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 美还是回国？不同选择让5000名留美知 识分 子命 运迥 异
作者：王丹红
来源：朴德意说
本文首发于知识分子（ID：The-Intellectual），略有删减。
我回去与否呢？最后我决定了，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是穷人出身，革命有利于穷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对于中国数学来说是重要的事情。
——华罗庚 1981年在美国
文 | 王丹红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1946年夏天，受民国政府派遣,华罗庚、曾昭抡、吴大猷三位教授，带领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唐敖庆、王瑞駪五位学生赴美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近5000名中国知识分子尚在美国教学或读书，他们面临留美还是回国的选择。最后，曾昭抡、华罗庚、朱光亚、唐敖庆等多人选择回国，归去来兮，命运从此迥异。
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城市的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闻名全世界的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已于本月16日自美国返抵首都北京，并已回清华大学任教。”
华罗庚曾回忆：“回国后的30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风风雨雨。就是地球的那一面，对此也是有所感受的。这期间，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经历了风调雨顺的收获季节，也遇到过难以抵挡的逆境。”“‘文革’中，许多手稿也是抄的抄，偷的偷，”“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还能不落后吗？”
归去来兮，经历了如此多劫难，也许，华罗庚和周围的人们会反复问这个问题：当初为何要回国？如果没有回国，会怎么样？
1948年 诺利诺伊大学正教授
如今，在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数学馆的墙壁上镌刻着几十位当代伟大数学家的名字，其中有三位中国人：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
1949年底，当华罗庚携家眷回国之际，他的同行数学家陈省身和家人从中国到美国刚好一年。陈省身于1948年12月31日应奥本海默之邀举家离开上海赴美国，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了半年后，到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接替了E．P．Lane的教授职位，1960年，受聘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丘成桐1949年4月出生于广东汕头，同年9月随父母移居香港。1969年秋，丘成桐在香港中文大学提前一年修完了四年课程，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陈省身攻读博士学位。
1948年春，38岁的华罗庚应伊利诺依大学之聘任数学系正教授，这一年，他决定要妻子吴筱元带领孩子们到美国团聚。
当时，20岁的大女儿华顺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华罗庚为她办好了在美国大学的入学手续，但她决定不去美国，她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吴筱元将母亲和年仅1岁多的小女儿华苏送回老家金坛，自己带着三个儿子——17岁华俊东、9岁的华陵和3岁华光——乘飞机到了美国。
►20世纪40年代华罗庚全家在美国合影
有关华罗庚这一时期在美国的工作，数学家S. Salaff在《华罗庚传记亚洲的科学和技术》一文中写道：“这些年来，认识华罗庚的美国数学家都对他清楚而直接的数学方法、知识深度和个人天才，怀着深深的印象。”“一位认识华罗庚、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工作的数论学家D.Lehmer告诉我：华罗庚有把握别人最好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中可以改进的地方。他有许多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
1949年 归去来兮？
“坦白地说，这信中所说的是我这一年来思想战斗的结果，讲到决心归国的，有些是独自冷静思索的果实，有些是和朋友们谈话和通信所得的结论。”
这是1950年初，华罗庚带家人从旧金山乘船回国，2月途经香港时，在《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中谈到的自己决定回国的历程。
信中写道：“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归去来兮”，这句话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引起相当共鸣，余音绕梁，回荡至今。
与他同期回国的留美学者中，有当年同船赴美的学生朱光亚。
1948-1949年，世界政局、中国时局急剧动荡，学者面临去留的痛苦抉择。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先后乘飞机离开北平南下，辗转到美国。1948年12月31日，陈省身举家由上海乘泛美飞机飞向旧金山，1986年，他在文章《学算六十年》中写道：“我于1949年1月底抵达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虽宾至如归，而西望故国，归去无日，感慨万千，唯藉工作以忘情。现在有了家室，需要一个长期的职业，便应芝加哥大学之聘为教授。”
在著作《美国华裔》（The Chinese In American）一书中，华裔作家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1968.3.28－2004.11.9）记录了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的情况：
“在美国，共产革命震撼了学术界，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0人，他们陷于困境之中。这些中国学者，除了少数教授和学者外，绝大部分——4657人——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学里的学生。”
“《时代》周刊估计，超过2500位的中国学生没有缴纳学费和租房的钱。美国部分大学通过免除学费、为中国学生提供兼职和贷款来为他们提供帮助，但问题的规模之大需要联邦政府干涉 。1949年后，不管中国留学生是否打算回中国大陆，美国都为他们安排了紧急援助。1949-1955年间，美国政府大约耗资800万美元帮助处于困境的学生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夏天，中共南方局安排赴美留学的中共党员徐鸣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在美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你们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在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技术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12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归去来兮，学者们有诸多疑问，1950年3月4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刊发了留美学生12问：
1.新中国究竟走的是哪一条路？
2.有没有言论集会等自由？
3.我们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地位怎样？
4.中共会不会歧视留美学生？
5.是否我们一定要受训之后，才有资格做事？
6.是否我们只能埋头做事，而不能对新政权有任何批评和建议？
7.我们在这里学的回国后还有用没有？
8.是否新中国只要大家穷得公平，而不重视新技能、新知识？
9.中共目前固然爱护人民，但在得势之后会不会把人民一脚踢开？
10.它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渐渐腐败起来？
11.它会不会出卖民族利益？
12.会不会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西部区会主席朱光亚带着组织起草《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1950年2月27日，朱光亚、侯祥麟、陈秀霞等57人在信上联合签名，并将信寄给《留美学生通讯》。
►《留美学生通讯》中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
在谈到回国抉择时，王元在《华罗庚》书中指出：“又一个说法华罗庚回国是受他的女儿华顺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是最决定的。”
当时一个大背景是：1949年1月30日北平解放后，组织将尚未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华顺，调往北京市委任彭真的秘书。
1981年，费弗曼在《旧金山周报》上发表“华罗庚教授在旅行”，文中写到华罗庚谈当年回国的想法：“我回去与否呢？最后我决定了，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是穷人出身，革命有利于穷人。而且，我想我可以做一些对于中国数学来说，是重要的事情。”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政治很复杂的，留在美国可以超脱一些
华罗庚计划回国，伊利诺依大学竭诚挽留。徐贤修回忆：“伊大对他非常礼遇，除聘请他外，还可以由他选择两位杰出青年代数学家 ，使伊大成为研究代数的中心，他接受了聘约，接了他的夫人和三个儿子来团聚。算是他平生第一次过恬静的生活。不意1950年他决意要全家回大陆去，伊大千方设法挽留他，甚至于有‘你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照料’的建议，但是华先生怀着一种‘中国人应当站起来’的心情，举家成行了。我与华先生是道义之交，当时只觉得‘人各有志’，不必多言了。”
陈省身回忆：“1950年，华罗庚决定回国服务，我那时在芝加哥，他走之前，我们相聚了多次，谈到很多，有科学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及大家如何做出决定的问题，他回国服务之心比任何人都坚强，1950年他回国了。”
华罗庚和梅贻琦感情深厚，“1949年在伊大教书，梅先生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月。每天谈笑，我们说了很多话。”王元写道，“据吴筱元回忆，华罗庚回国前，曾跟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谈过，梅贻琦表示‘政治很复杂的，留在美国可以超脱一些。’”
华罗庚决定乘船到香港，再转回大陆。当时他也作了这样的准备，即万一美国加以阻拦，他们就去欧洲，再从苏联回国，后来一切顺利。
与华罗庚一起出国的曾昭抡于1949年3月从香港回到大陆，在回国问题上与华罗庚有不同观点。1949年10月至1949年11月间，曾昭抡与在美学生王瑞駪有十多封通信，其中有建议学生暂时不要回国之言，比如，在1949年11月13日的信中，曾昭抡写道：
“九月二十四日来书收到。令尊系因精神不佳之故尔暂时休息。弟回于事无补。最好俟汇况通后，间空汇一点钱给老人家用，倒用所帮助。弟在原校升任副教授甚好。最好能潜心再研究三年，至一九五二年方返回，届时国内必已全上轨道，研究工作不难进行。”
1950年代 北京
►华罗庚1950年3月16日抵达北京。这是他回国后与妻子、儿女在中南海合影
1950年3月，华罗庚从美国回到了他曾经熟悉的清华大学，家也安在清华园里。早在1930年，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在《科学》杂志上读到华罗庚的一篇论文，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并不认识华罗庚，于是他开始寻找华罗庚。巧的是，算学系教员唐培经是金坛人，认识华罗庚，于是联系上了。终于，伯乐找到了千里马。
然而，当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时，除郑桐荪教授外，却未见到恩师熊庆来和杨武之。此时，熊庆来在法国，杨武之在上海。
早在1937年6月，熊庆来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9月3日，云南大学学生参加反政府大游行，9月9月，云南省主席卢汉奉命解散云南大学。9月19日，熊庆来与陈源、李书华、袁同礼随团长梅贻琦，奉命到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四次会议，会议于10月5日结束后，熊庆来已无校可归，暂留巴黎，以当家庭教师为生，课余到庞加莱研究所读书做研究，1951年不幸突然中风，致半身不遂 53 31126 53 16497 0 0 2354 0 0:00:13 0:00:07 0:00:06 3462，但仍坚持做研究和撰写论文。
1948年12月，杨武之搭乘国民政府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飞机到上海，后转机到昆明将家属接到上海。王元在书中写道：“解放后，这件事被认为是杨先生欲出国或去台湾，使他未能继续回清华工作，蒙受了不公正待遇。杨先生留在上海，应同济大学聘请，后又转复旦大学，继续执教。”
关于杨武之先生未能回清华工作之事，杨武之的女儿杨振玉在《父亲、大哥和我们》一文中写道：“1949年3月，父亲带着全家由昆明飞到上海，等待上海解放后返回北京清华续职。5月底上海解放了，父亲却得不到清华续聘的通知，而不被聘请的原因并不在父亲这边。”
1950年冬，华罗庚开始参加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工作，1951年，政务院第69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任华罗庚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政治运动 接踵而至
1951年9月，周恩来对京津地区高等院校的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1952年，按照中央部署，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开始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华罗庚在数学界首当其冲，他被批判保存民国护照，未予焚毁，“有投靠帝国主义的思想和留后路的打算”，他在斗争会上有口难辩。
当时华罗庚在芝加哥的朋友中曾盛传“华罗庚在三反、五反后自杀了”，这时恰有一个留学生回大陆，辗转写信告诉大家说：“在芝加哥，大家有华先生自杀传说，那是谣言，不过华先生坦白了九次，凡是知识分子都应该坦白九次的。”
王元在《华罗庚》书中指出，思想改造运动时间虽然只有半年，但影响却很大......一个明显的后遗症是造成了数学家间的不团结。
华罗庚回国后，除继续做研究工作外，他将工作重点转到了培养年轻数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他在数学研究所的学生包括王元、潘承洞、万哲先、陈景润等，他亲自领导了数论组的两个讨论班：数论导引和哥德巴赫猜想，撰写《数论导引》、《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杨辉三角》、《数学归纳法》等、他为新中国培养一批数学人才。
►熊庆来在工作中
华罗庚得知熊庆来在法国的处境，很想邀请他回国服务，数次去信，但熊庆来仍顾虑重重，于是，华罗庚以数学所所长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将熊庆来夫人姜菊缘和子女从昆明接到北京。
1957年6月8日，熊庆来乘飞机抵达北京，6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数学家熊庆来从法国回国的消息。熊庆来家安在北京中关村特级专家楼的一个三室一厅单元房，华罗庚邀请他担任数学所函数论研究室主任。
然而，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曾是众多知识分子的劫难，华罗庚也在劫难逃。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其中包括：提出中共和民主党派实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6月6月，在北京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召集所谓的“六教授”会议，会议由章伯钧和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主持，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弟周、钱伟长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7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民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开紧急会议，即所谓‘六教授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并决定行动，据称“曾昭抡估计目前形势是一触即发，共产党不要以为秀才不造反”。“钱伟长认为学生找领袖，在期望他们那班人站出来说话，”曾昭抡和钱伟长都是“意见”的署名者。
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题为《驳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郭沫若在文章中将六教授《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定性为“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
6月23日和7月14日的《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华罗庚的检讨。
王元写道，至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共有167名“右派分子”，华罗庚虽然未被划为“右派”，但数学界有一个说法，“华罗庚是一个漏划右派分子”，他的政治地位就这样在在人们心中被定下来了。
年愈花甲的熊庆来受华罗庚之邀回到祖国后，一心想为发展中国数学事业尽心尽力，他主持了一个复变函数讨论班，在家中客厅挂了一个小黑板，参加讨论班的老数学家有庄圻泰、范会国、吴新课等，青年数学家有杨乐、张广厚、何育赞、萧修治等。
谁又曾想到，1969年2月3日，76岁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家中写“检查”，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离开了人世。华罗庚赴到八宝山，见到骨瘦如柴的熊庆来，失声痛哭，深深鞠躬，含悲而去。
1978年，科学院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熊庆来教授骨灰安放仪式，华罗庚写下“哭迪师”诗一首：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学生已有后起。苟有英灵在，可以安息矣。
归去来兮，经历了如此多劫难，也许，华罗庚和周围的人们会反复问这个问题：当初为何要回国？如果没有回国，会怎么样呢？
华罗庚曾回忆：“回国后的30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风风雨雨。就是地球的那一面，对此也是有所感受的。这期间，我在科学研究方面经历了风调雨顺的收获季节，也遇到过难以抵挡的逆境。”“‘文革’中，许多手稿也是抄的抄，偷的偷，”“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上图书馆，还能不落后吗？”
►20世纪70年代华罗庚与他的助手们讨论数学问题
也许，华罗庚从未想到，1960年代中，在香港的书店，一位高中生站在书店里读他的《高等数学引论》、《数论导此》等。这位因家贫买不起书而只能站在书店里读书的高中生就是丘成桐。1982年，33岁的丘成桐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国际数学家大会菲尔茨奖华人获得者。1979年，应华罗庚邀请，普林斯顿大学教授、30岁的丘成桐第一次回到祖国访问。
1980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科拉达文章《华罗庚形成中国的数学》，文中列举了他所访问过的科学家对华罗庚的评价，其中，数学家赛尔贝格在深思熟虑后说：“要是华罗庚像他的许多同胞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话，毫无疑问，他本来会对数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回国对中国数学是十分重要的，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怎么样。”
1984年8月25日，华罗庚在“述怀”中写有这样的话：“学术权威似浮云，百万富翁若敝屣。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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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全集丨最尖锐的声音来自最深重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