完整的人需要公益慈善方面的教育。这也是我理解王名老师为什么倡导把国学引入公益慈善教育的一个初衷。
前面多位老师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对公益慈善学历教育进行了分析，我将从微观角度出发，从我作为一名教师的视角，结合一些教学经验探索展开探讨。我从2004年以来，一直参与公益慈善相关教育实践，分别在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及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就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本科及硕士专业开设过《公益与社会：公益社会学导论》、《NGO与发展》、《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等专业课，也开设过《公民社会与公益慈善》、《服务学习：公益与社会》等通识课。
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学教育其实是具有双重理想的。大学教育既要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自由而完整的人，同时也要培养他成为一位好公民。因而，对于公益慈善教育来说，既要发展专业教育，同时也要发展通识教育。因为在一个自由而完整的人生中，公益是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何让学生真正喜欢公益慈善教育并愿意参与其中，这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就教育谈教育是很不够的，大学教育要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如果没有足够的学术研究，大学教育的基础会相对薄弱。事实上，我认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70%的时间应花在研究上，30%的时间做教育来影响学生。
第二，慈善教育要与大学的教育创新紧密结合。如果没有新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慈善教育也会和其他一些大学课程一样，不受学生青睐。在这点上，我非常佩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我从来没有见到哪一门辅修课程，能够让学生们这么有兴趣和动力投入，其中应该有很多教育创新的理念。
公益社会学的研究
接下来我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谈一谈我对公益社会学的理解。公益社会学既从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脉络，又是书院交叉学科的公益慈善研究的一部分。公益慈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的生长点，它包括历史学、公共管理、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企业管理等多个学科。公益慈善研究围绕着公益慈善现象而展开，它对应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凸显和社会组织的崛起。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及有趣的学科，不同于美国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包含着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人类学等多个分支，这些分支在过去三十年间都在加强对公益慈善的研究，这使得公益慈善和非营利组织的研究逐渐从内部影响着社会学的发展。
因而，公益社会学主要研究公益慈善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包括研究捐赠和志愿服务的行为，公益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原理及其和国家、市场的关系；也研究相关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的生产、传播和历史变迁。我们把这一研究领域统称为公益社会学。
公益社会学的发展有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但是这个全球化不一定都是西方化，而是从美国到世界的扩散，是一个多元的去中心化的研究网络。中国的社会学包含着社会工作、社会政策、人类学等多个在西方以独立形式呈现的学科，他们在社会学内部的交流呈现出一个世界其他地方的公益慈善研究难以比拟的融合优势——在专业性上不像西方区分得那么明显。比如社会工作学科在西方是一个独立的学院，但在中国是融合于大社会学中，因而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会更为融合。至于推动公益社会学研究的动力，我认为主要有历史脉络、西方的思潮和官方话语，整体来讲就是有一个本土慈善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整体福利下的善举，从单方面助人到助人自助，以国家-社会关系为基础民间组织的研究，及官方的社会建设话语与《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简单来讲，公益社会学是研究民间的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捐赠和志愿服务，以实现慈善目的为现象。
公益社会学也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把它称之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它与古典社会学的人文传统，主要是有关爱的研究。社会学创始人、古典社会专家孔德把实证的社会学的目标看作是建立一种“人的宗教”，认为应“以爱为原则”，建立这个世界中生活着的人们的广泛连结和彼此相爱。齐美尔、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也分别提出过共同体、有机团结、自由人的联合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
公益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有脉络的。二十世纪初期，社会学在当时被视作“群学”、“公益学”。新政时期颁布的《大清光绪新法令》即将“公益学”列为大学堂的修读科目，并附有专门解释：“日本名为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专讲公共利益之礼法，戒人不可自私自利。”1900年前后，公益逐渐从一个表示参股人经济盈利的金融语汇，转变为表达国民参与公众事务的政治语汇。在中国从帝制走向民族共和的过程中，合群立会的群学实践成为研究“社会”学问的主要议题。因而，中国在西方的第一本社会学的博士论文——朱友渔《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第一篇就主要研究中国的慈善事业，并非偶然。当时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善举不能构成公益，朱友渔证明中国自有其演变的脉络，并且提出了各种慈善的类型。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朱友渔提出批评，其中涉及到社会学中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议题。所以在公益社会学中，公益慈善的研究不是单独的，而是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朱友渔，当时很多社会学家也在开展这样的探索，邓拓撰写了《中国救荒史》，大量社会学家对失业贫困难民、村社实验、乡建运动等开展了研究。因而，公益社会学有一个独特的脉络，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公益慈善只作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建设它的脉络，所以借船出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和策略。
建国后，中国社会学一度停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经历了一个复苏和重建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群学传统在社会学中逐渐式微，逐渐转向自然科学为范本的定量研究。当代公益社会学的发生与中国社会学融入世界社会学相关，第三部门丛书的面世，标志着当代公益社会学的开端。另一方面，公益社会也开始逐渐研究人们的行为，包括捐赠和志愿服务的动机类型、行为研究、组织研究等等。这些脉络里面包括国家社会关系、社区赋权、组织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对立法过程、倡导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其中，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都开始也参与到公益慈善文化的研究中去，包括公益传播及公益教育（社会工作教育）。研究方法也十分多样，既有定量、定性和综合研究的实证研究，也有民族志和历史学诠释的阐释研究，以及行动研究。
我们看到，公益社会学在当代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可谓神速，30年间已经历经三代。“公益研究”对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NGO”、“赋权”、“社区营造”、“志愿者”、“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等公益慈善领域的概念在推动贫困、环境、社区等研究的转型中就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公益社会学研究也招致了一些批评，诸如研究难以指导实践；知识生产陷于“两极思维”，价值判断容易非黑即白；缺乏人文精神，缺乏数据，缺乏基于经验的理论，而常常理论套实践等。
总的来说，公益社会学将公益慈善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从行为、组织、制度到文化进行综合性的考察，而实证、诠释乃至行动研究都成为它的研究方法。它继承了中国社会学的群学传统，更与古典社会学的人文传统相连接，理论意义是探讨关于爱的社会学理论，现实意义在于致力于通过公益慈善来推动社会建设。
公益社会学的教育
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以此为背景，来说明为什么公益慈善教育可行的理论基础。当前的教育大环境，恐怕很难说能够得到一个大体系的认可，曾经我所就职的中山大学社会工作本科专业也停了，因而北师珠公益班的停办也绝非偶然，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尽管如此，我认为教育创新的小生境仍然是可行的，很重要的是需要一些优秀的教育方法和理念，诸如多元教室，教师本人的经验与理论，邀请实务界的有反思的资深领导者等，都是特别好的做法。
此外，我认为服务学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创新理念，它能将教室放在窗外，鼓励学生进行行动研究，通过亲身参与、反思探索、写作研讨、作品发布等动态过程，深入参与公益慈善的学习，乃至形成共学社群。相比于其他学科，我认为这些教育创新的理念反而在公益慈善教育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也比较容易实现，具有天然的优势。
如果要谈这些年来我对公益社会学教学的体会，我认为专业教育、德育、劳育的三位一体，人的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结合，以及学术的支持最为重要。公益慈善教育能体现出一种激情，从而影响另一个生命。
公益慈善学科建设还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用全人教育的理念来开展慈善教育。慈善教育既要发展专业教育也要发展通识教育，并且要与大学的教育创新紧密结合。“士不可以不弘毅”，为了让公益慈善教育真正能够融入学历教育，公益教师们应该连接起来，形成教育创新的共学社群。和大家共勉，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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