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我知道我没有变” | 重温系列

赛先生

杨振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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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1年10月1日，杨振宁先生即将迎来百岁诞辰。“赛先生”将发起系列庆祝活动。自8月起，将陆续刊发系列杨振宁先生相关文章。今天，重温系列的第三篇，是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施郁撰写的文章。我们将为评论区高赞第一的读者送出一件定制的印有杨-米尔斯方程的“赛先生”文化衫。

撰文 | 施郁（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

责编 | 李晓明

杨振宁小时候曾经从父亲口中学到一首五四时期的歌曲[1]：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翼翼长城，
……
泱泱大国，
决胜疆场，
气贯长虹，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这首歌一直萦绕于杨振宁心中。

赴美留学的杨振宁，立即成为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同代研究生中的佼佼者，后来又登上物理学的高峰，成为国际理论物理与高能物理的领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杨振宁觉得自己有权与那里的家人联系，所以发了一封电报并得到回电“平安”。从此即使在中美关系敌对的时期，杨振宁仍然一直与国内的家人保持着联系[2]。

1957年，中国公民杨振宁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在宴会演讲中讲述了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他，是近代中国与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协调的产物[2]。

1957年10月，杨振宁、李政道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来源：The Nobel Foundation

这个诺贝尔奖使得全球华人为之振奋。1960年，杨振宁在巴西里约机场受到几百名华人的热烈欢迎。杨振宁意识到这个诺贝尔奖的荣誉超越了个人的意义。

杨振宁说过[1]：

“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这也使得杨振宁感到自己的责任。1971年，已成为美国公民的杨振宁敏感地注意到中美关系的缓和，抓住机会通知美国政府，他要回中国探亲。7月15日，杨振宁从纽约飞巴黎。4天之后，飞往上海[3]。

当年11月，《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杂志报道了杨振宁的中国之行（2013年杨先生特地将这篇报道收入《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ies》）。次年，杨振宁再度回中国探亲。两次探亲后回到美国，杨振宁都作了一些感情丰富的演讲。现在在杨先生办公室墙上，挂着当年杨振宁所在的石溪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的《石溪通讯》关于杨先生1971年9月演讲的报道。

杨振宁一直在帮助建立一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桥梁。1978年，杨振宁任会长的全美华人协会在《纽约时报》以广告形式呼吁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

在国际上，杨振宁始终是中华民族一员。1970年，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在苏联基辅召开。当时，苏联处于反华高潮。杨先生进入旅馆大厅时，竟遭遇到一个清洁工用扫帚驱赶。而在会议宴会上，组织者居然放映反华动画片，杨先生愤而离场。

1983年，杨振宁写道[2]（笔者翻译）：

1964年春天，我成为美国公民。

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9年，1945-1964，覆盖了当时我大多数的成年时光。确实，入籍的决定是不容易的。我想对于大多数国家的很多移民都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中国血统的人尤其如此。永远离开中国而移民到另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概念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完全不存在。

事实上，移民曾经被当作彻底的背叛。而且，根植于每个中国人心底的是关于一个曾经辉煌的文化所承受的羞辱和剥削的印记。我的父亲1973年去世前是北京和上海的数学教授。他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知道，在他心中一个角落，他直到去世也没有原谅我放弃我出生的国家。

杨先生接着描述了美国华人曾经的悲惨遭遇和他本人在美国遇到过的歧视。然后写道（笔者翻译）：

“是的，有许多事让我踯躅不前。但是我知道美国对我很慷慨。我本来是有很好的基础，但是美国给了我发挥我的潜力的机会。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对待移民如此慷慨。我也意识到，我在这里的根在不知不觉中扎深了。

1961年1月，我观看电视上肯尼迪的就职典礼。肯尼迪请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朗诵他的诗。他选择了‘没有保留的奉献’。我听到诗句：

拥有我们未拥有的，
被我们不再拥有的所拥有。
我们的保留使我们软弱，
直到我们发现是我们自己，
我们从生活之地退缩，
在屈服中获得拯救。

似乎有什么东西触动我的心。我在一本选集中找到弗罗斯特的诗。很美。有力。这在我申请美国国籍的决定中起了作用。”

1999年杨振宁从石溪大学荣休时，特别感谢美国所给予他的发展机会。

在1999年杨振宁荣休会议上，著名科学家戴森作了晚宴演讲，这就是著名的《保守的革命者（A 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一文[4]。戴森高度评价了杨振宁对物理学的伟大贡献，特别是杨-米尔斯理论，以及杨先生的研究风格。

他指出：“杨教授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卓越的风格大师。”［5］值得注意的是，戴森还特别讲述了杨先生的文章《父亲与我》，讲述了杨先生与父亲及祖国分离的痛苦，以及杨先生成为美国公民时的纠结。戴森还引述了杨振宁关于参加香港回归典礼的激动感想。

最近，戴森评述，他这篇《保守的革命者》强调杨振宁三个方面的优秀品质的可贵结合[6]。一是卓越的数学才能，使得他能解决具体问题。二是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使得他能够问重要的问题。三是集体精神，使得他在中国文化的复兴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三个品质一起将杨振宁造就成杨振宁，一位继往开来（values the past and leads the way to the future）的保守的革命者。

2003年12月22日，杨振宁先生告诉我，他将于当月24日从石溪搬家到北京清华大学。第二天他又告诉我他写了一首诗描述这次搬家，并传真给我。这是当年11月定稿的《归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