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亚滨：中韩关系的影响因素与未来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梁亚滨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2期发表《中韩建交30年：现状、问题与未来》（全文约3.2万字）。
梁亚滨在文章中指出，中等强国虽然在实力上次于强国，但是依然能够在地区问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中等强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韩国处于东亚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的地理接触点，成为布热津斯基所定义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基欧汉和奈认为，中等国家既然无法摆脱对大国依赖所导致的脆弱性，那么其最理性选择是选择那个更强大的国家进行紧密依赖。
一、影响当前中韩关系的美国因素
从地缘政治上来看，韩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格外凸显，不但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华形成战略牵制，维持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海洋力量对大陆力量的相对优势”，而且能够在经济与贸易上对华形成替代效应。这在中美经贸脱钩的可能趋势下更加重要。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韩国的作用格外突出。
（一）拜登政府解禁韩国导弹研发限制
美韩同盟是影响东北亚政治格局的一个关键因素。乔治·利斯卡认为，同盟除增强国家应对冲突与侵略的能力之外，还可以制约盟国，避免出现影响地区不稳定的动作。韩国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韩同盟。例如,1968年“青瓦台袭击事件”后，约翰逊政府派特使明确警告朴正熙：“美国不能容忍韩国因为未遂的刺杀而采取任何报复性的军事行动。”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发生变化，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对华政策选择空间也开始变小。在拜登政府上任一个多月就发布的《重塑美国优势——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中，韩国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中位列第一序列，与北约、澳大利亚和日本一起被认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美国在战略上重视韩国突出表现为彻底解禁对韩国的导弹研发限制。2021年5月，文在寅总统访问美国并在白宫与拜登总统举行首次高峰会谈，双方同意终止限制韩国研发弹道导弹的《韩美导弹指南》。
韩美两国在1979年签署了《韩美导弹指南》，规定韩国引进或者发展任何性质的导弹，其射程和威力都必须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美国认为已经给韩国提供了“延伸威慑”，所以韩国没有必要单独发展导弹能力。过去40年来，韩国民众越来越认为《韩美导弹指南》是美国阻止韩国研发先进导弹技术的最大因素。面对韩国不断高涨的自主研发导弹要求，《韩美导弹指南》曾分别于2001、2012、2017和2020年进行四次较大的修订。《韩美导弹指南》是美国通过限制韩国军力发展，寻求长期控制韩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一指南被终止，意味着韩国在摆脱美国军事控制方面，又向前迈出实质化的一大步。鉴于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依然在美国手中，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建成之前，解除韩国的导弹研发限制，可以事实上形成美国控制下的导弹进攻能力，大大强化美韩军事同盟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
从此次访问两国发表的《美韩首脑联合声明》来看，这似乎是美方扶持韩国来展开对华战略博弈的重要手段之一。终止《韩美导弹指南》既可以视作美国政府对韩国政府的妥协，同样可以视作美国政府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对韩国政府的拉拢和扶持。这意味着韩国终于掌握导弹自主权，导弹的射程和弹头重量不再受任何限制，理论上可以研发和部署射程能够覆盖中国主要城市的中远程弹道导弹。韩国已经有观点认为，《韩美导弹指南》终结代表韩国将成为美方牵制中国的一环。2021年5月24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夫胜粲被问及若中国提出异议时如何应对，他表示韩美作此决定并未考虑周边国家的影响。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长）崔钟建做客TBS电台的一档节目时也表示，在韩美商定解除韩军导弹射程限制的过程中，从未考虑过中国因素。
（二）将韩国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扩容对象
2021年1月12日，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罕见地提前30年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秘密文件。这份十页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于2018年编写，阐述了2018年至2020年美国在该地区对于中、印、朝等国的战略方针，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目标是“为美国和盟友、伙伴，使用军事力量威慑中国；同时建设在各种冲突中打败中国的能力和理念”。这份秘密文件被提前解密并公布，显示出拜登政府将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挑战认知，以及配套的应对方案，并希望使这种认知广泛地被美国民众和世界舆论所接受。为了实现此目标，该文件明确指出“鼓励韩国在地区安全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
相信正是在《美国印太战略框架》的指导下，美国试图打造亚洲版“小北约”。2020年8月31日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在美印战略伙伴论坛讲话中公开提出，当前“印太地区”缺乏的是如北约一样强有力的多边机构。这透露出美国的一个新意图：在印太地区成立一个“小北约”，以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而框架基础正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继续加大战略威慑能力，打造集体行动话语权，“四方安全对话”需要进一步扩充成员国。韩国已经成为首选扩容对象之一。
2021年4月2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与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徐薰举行会谈。在白宫公布的新闻稿中，“四方安全对话”是一个非正式的团体，开放的机制，“我们与韩国朋友进行了非常密切的磋商。……我们随时欢迎与韩国朋友进行更密切的磋商和接触”。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则表示：“韩国若想同长久以来的同盟美国一起，在未来同中国的竞争中获胜，就必须加入‘四方安全对话’。”2021年3月10日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表示韩国将考虑是否以“透明、开放和包容”的方式加入“四方安全对话”。
（三）提升与韩国的情报合作水平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一直希望将美韩和美日同盟进一步深化为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情报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资源。情报合作是国家间高级政治合作范畴。日韩情报合作是实现三边军事同盟的关键。早在2012年6月29日，美国就曾撮合日韩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因为韩国民众反对,该协议在签字仪式前一小时被叫停。2016年11月23日，朴槿惠政府顶着巨大的国内压力与日本正式签署该协定，使之成为自1945年韩国光复以来日韩两国签署的首个军事协定。签署该协定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韩国当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大篇幅阐述朝鲜核威胁和部署“萨德”的重要性。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实现情报一体化，向着实质性推进军事一体化迈出关键一步。美日韩三边同盟的趋势迅速加强。
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因日韩关系突然恶化，一度表态要终止该协定。2019年多位美国高级官员先后访问日本和韩国，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高级主任波廷杰和国防部长埃斯珀，调停日韩之间的贸易与历史争端，敦促韩国续签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在美国的压力下，尽管韩国政府曾在同年8月22日公开表示该协定到期后将不再续签，但在11月22日距离协定到期失效仅剩六小时的关头通知日本政府不终止协定。
此外，美国还希望将与韩国的情报合作水平提升到“五眼联盟”级别。2019年12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就曾提议，将与韩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国之间的情报分享级别提升至“五眼联盟”的相同水平。2021年8月25日，美国众议院情报与特殊作战小委员会再次提议，在决定2022年美国国防预算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中加入扩大“五眼联盟”的内容：“国家情报局长与国防部长协商后，到2022年5月20日，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议会情报委员会提交关于扩大与韩国、日本、印度、德国情报共享机会的报告。”可见，未来美日韩之间的情报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无论是韩国加入“四方安全对话”，还是深化与美日、“五眼联盟”的情报合作，都是亚洲版“小北约”的“先行先试”，将对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形成巨大冲击。
（四）拉拢韩国重建关键物资的全球供给链
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大流行，让一些国家担忧产业链过于依赖中国的危险性。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在2020年5月发布研究报告，认为世界各国在831种商品上对中国具有战略依赖关系：该商品50%以上的供应来自中国，且中国控制着该商品全球市场30%以上的份额。为了确保在影响国家关键基础设施的产业，比如医疗、国防、科技，以及会影响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生物科技、化学原料、稀土等行业不依赖中国，报告提出三种对华脱钩策略：（1）“消极性脱钩”，对关键性中国商品的进口予以限制；（2）“积极性脱钩”，在本国或其他国家拓展产业链；（3）“合作性脱钩”，从“五眼联盟”成员之间的经济合作、情报共享开始，并进一步扩大到印太区域的合作伙伴，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和越南等。
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5月11日，韩、美、日等国的64家企业宣布成立美国半导体联盟，通过“推进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和研究，以巩固美国经济、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这表明，至少在半导体供应链上，韩国企业已经明确地与美国站在一起，服务于以美国为核心的供应链。
此外，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也不断提出新的概念，试图团结所谓的民主国家来协调对华政策，例如“科技民主国家联盟”、“民主科技政策联盟”、“民主十国战略”等。在所有这些概念所涉及的国际联盟或者合作中，韩国都是其中的重要一员。这也凸显出韩国在美国战略界的分量和地位。
二、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作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敏感的地理位置和潜在的脆弱状态是韩国无法逃脱的宿命。尽管会强烈地受制于大国力量影响，但中等强国依然有机会在大国之间充当“协调者”和“均衡者”角色，甚至发挥一定的外交领导力。在中美战略博弈逐渐加剧的背景下，韩国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一）文在寅政府为中韩关系改善创造了机会
随着决定部署“萨德”系统的朴槿惠总统被弹劾下台，中韩关系一度迎来了转圜机会。文在寅总统上台后，新任韩国外长康京和在2017年10月30日接受韩国国会质询时表示，韩国政府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的现有立场没有变化，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为三方军事同盟，韩国政府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尽管韩国媒体强调，“三不”表态“并不是承诺，也不是协议，只是重复以前的立场”，但确实为中韩关系的改善创造了积极条件。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希望韩国彻底拆撤整个“萨德”系统，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已经部署的“萨德”系统已然成为既成事实，韩国政府很难做到中国所期待的彻底拆除该系统的结果。这背后不仅有来自美国的阻力，同样有来自韩国民众的压力。国家尊严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超过物质利益。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就曾将威望视为权力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民主成为主流世界意识形态的今天，国家威望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国家尊严。
对韩国来说，“萨德”去留不仅是一个政治与安全问题，同样是一个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在已经既成事实的前提下，韩国政府很难再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清晰、明确且公开的让步。文在寅政府能够实现事实上“冻结萨德”问题，已经难能可贵。这释放出改善中韩关系的信号。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萨德”系统的去功能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中韩两国可以进行讨论的空间。
2017年12月，文在寅总统访问中国，开启改善中韩关系的新旅程。中韩建交以来，历届韩国总统都会访问上海。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上海成立。上海被誉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在寅总统访问中国的行程中，除了北京以外还包括重庆。文在寅首次作为韩国总统访问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驻地曾经几经辗转，最后迁到重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也发表了对日宣战声明书，并宣布重庆成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文在寅首次访华就前往重庆而不是上海，有两个重要的考量。
首先，树立进步派历史观，并强调中韩两国的历史渊源。韩国的建国时间在韩国历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话题。长期以来，韩国政府一直把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成立的时间作为建国日，包括在金大中与卢武铉执政时期。2016年光复节纪念活动上，朴槿惠总统还曾表示：“今年是建国68周年。”
但是，自2008年以来，韩国光复会和民主党议员们开始否认“1948年建国”的说法，将建国史追溯到1919年的临时政府。“1919年建国”还是“1948年建国”，成为韩国进步阵营与保守阵营之间激烈争议的焦点。文在寅当选总统后在首次“8·15”贺词中指出：“2019年是大韩民国建国和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的一年。”文在寅访问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时更是明确表示：“临时政府是大韩民国的根基，也是大韩民国的法统，宪法写明大韩民国继承临时政府法统。2019年是“三一运动”爆发100周年，是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也是大韩民国建国100周年。”文在寅政府的表态和行动，将韩国的建国历史与中国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具有强调和促进两国关系的意味。
其次，希望通过回顾临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向中方释放积极信号。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为了表示对临时政府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都曾在光复旗帜上签字。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曾将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代表、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董必武等也曾在国民参政会成功推动决议案，要求国民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并承认韩临时政府。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和韩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与韩国政府的历史，远远超过普通人的认知。文在寅在访问重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期间还强调：“只有铭记历史，国家才有未来。”这个历史当然包括韩国和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历史。文在寅的重庆之行释放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强烈信号。
（二）2022年韩国大选为中韩关系增加变数
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韩国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和模糊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国内部分民众的厌华态度会加剧推进韩国倒向美国的进程。
2021年7月15日，韩国保守派总统候选人、前检察总长尹锡悦在接受韩国《中央日报》专访时说，韩国外交安全的轴心必须是美国，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显然是韩国的主权行为。此外，他还表示：“在半导体取代枪支成为激烈的国际竞争（武器）的现实下，我们不能再保持模棱两可的立场，谈论什么战略模糊性。”尹锡悦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韩国民意的转变，即不愿意继续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模糊”，而是倒向美方。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4月8日，在首尔和釜山两个韩国最大城市的市长补选中，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和朴亨埈分别以57.5%和62.97%的高得票率，击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也意味着保守势力在迅速回归韩国政坛。如果2022年的韩国总统大选选出一位保守派总统，美韩关系将进一步靠拢，中韩关系将面临更多挑战。
（三）塑造中韩关系的未来
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局势发生剧烈变动之际，稳固中韩关系对两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非常大，美国对韩国的影响超过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当然，中国对韩国的影响不可或缺。两国的经贸深化和人员往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
为了维护中韩两国的和平和未来，需要展开更加积极的措施，稳固和改善两国之间的贸易预期，从而在国际战略博弈背景下尽可能争取韩国的中立。正如前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在参加韩国举办的纪念中韩建交29周年专家论坛上所表示，中韩关系发展不应受制于两国对美关系，相信韩方在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中会根据国家利益作出判断，不会在中美间“选边站”。中方也不会要求韩方在中美之间选择任何一方。在当前情况下，有必要采取措施稳固中韩关系，延续自冷战结束后东北亚持续向着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发展趋势。
1.继续加强中韩经贸领域的合作，用经济利益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
中韩均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都是冷战结束后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频频对外发动贸易战的背景下，中韩共同利益实际在上升。这也成为推动中韩深化经贸合作的强大动力。“萨德”入韩后，中国境内个别地区出现抵制韩货的群众自发运动；有着“亚洲零售业之最”称号的韩国商业巨头乐天玛特从中国撤资，也曾经被誉为抵制韩货的胜利。但不可避免的，这种抵制行为破坏了中韩之间的贸易预期，也进一步加剧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对立。
可喜的是，涵盖中日韩的RCEP已成功签署，助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早日实现。中日韩产业链紧密相连、经济结构高度互补融合。中日韩联合研究项目的研究表明，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提升1.1%—2.9%，日本提升0.1%—0.5%，韩国提升2.5%—3.1%。此外，中国一些地区已经认识到韩国在华企业的重要性，纷纷采取措施。曾经已经决定彻底撤离中国市场以转移到越南的三星打印机项目，在山东威海地方政府的多番辛苦努力下被留下。这一切都在强化中韩合作的贸易预期。
2.政治介入以促进中韩关系改善和发展
新功能主义认为，传统的渐进方法对于解决迫切问题显得步伐太慢，因此主张迅速成立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给予它们足够的独立性和资源，使之在处理政治问题的同时，能够着眼于更大的合作。中韩关系的发展趋势愈发消极，迫切需要高层政治直接进行介入，以扭转这种趋势。2021年8月24日，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中韩两国前、现任高层人士和专家牵头组成“中韩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在首尔广场酒店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启动仪式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祝贺视频中表示，中韩两国互为重要邻国和合作伙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符合时代的主流和两国的根本利益。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在祝贺视频中表示，韩中两国互为重要邻国，两国在落实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政策上互为核心伙伴，并积极开展合作，将继续为维护半岛乃至东北亚和平稳定保持密切合作。
3.中韩关系是阻止东北亚陷入冷战的关键因素
除了经贸利益，中韩两国同样存在重要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半岛无核化、不生乱、不致战等重大问题上。这意味着，两国加强合作对于保护各自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尽管两国目前依然存在“萨德”问题的障碍，但是努力恢复双方互信，改善两国关系，依然是两国政府最为理性的选择。通过对话与谈判来解决东北亚地区的各种冲突和纠纷，阻止东亚安全环境恶化，特别是避免因为域外大国影响而陷入新冷战，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但是中韩两国人民的交往已逾千年。讨论当前中韩关系，必须考量两个关键因素：美国是韩国唯一的同盟国，韩美同盟是韩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与此同时，中国是韩国永远搬不开的近邻和长期最大的贸易对象国。如果韩国完全倒向美国，则东北亚就很容易形成针对中国的类冷战结构，中国在半岛方向将面临更大的安全和战略压力。相反，如果韩国能保持适当独立，不加入美国围堵、遏制中国的国际战略联盟，则美国的联盟战略就会在东北亚地区出现一个战略性的巨大缺口。1992年中韩建交在很大程度上就曾发挥了打破美西方对华联合封锁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韩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巨大压力，在不断向美国靠近的同时，也仍在尽量避免激怒中国。例如，韩国没有参与直接点名批评中国的七国集团峰会联合声明，而只参与了没有提及特定国家的开放性社会声明。
换句话说，我们依然有机会改善中韩关系，至少让韩国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当程度的中立。韩国最终是否完全倒向美国成为其遏制中国的“棋子”，取决于中韩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将如何定义和预期两国关系。不断强化稳定健康的未来预期，是当前扭转韩国对华态度的关键抓手。中韩建交30周年是两国重新塑造预期的关键契机。（完）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前身《亚非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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