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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吃的“代食品”

2017-06-28 美国学者




来源:公众号《二十一世纪》


随着1958年春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展开,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似乎吃粮问题已经完全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


代食品运动的背景


事实上,当时许多地方不仅缺粮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相当严重。比如云南省在1958年春夏之间就有70多个县市出现严重缺粮问题,导致23万多人因饥饿而得了肿病,其中有3万多人饿死。几个月之后,全国粮食不够吃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


以河南、山东为例:1958年底,河南省一些乡的食堂经常吃的是稀得照见人影的红薯面汤或红薯粉汤;山东省有的地方的群众不得不一日三餐在食堂光吃萝卜喝开水,有的整天喝地瓜干粥,情况好一些的也不过每天喝稀饭,外加一至两个菜窝窝或者豆子掺粗糠的窝窝,到1959年初,则连红薯也没有了。就连一些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地区,也到处可见因没粮吃而或水肿、或干瘦、或毙命者。比如在有名的“西北小江南”——汉中,有的县大量群众弃家外逃讨饭,以谋生路;就连情况不算差的宁强县,群众也已经普遍断炊,有一个断炊多日的妇女获得照顾,被分给2斤肉、2斤麦子,这个女人未等到回家已经在路上把2斤肉和1斤麦子生吃光了。到1960年,全国缺粮问题不仅没有丝毫缓解,而且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


肚子吃不饱,群众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陕西群众说:“人民公社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蒋介石,大坏蛋,一天能吃三顿饭;共产党,好领导,一天两顿吃不饱”,“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江西群众讲“走进食堂门,稀稀拉拉一大盆,锅里照见人,碗里照见魂。”


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怪话与疑惑,新中国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出于种种考虑,各种媒体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以群众对粮食的消费水平提高和城镇人口增加对缺粮现象进行解释。以《人民日报》为例,它认为:“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解释与宣传是针对思想认识的,并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在通过媒体对缺粮问题进行解释的同时,新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救灾措施:低标准,瓜菜代。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因为原本就不高的口粮标准降低后要使群众不饿肚子,只有掺杂其它的东西当饭吃;在副食品供应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大量生产出来当饭吃的东西只有瓜果、蔬菜和代食品了。于是,在中央倡导与组织之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大种瓜菜和大力生产代食品的运动。


由于代食品的生产不像瓜菜生产那样要受土地面积和生长期的双重制约,因此中央对依靠代食品缓解粮食问题寄予很高的期望。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小范围的生产实践,中共中央于1960年6月发出了“积极采集和储备代食品,必要时粮食部门应当收购一部分代食品储备起来”的指示。到1960年11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的下发,一场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发动,各级代食品领导小组指挥,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代食品的采集与生产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曾采集、食用过代食品,如树皮、草籽等。然而当时的行动都是人们自发的、出于本能的生存欲望而采取的,大都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性严重缺粮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发动全国人民采集和生产代食品,而且由各级党委成立了代食品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指挥和领导各地群众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活动。


从总体上看,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玉米包皮、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杆、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茎、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由于环境与条件的不同,广大农村主要以采集和制造农作物类代食品和野生类代食品为主,同时也非常重视小球藻的培育;城市则主要培育小球藻和制造精细代食品。


1、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


人们在寻找代食品时,最容易想到的是从农作物上入手:除了平常食用的粮食之外,农作物的其它部分是否可吃呢?既然平时可以用它们来喂养家禽家畜,那么人应该也可以用它们来充饥。于是人们想出种种办法把农作物的秆、叶、皮、壳等做成代食品。


比如把玉米包皮沤在一个大池子里,经过几天的浸泡、搅拌、沉淀,池底就会出现淀粉。三年困难时期,《人民日报》和一些内部刊物都有文章推介此类制作淀粉的经验。如《人民日报》1960年7月6日3版该报评论员文章《综合利用潜力无穷》讲:据广西河池县试验,一百斤麦秸可能制成湿淀粉六、七十斤;这种淀粉掺和一些面粉和米粉,可以制成馒头、花卷、烙饼和面条,质量和面粉做的一样。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实际上,在很多农村,人们在1959年粮食紧缺时就已经食用农作物的秆、壳、皮了。媒体和政府及党委的推介只是使得农村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地食用它们。而且,与推介的经验不同的是,人们不是用各种方法把农作物的秆、壳、皮先制成淀粉食用,而是直接把上述农作物的秆、壳等磨成粉末,与少许玉米面粉或小麦面粉掺杂在一起做熟用以充饥。


云南等省对主要产于当地、产量大、平时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的充饥功能十分重视,《云南日报》多次介绍,称之为“地下粮食”、“人吃的好粮食”,说它含有大量的淀粉和糖分,吃起来味道甜美,可单独食用或掺拌饭吃,还可用来制出可口的馒头、包子、点心、凉粉等。云南墨江县的农民在困难时期大种芭蕉芋,用以渡荒。


此外,苜蓿也是三年困难时期值得一提的代食品。苜蓿耐旱,管理成本低,如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是当时人民公社主要的牲口饲料。饥荒中,人们把它当菜来吃。


2、“小秋收”与“小夏收”


如果说农作物类代食品的生产与对农作物“废料”的综合利用相关联,那么野生类代食品的采集与“小秋收”、“小夏收”是分不开的。


我国的野生植物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有许多可以为人类所利用。夏、秋季节,许多野生植物生长成熟,采集它们并制成代食品对于缓解缺粮问题有一定作用,因此,1959年秋,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采集和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的指示》,号召各地开展一个“小秋收”运动,上山采集野生植物资源。


《人民日报》在报导各地“小秋收”情况的同时,也于1959年11月30日发表社论《赶快加工利用野生植物》,进一步推动“小秋收”活动。各地党委纷纷响应,把“小秋收”运动列为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了领导机构,竭力动员劳动力潜力,或利用农事间隙全民出动,划片包干,或组织“小秋收”专业队,分期上山,野生植物熟一批收一批。有一首黔东南的山歌很能反映当时群众采摘利用野生植物的情景:“贵州山多坡接坡,山中宝藏多又多,男女老少齐上山,采下山货来加工,去时一对一对空箩筐,回时一箩金子一箩歌。”


1960年夏季,一些地区总结上一年搞“小秋收”的经验,组织群众到荒野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中央对这一“小夏收”活动非常赞许,《人民日报》及时地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8月10日)对已经在黑龙江等地取得初步成果的“小夏收”予以推广,并要求各地同时为“小秋收”做准备。1961年的“小夏收”和“小秋收”活动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也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有一些机关、工厂等城市单位纷纷抽调人力支援这一活动。


通过“小夏收”和“小秋收”,群众采集了大量能吃、能穿、能用、能烧、能喂的野生植物,除了供应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外,其余的部分被制作成各种代食品,有的植物的根、茎、叶、皮被直接食用,有些则经过了初步的加工如浸泡、磨碎等之后被食用。


3、小球藻及合成类代食品的生产


三年困难时期,小球藻一直是政府相当看好的代食品,这大概与小球藻不与农作物争地、易培育、生长快等因素有关。但《人民日报》最初对小球藻的宣传却是以培养猪饲料为名的。1959年12月《人民日报》文章《小球藻——可作精饲料》报道说:浙江省温州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用人粪尿代替化学肥料培养小球藻成功;小球藻具有繁殖快、产量高、营养好的特点,“用一斤浓缩小球藻喂猪,每日体重可增加0.95斤;用来喂牛、鸡、兔等,体重也都有显著增加,效果相当于二斤豆饼”。随后,《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小球藻,围绕它的研制、繁殖、作为饲料的营养价值等问题做了详细介绍。


直到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第1版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才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此后各媒体有关小球藻的报道主要讲它食用营养价值如何之高。比如《云南日报》报道“人吃了小球藻以后,最突出的效果是精神好,在一般的情况下,经常定量吃小球藻,体重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有些地方用小球藻做糕点、糖果、菜肴、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有的地方给体质病弱的人吃小球藻,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人们称小球藻为‘水中猪肉’、‘植物牛奶’、‘人造鸡蛋’。”


这些报道,使许多人对小球藻在渡过困难中将起到的作用无比憧憬,就连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不例外。他看了这些报道后上书毛泽东,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并列举了生产和食用小球藻的几个好处:一、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可以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三、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四、小球藻的生产不与农作物争地、争水、争肥、争劳力。毛泽东于1960年10月27日将胡乔木的信批转全国,要求全面推广小球藻。很快,全国掀起了生产小球藻的热潮,农村、城市纷纷建池、沤人畜粪便以培养小球藻。


代食品的功效及人民的反应


应该说,代食品运动对缓解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缺粮问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农村尤其突出。虽然,农村食用的粗制代食品因口感粗糙、味道奇怪而难以下咽,正如有人记载的困难时期赴农村参加整社的工作组成员吃由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的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代食品果腹已经很不错了。有农民将这样的食品高价出售竟也颇有市场,例如陕西省长安县五星公社部分社员剥食榆树皮之余,将榆树皮磨成面掺些粮食做成熟食后高价出售,获利最少的也赚到150元,最多的一户获利达500元之多。


且不说代食品有没有营养、是不是有食用价值,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代食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饥饿感,对人们从精神上战胜饥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经历过严重饥饿的人都知道,腹中无物的空荡荡的感觉使人心慌神乱,可以为了任何一丁点能够入口的东西去拼命。代食品的使用对处于饥饿中的人们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线战胜饥饿的希望,有助于缓解因饥饿而导致的精神上的极度紧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对代食品的安全问题比较重视,一些出版社也配合代食品生产工作出版了不少有关鉴定和防止代食品中毒的书籍,但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


综合说来,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运动在救灾度荒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之不能估计过高。应该说,代食品在从精神上缓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方面所起的作用要比它在填充肚皮方面的作用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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