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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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北京突然传来六大喜事：件件振奋人心【02】 毛主席三次退兵，一次比一次奇妙【03】 习总振聋发聩，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04】 回顾上甘岭，中美共同隐瞒了半个世纪的秘密【05】 不少学者是美国培养的汉奸，打入内部谋害中国
2016年10月15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两周年。在那次座谈会上，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吹响了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集结号。两年来，总书记当时与文艺工作者亲切互动的感人场景历历在目；两年来，文艺战线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乘势前进、变化喜人，涌现出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在这一刻，重温总书记讲述过的他熟读文学经典、心系文艺工作的动人往事，愈加感受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思想力量，体会到总书记那份深深的文学情缘。
1、“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当年图文并茂的小人书，是很多人的启蒙书
2 、当时能找到的文学经典我都看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同去的还有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这些学校的有些学生有点家学渊源。我们都是背着书下乡，相互之间交换着看。那个环境下，就是有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3、 “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时的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的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记得我在宁德工作时，早上出发，傍晚才能到寿宁。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到了寿宁以后，我要下车但下不来了，被颠得腰肌劳损了，后来让人把我抬下来，第二天才好。冯梦龙去了那么艰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岭，据说他当时走了好几个月。到寿宁以后，他写了个《寿宁待志》，当时那儿还没有县志。所以，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
4、 读完《怎么办？》 睡光板炕炼毅力
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等。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
列宾《意外归来》
5、 插队时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
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当时，《浮士德》的汉译本有三种。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浮士德》确实不太好读，想象力很丰富。我跟默克尔总理说，也跟德国汉学家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们说，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我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6、 两次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
美国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诗《草叶集》，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里的那个小片段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喜欢的是杰克·伦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唤》《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我去过古巴两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时去的。我说，我们找找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个遗址吧。后来，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栈桥边，场景和小说中的一模一样，几个黑人孩子在那儿戏水，旁边有一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他写作的地方。我们专门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第二次去古巴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他们听说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带我到了城里面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他曾经在那个酒吧里写作。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成的。《老人与海》描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2011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古巴，特意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
7、 雨果的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
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再有，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画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音乐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让我印象深刻。
8、 冯老给了我一个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
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红楼梦》剧组正好要搞荣国府。当时要找依据，就是为什么在正定搞？他们没有实际的荣国府、宁国府的图，但是我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呢？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有个专家叫王璞子，是正定人，我托人从他那里找到了图。再就是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们都笑了，说莫名其妙，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说，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这是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我就拿这个理由跟他们讲，当然也是开玩笑。我记得，我们请冯老是1983、1984年的事情，冯老那时候还英姿勃发。
荣国府在习近平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修建，已经成为当地一大文化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
9 、王愿坚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帮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
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政很有帮助。
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比如，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
10、 贾大山被我“赶鸭子上架”当文化局长
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他说，你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啊。我说，你这个“鸭子”就变一变吧，学着上架。在我选他之前，石家庄地区文联让他去当主席。他对我说，他们让我去，我一直在犹豫，直到中午回家吃了一碗菠菜面条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石家庄，谁给我做这碗菠菜面条呢？于是我就决定不去了。我说，好，留下来干吧。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是说起来，贾大山有的时候显得很“天真”，如果听到一些他觉得亵渎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着，就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你给他解释清楚了，他就很高兴。贾大山和贾平凹是同时出名的，但是贾大山后来不是那么多产，也没有写长篇的东西。我曾经把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这称为“二贾研究”。
讲到贾大山，我们俩的交往是，晚上我工作完了一般是11点以后，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我去他家蹭顿饭。他们家吃饭就是菠菜面条，有的时候他到街上买一只当地的“马家”卤煮鸡，还有一种叫“跑肉”，也就是野兔子肉，野兔子不是跑的嘛，做得黑乎乎的。再开一瓶正定常山香酒，大概是一两块钱一瓶。吃完之后，再来一碗菠菜面。他到我那儿来，我们开一个午餐肉罐头，也是喝一瓶常山香酒。
11、 文艺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
我和叶辛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当时，我从延安坐卡车到延川县城，然后从延川坐卡车到文安驿公社，下车以后再徒步走15华里才到我那个村。这一路过去，走一步那个土就往上扬，比现在的PM2.5可难受多了。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开玩笑说，那叫PM250。晚上出来到村里的沟边上，看到的最大平面不足100平米，看着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我当时说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话——这不是“山顶洞人”的生活嘛。当时对那里很不适应，有种距离感。但是，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晚上，我那个屋子就成了一个说古今的地方，由我主讲。最后，我发现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我说，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我觉得写这些东西才是真实的生活。
梁家河的窑洞和土炕，在这里，习近平度过了知青岁月
12、 军旅文艺工作者要有军味、战味
我赞同阎肃同志（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已故）讲的“风花雪月”（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军队文艺工作者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这是强军的“风花雪月”。一提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古代的军旅诗人，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诗文啊。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没有军味、没有战味，那干嘛要穿这身军装啊？我们的军旅文艺工作者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今后军队文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王昌龄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是阎肃发言中提到的“边关冷月”的苍凉和肃穆
13 、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讲得充满深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谈了塑造杨善洲、焦裕禄等典型人物电影形象的体会）。他演了很多电影、电视剧，当时演《渴望》的时候，我没怎么太在意，但看他演的宋江，我觉得把握住了这个人物；他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两部戏不是那种戏说，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杨善洲、焦裕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艺术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通过雪健同志所讲的，我感受到他与塑造的人物是真正的共鸣、真正的理解。雪健同志那句话说得好，“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目标，没有个人的私利。
李雪健塑造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他因“焦裕禄”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因“杨善洲”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
14、 文艺作品要有质量、有特色
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当前存在一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要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讲好故事？故事本来都是很好的，有的变成文艺作品以后，却失去了生命力。《智取威虎山》拍得还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特别是把现实的青年人和当时的青年人对比，讲“我奶奶的故事”，这种联系的方法是好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15 、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言：浙江美术馆已经与西湖融为一体，与环境合而为一，让西湖不仅具有了自然美，而且有了人文美，成为杭州的地标、浙江的地标，在浙江美术事业建设乃至全国的美术事业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意义非常重大。）
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忆和身份凭据。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
浙江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上。2003年除夕，当时我还在浙江，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有些同志认为应该建在钱江新城，我认为还是建在西湖边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记得当时，我还跟许江同志说，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就要跟你许江同志现在穿的这件中式衣服一样，要有中国风格。
浙江美术馆和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
延伸阅读：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全文。现特全文刊出，以飨读者。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
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
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
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着书并发表文章。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
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习近平旧照
彭丽媛谈幸福家庭生活，习近平夜读诗书
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妻，一个是中国的政坛新星，刚刚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少将歌唱家。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组成的家庭会是怎样的呢？
彭丽媛15岁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总政，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我国声乐专业最高学历)。
她是国家一级歌唱演员，全国政协委员。20余年的舞台生涯，彭丽媛为什么总是光彩照人，有什么秘诀？她坦言道：“这跟我的家庭有关，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难的话，我能有这个光彩留给大家吗？”对于事业和家庭，彭丽媛的态度很鲜明：“一个女人，事业和家庭都很重要。若叫我为事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我觉得不可以理解。家庭是女人的靠山，是平静的港湾。我的家庭，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彭丽媛原以为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吃过不少苦。可未想到，习近平经历过的生活比她更苦。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祖籍陕西富平。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习仲勋是第一批受冲击的干部，而这个家庭也是“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批干部家庭之一。1969年1月，习近平插队落户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直到1975年回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耿彪同志的秘书。
在陕北农村时，当地的老百姓有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听他侃大山。习近平给父老乡亲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事。村里人深深地爱上了他，老老少少都喜欢找习近平聊天。
习近平酷爱学习，白天干一天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1972年8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育”。1973年冬天，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他带领社员到寨子渠打坝，当时天寒地冻，打坝的河渠里冰块很厚，不处理掉，坝基不稳，春天一融化，坝就塌了，会劳民伤财。工地上，习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块的动员，可是寒冷刺骨，社员们没有行动。
习近平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水里往外搬冰块。干了一阵，群众感动了，纷纷脱掉棉袄、棉裤下水干了起来。习近平带领社员们日夜奋战，给村里打了十几个土坝，治理了好几条烂沟。习近平还给社员们大办沼气，解决烧柴问题。当时，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专门到梁家河召开推广现场会。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时，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送他上路，送了十多里，社员们还在送。
习近平哭了，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之后，送行的社员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些。
但十几个年轻人一直步行60华里送习近平到县城，晚上又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习近平带着社员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0元钱。习近平付钱时，社员们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就凑够了。
很多人认为，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有的人朝夕相见相知甚浅，有的人初见一面就相见恨晚。彭丽媛和习近平就属于后者。本来，彭丽媛最不喜欢那种媒妁之言介绍式的恋爱婚姻。她想象中的爱情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浪漫。
在她的心灵深处，意中人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和质朴无华，又有寒门天才的自信与傲骨。
然而，她自己也没料到，命运安排给她的伴侣却是一个高干子弟。1986年底，朋友给彭丽媛介绍了个对象。当听说此人在厦门工作时，彭丽媛说：“两地分居怎么办？”她本不想接触，但听朋友说此人“出类拔萃”时，才答应见见面。
当时彭丽媛已在歌坛拥有一席之地，且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早在1982年她就已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获得满堂彩。
见面当天，彭丽媛故意穿条大军裤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验一下对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见面，彭丽媛心灰意冷，对方土里土气不说，还非常显老。谁知那人一开口就吸引了她。
他不问“当前流行什么歌”、“出场费多少”之类，开口便问：“声乐分几种唱法？”彭丽媛回答后，他又问：“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
“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声，“这歌我听过，挺好的。”也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女友在楼下喊她，她没有走。她不仅同他谈了很久，还和他约定了下次“不见不散”。
彭丽媛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吗？他纯朴又很有思想。’后来他告诉我，‘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握手，两颗心更加被对方强烈地吸引着。他为她的执著、纯朴、善良而倾心；她为他的深刻、坦诚、顽强、也为他的事业心而倾慕。
习近平坦诚地告诉她：“我从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不能顾及家。”彭丽媛说：“事业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两者相辅相成。”谈历史，谈现在，谈中国，谈国外，谈生活，谈追求。
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她说：“虽然我们都受过很多苦，但是我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纯真和善良，希望再次相见……”
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聚少离多。习近平先是从厦门市副市长岗位上调任闵东宁德地委书记，后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11月又调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
重任在身，他不能常常回北京来；而彭丽媛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也不能常常到丈夫身边去，两人一直过着当代牛郎织女的生活。
可做丈夫的从不挑理儿，相反，他在生活中总是对彭丽媛说：“国家培养你那么长时间，尤其是部队培养你那么多年，已形成了这个状况——许多观众都离不开你，我不能让你为了我马上离开舞台，那样也太自私了。”彭丽媛很少对家庭付出，而习近平也要求不高，所以他们结婚后，心态一直都是平衡的。
他们工作性质不同，但相互之间总能找到契合点。他搞行政，她当歌手；他研读政治、哲学书籍，她博览艺术、文学作品。
习近平对彭丽媛不仅有丈夫的体贴和照顾，还有着师长般的关怀。“或许是年龄差距的缘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认为他是所有女人心目中最称职的丈夫，女儿心目中最称职的父亲。近平很辛苦，心里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自己？有时我去看他，他还要把会议、下乡往后推，就为了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麻烦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边，我就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像普通妇女一样，彭丽媛也操持柴米油盐，上街买菜。
彭丽媛怀着平常心过非常平凡的生活，她从不将台上的感觉混同于台下的感觉。“近平回到家中，我从没有意识过是什么领导来了，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会想什么明星、名人来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习近平面对彭丽媛总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从未要求过彭丽媛在家做家务，伺候自己。
他说：“我没有为彭丽媛的事业，生活方面操心过也帮不上忙。因此，我怎么能反过来要求她做这做那呢？只要她一切都好，在家干不干家务，我都高兴。”
彭丽媛拿到硕士学位那天打电话告诉习近平，“是吗？”电话那头是习近平不紧不慢的声音：“你赶紧回来吧！”彭丽媛问：“怎么不祝贺我？”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这里有一大批硕士，还等着分配工作呢。”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彭丽媛到他那里，他从不声张，很多可以携夫人一起前往的场合，也都不让彭丽媛参加，说：“成天带着老婆，别人会说闲话，影响不好。”
习近平对彭丽媛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曾与她约法三章：“我是党员干部，你可不能走穴。”彭丽媛严格遵守。“近平是个很好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摆架子。他的同学有的出国成了富翁，他有条件出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不能让丈夫放下五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而为自己一个人！”彭丽媛不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上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
彭丽媛头一回到福建探亲，才体验到南方过冬没暖气的滋味。回到北京，她就惦记着给近平做一床棉被。街上卖的尺寸小，近平个子高，盖不住脚。她想起山东老家的棉花好，特地叫妈妈用新棉花做了一床6斤重的大棉被。正巧她要外出演出，先去东北，最后回到福州，她就背上鼓囊囊的大被子上路了，沈阳、长春、鞍山，走一路背一路。搭乘沈阳——福州的航班时，有两个旅客指着她的大被子打起赌。
一个说：“这人像彭丽媛。”一个讲：“笑话，彭丽媛能背着被子到外地演出吗?不信咱俩打赌!”同行的演员看着彭丽媛戴着墨镜，扛着被子的滑稽样更是一路取笑个不停，可她依然笑着说：“我彭丽媛就不能为丈夫扛回被子？！”到了福州，彭丽媛抱着被子颠簸了300多公里才到宁德。当时，习近平还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他盖上了新被子，连声说好。
因为晚育，彭丽媛的女儿比妹妹的孩子还小。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也不能陪伴她。为了工作，他依然三天两头下乡。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更不用说到医院探望彭丽媛和孩子了。
说起孩子，彭丽媛非常动情：“当初，我希望生个儿子，近平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他如愿了。
看着他和女儿在一起时喜滋滋的模样，我怎能不乐在其中？女儿很像他，也和他最亲。我带她时，她老是调皮捣蛋，可是一跟她爸爸，她就乖得像只听话的小猫。”他们的女儿小名叫木子，大名习明泽。“希望她将来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彭丽媛露出了母亲的满足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