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总理真正的干儿子竟然是他！隐藏民间50年的真相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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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周恩来一生无子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其实周总理一生还有许多孩子，他们都亲切地叫他周爸爸。其中周恩来和邓颖超承认的有三个干女儿，还有一个干儿子。

周总理的干儿子是李鹏吗？

有人说，李鹏是周恩来的干儿子，其实这并不正确，李鹏在自传中也予以否认。

据悉，李鹏于1928年10月20日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李硕勋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他的母亲赵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留法同学赵世炎的妹妹。李鹏的三姨赵世兰则是党内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称她为“大姐”。不幸的是，1931年9月，李硕勋在李鹏3岁的时候就为革命牺牲了。

在该书中，李鹏回应了社会传言。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周恩来真正的干儿子究竟是谁？

1939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与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身份，踏着抗日硝烟来到浙江开展抗日活动。3月28日至31日，他还以到绍兴祭祖为掩护，与浙江的中共秘密组织联系，布置革命工作。

1939年3月29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乘乌篷船从绍兴城出发去先祖的几处墓地。同行的还有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名叫王戍。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所以，他也就是周恩来的姑表侄儿。当时，王戍正在读初中，因他早就仰慕表伯周恩来，那天又刚好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纪念日，学校放假，他也就有机会陪周恩来去祭祖。祭祖之后，他们一行又去游览大禹陵。一听说去大禹陵，王戍就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对大人们说：“我们老师说过，大禹是个有德之君，是我们中国最早的几个好皇帝之一。”随即，他又讲了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周恩来听后，微笑着给他做了补充，说禹在治水、发展农业方面都做了许多好事，还曾制造九鼎。后来，由他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这就是夏朝。

“周表伯，什么是九鼎？”王戍问。

“鼎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九鼎就是九个鼎，代表九州，意思是指大禹功及全中国。”

“表伯，你知道的怎么比我们老师还多？”王戍听了表伯的讲解，感觉表伯知识渊博，从心里格外敬佩他了。周恩来也对这位翩翩少年勤于动脑，不懂就问的态度打心眼儿里喜欢。他幽默地回答说：“我也是听老师说的。不过，教我的老师比教你的老师年岁大得多，所以我知道的就比你多。”周恩来的话把一船人都逗笑了。

到大禹陵后，周恩来看到大禹塑像供壁上画有九把斧头，就又故意问同行人员：“这九把斧头是什么意思？”

同行的人都摇头说不知道，连专程陪同周恩来的“绍兴通”宋山也回答说“不清楚”。只见王戍忽闪着大眼睛说：“表伯，刚才你不是说大禹曾铸造九鼎，九鼎代表九州，我想这九把斧头和九鼎会不会是一个意思呢？”

周恩来笑了，忍不住夸赞道：“还是王戍聪明，九斧正是与九鼎一样，也象征着大禹疏凿九州、治水救民的丰功伟绩。”他对王戍又多了一份喜爱。

祭祀游览归来，周恩来应邀到姑父王子余家吃晚餐。第二天一天活动下来，周恩来又到姑父家吃晚饭。饭后，周恩来应亲友们的要求，为大家题词留念。当给王戍题写的“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宣纸交到王戍手上时，王戍顿觉热血上涌，激动得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把父亲王贶甫拉到屋外说：“爸爸，你替我跟表伯说，我愿意随他一起去抗日前线，打鬼子！”王贶甫同意了。

父子俩返回屋内，王贶甫当即将王戍的要求转达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望了望一脸稚气的王戍，稍微迟疑一下说：“你年纪还小，应该继续上学，这次还不能带你出去。”

听了表伯这么一说，王戍难过地低下了头，眼泪溢满了眼眶。

周恩来不忍心见王戍难过的样子，伸手把王戍拉到面前，亲切地安慰说：“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

王戍父子一听都很高兴，一起连声说：“好，好！”周围在场的人也都说好。王贶甫当即叫王戍站到周恩来面前，要他向表伯行三鞠躬礼，并当众叫一声：“干爹！”周恩来应声之后，马上取过一张宣纸，为王戍重新写一幅题词：“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　 周恩来。”慕向是王戍的字，周恩来在署名时比上一幅多了“义儿”两字。

题词写好后，周恩来拿出10块银元交给王戍，嘱咐说：“你年纪小，应该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以后还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第二天，周恩来离开绍兴去了浙江省临时省会金华，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密谈。他在繁忙的工作期间，也没有忘掉自己刚认的义儿，又特意于4月5日将自己的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随信寄给王戍。周恩来在照片的背后还亲笔题写了“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

廿八·四·五”。“廿八”是指中华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

自从绍兴老家一别后，王戍再也未能见到他的义父周恩来。1940年，由于日军大兵压境，王贶甫怕王戍发生意外，让他背井离乡到福建，由祖父王子余找关系，安排他到永安的福建省银行当雇员。王戍一边工作一边牢记周恩来教导，坚持刻苦读书，并于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考取上海交通大学。

1949年，王戍毕业时，上海刚刚回到人民手中，他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很快就被分配到福州市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到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此后，王戍曾给义父写过许多信，但周恩来均没有回信。周恩来不是不想念自己的这个“表侄义儿”，而是考虑到如果给他回了信，就怕因为有他这层关系而影响王戍的进步。这是后来王戍听父亲王贶甫说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贶甫曾任绍兴市副市长，并进京见过周恩来。而王戍入闽50年，一直兢兢业业地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他一直牢记周恩来的10条《告亲戚朋友》的家规，特别是第9条“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他更是牢牢记在心中，一直坚持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默默地为人民服务，直到离休。

王戍与周恩来的这层特殊关系，直到1978年绍兴市委请他回绍兴回忆整理1939年周恩来绍兴之行的有关资料时，才被人们所了解。对于他虽与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淡泊一生的做法，现已86岁高龄的王戍老人不久前在给笔者的信中说：“表伯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高风亮节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上，他的教诲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不向任何人表白这层关系的内心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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