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回归后杨振宁先生所做的五项贡献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Author 朱邦芬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www.cpsjournals.cn)是我国最权威的物理学综合信息网站，有物理期刊集群、精品报告视频、热点专题网页、海内外新闻、学术讲座，会议展览培训、人物访谈等栏目，是为物理学习和工作者提供一站式信息服务的公众平台。
杨振宁7岁来到清华园，那年他父亲杨武之应聘到清华大学任算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算学系当时都在科学馆办公，科学馆是杨振宁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尤其夏天，里面特别凉快。
2003年杨先生正式回到清华大学任全职教授。之后他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从理科楼搬回到科学馆，杨先生形容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圆。那段时间，他特别喜欢读20世纪英国大诗人T.S. Eliot的一首诗，并亲自译成中文，其中的两句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们将不停地寻索，而我们寻索的终结，将会达到了我们的始点，从而第一次了解此地方。”
我于2000年1月调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任教授，之后在清华物理系任教至今，有幸与杨先生有很多的个人接触。据我观察，画了一个圆以后的杨先生，终点成为新的起点，心态反而变得更年轻了。60寿辰时，杨先生第一次感到“生命是有限的”“好像这种想法在我60岁以前从来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1999年5月，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的晚宴上，他想起了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用朱自清的“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激励自己[1]。
然而，2003年正式回到清华后，他写了一首《归根》的诗，里面的两句“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表明，归根后的杨先生要开始新的事业。2013年杨先生出版了一本新书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ies，在评注里，他将苏东坡的词句改编为“谁道人生无再少，天赐耄耋第二春”[2]。显然，2003年回归是个转折点，回归后，杨先生开始了新事业，也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所熟悉的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3]，文中我对每位大师都用一个词来形容。对杨先生，我思考再三，用了“率真”二字。杨先生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我为什么用“率真”二字来形容他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坦率和真诚，他在文章《父亲与我》里写道，“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指杨振宁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杨振宁和他父亲一直父子情深，杨武之从未对杨振宁加入美国籍说过什么，更没有写过什么，这句话只是杨振宁自己内心的感觉。我以为只有率真、坦诚的人才会把对自己形象有损且不为人知的内心独白揭示出来。
另一方面，率真又指一个人童心未泯，直言不讳，多年的接触，我确实感到，杨先生的心理年龄低于他的生理年龄，更远低于他的档案年龄，他确实具有一颗“童心”。
杨振宁2003年归根，绝不是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所想象的，是回来“养老”和“享福”。“80后”的杨先生开始新的事业和新的寻索，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从80岁至95岁的15年间，他所做的事情远比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做的要多，更重要。
杨先生回归后的新贡献，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作为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领导人所起的引领作用；二，作为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研究领域所做的具体科学研究；三，作为教育家在培养中国年青一代杰出人才方面所做的贡献；四，作为科学史研究者，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五，其他方面的贡献。
鉴于许多人并不清楚个中详情，今天借庆贺杨先生95华诞之际，我就杨振宁在这五个方面的具体贡献铺展开来，让更多人了解回归后的杨振宁。
图2 2017年9月14日，杨振宁先生参观上海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光源提供）
图3 清华大学赠送杨振宁先生的90岁生日礼物
图4 杨振宁先生回国后发表的27篇文章目录
当时无法得到实验验证。50年后，这个修正项随着冷原子物理学的发展而得到了实验证实。杨先生自己重新研究这个问题，用赝势方法将稀薄硬球玻色子多体系统从3维分别推广到2维、4维和5维。
1969年，杨振宁和他的弟弟杨振平将一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问题推进到有限温度。这是历史上首次得到的有相互作用的量子统计模型在有限温度（T>0）下的严格解。基于这个模型的结果也在冷原子系统中得到实验实现和验证，回归后，杨先生将其扩展到一维费米子系统，具有多个分量的粒子系统，推广到各种形式的束缚势，如一维谐波限制（harmonic trap）或其他限制（trap），排斥或有吸引力的δ函数势的作用，等等。这些推广并不是平庸的，有的具有相当难度，也都与冷原子物理研究紧密结合。
杨先生回到清华后，一共写了13篇纯物理研究文章，这些文章中多篇杨先生是唯一的作者，也有一些文章有合作者，一般是一个合作者，主要是马中骐。还有一些合作者帮杨先生做了一些计算，像香港中文大学的Wei B. B.。这说明这些理论研究文章是杨先生亲自研究和推导的，不像现在很多人，从40、50岁开始做老板，已不在科研一线做研究了。
回归后杨先生曾经向《物理评论快报》（PRL）投过一篇稿件，引起很不愉快的经历。第一位审稿人轻率地认为作者是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名的某位C N Yang，审稿极为马虎，似乎也完全忽视文章所研究系统存在受限势；第二位审稿人的意见是许多人常遇到的、无实质性批评内容的所谓“缺乏广泛兴趣”和“缺少新的物理”，加上编辑“明显傲慢自大和官僚化”的程式化答复，使得杨振宁这位PRL的创始人和多篇重要论文的作者，感到整个拒稿过程“funny and troubling”。
为此，在杨振宁文集Selected Papers II With Commentaries的附注中，杨先生原原本本地附上审稿人意见以及他与PRL编辑的两轮通信，力求改变这一错误的趋向[6]。之后，他的科研文章主要投给中国物理学会所属的《中国物理快报》（CPL）上，以实际行动表达了杨先生的价值观念：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并不等价于发表刊物的影响因子。
作为CPL的主编，我经常可以收到杨先生于晚上11-12点发来的电子邮件，作为一个耄耋之年的科学家，杨先生的干劲与活力实在令人敬佩和惊叹！
图5 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大学给大一学生上课。左图是他在课堂边讲边写教学内容投影到屏幕上；右图是课间学生围着杨先生请教问题
图6 2010年4月10日，杨振宁先生在清华学堂物理班开班仪式上
图8 2011年，杨振宁先生参加清华高等研究院博士毕业典礼
作为一位睿智的物理学家，又是对中美教育都非常熟悉的教育家，杨先生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的优缺点。杨先生很多观点，特别是对如何培养中国一流科学人才的看法，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他对中美教育的长处和短处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大学教育有利于70-85分的学生，而美国大学教育对于90分以上的学生是有好处的。
在一次中美物理教学研讨会上，他说道，“由于深及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关于教育的哲学，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单词‘Educate’系从一个含义为‘养育’、‘抚育’拉丁文单词衍生而来。反观汉语中，‘教育’是两个汉字，‘育’字的含义为‘抚育’，它之前的‘教’字的含义是‘教导’。在中国的教育哲学中，教导和养育至少同等重要。教育一词，中美二者之异，含义非凡。我想这一巨大的差异还没有被教育家、教育者和教授们所充分分析。”
杨先生回清华后发表的27篇SCI论文和2本专著，其中一半以上涉及科学史和物理学史的研究，物理学一些重要概念和理论演变的诠释，以及对物理学大师的评注。
杨振宁先生的科学史和科学大师研究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那就是他所研究和评述的多位物理学大师和数学大师与他差不多时代，或者稍比他年长一点，有过直接交往。特别是本世纪前10年恰逢多位物理学大师的百岁诞辰，杨先生与他们都有比较多的个人交往或直接接触，他也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做邀请报告，撰写了一些文章。
另外一个特点是，一般研究科学史的人都不在第一线做科研，或者是曾经研究过物理的小字辈，他们往往站在仰慕这些大师的角度来研究科学史，因而常常有些失真。而杨先生与他们是同辈，本人又是一位主导20世纪下半叶物理学领域的大师，所持的是平视的角度，甚至有些时候是俯视。
实事求是地讲，杨先生的学术成就一点不亚于他所研究的大师们，比其中一些人更有甚之，因此，他往往站在更高处看这些大师，独具匠心，极其精彩和珍贵。除此之外，杨振宁先生率真的个性，open的思维，令人惊叹的记忆力和条理清晰的、详细的个人档案资料，使得他对物理学史和科学史的研究也更加可贵。这些特点使得杨振宁的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的研究文章，格外珍贵，我以为当今世界已几乎无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
杨先生在科学史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些成果，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杨振宁先生曾经概括20世纪理论物理学史的三大主旋律：量子化、对称性和相位因子，这是非常深刻的。
在世界物理年（2005年）纪念爱因斯坦的时候，杨先生把爱因斯坦的成功归结为他的眼光和机遇。杨先生认为，区别于洛仑兹和彭加勒，爱因斯坦的自由眼光（free perception，即远距离眼光和近距离探视结合）导致了狭义相对论；他又认为，是爱因斯坦首先运用了近代理论物理的基础——对称支配相互作用的原则，用广义坐标不变性，加上等价原理，创造出了广义相对论。
杨先生特别欣赏爱因斯坦的孤持（apartness）、追求和深邃的眼光，认为其改变了基础物理的发展进程。杨先生对爱因斯坦在理论物理领域深远影响的这些评价，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杨先生还在《麦克斯韦方程和规范理论的观念起源》这篇文章[8]中从麦克斯韦三篇原始文章开始研究这段历史，仔细研究规范自由度（gauge freedom）怎样产生，又如何演化成为一个支撑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对称原理。
在研究科学大师时，杨振宁发现，成功的欧美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非常咄咄逼人（aggressive），行事奉行one-upmanship（渴望取胜，为胜利甚至有时可以不择手段），如奥本海默、泰勒、费曼等；而他本人则更喜欢费米、周光召、米尔斯（R. E. Mills）这类具有君子风度的物理学家。
杨先生提出：欧美科学取得的很大成就是否与大多数欧美科学家这种咄咄逼人的个性有联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称之为“杨振宁猜想”。如果跟中国的教育联系起来，到底儒家文化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起正面的，反面的，还是正反面影响都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杨先生认为自己受到了浓厚的儒家传统的影响。他12岁那年的暑假，在科学馆里，他父亲请来清华历史系一位高材生丁则良带他学了一个暑假的《孟子》，尽管四书五经中杨先生只认真学了《孟子》，然而他认为儒家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很深。2015年在纪念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60周年时，杨先生回顾了1960年代初他和费曼等人关于物理学发展前景的争论，他认为现在来看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之所以正确的原因在于，他受到“吾日三省吾身”儒家文化的影响。
凝聚态物理学家，1948年1月生于上海，籍贯江苏宜兴。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81年获该校硕士学位。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
与黄昆先生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理论，被国际学术界称作“黄－朱模型”，带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关于半导体量子阱中激子旋量态理论和半导体超晶格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现从事凝聚态物理理论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受限小量子系统物理和半导体超快光学过程理论。 1993年、2004年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来源：中国科学院学部网）
赛先生
Go to "Discover" > "Top Stories" > "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