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誓言以后，随即发布了一条总统令：《改用阳历令》，把1912年1月1日定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从此中国开始采用世界通行的格里高利历，同时使用农历，农历就是由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编订的，在清朝颁行的《时宪历》。 在汤若望以前，中国虽然有一套自己的阴阳合历，但每隔几十年就要修改一次，否则就与天不合。所谓与天不合，就是十五的月亮不圆，午时的太阳不在天顶。德国人汤若望在明崇祯年间来中国传教，他精通天文、地理、数学、医学。他根据西方科学理论，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做了大量修订，引入了第谷的天文学系统等成果，使得中国的传统农历更加精准。需要说明的是，今天我们使用的农历，已经采用了天体力学方法推出的历表，这比汤若望时代要更加精准。 正值农历新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
现代科学大约在476年前诞生于西方，说具体点儿就是：现代科学是1543年在波兰佛伦堡的哥白尼塔上诞生的。现代科学诞生以后370多年的1914年，九位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的留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中国有历史以来第一个科学组织“科学社”，科学社出版的《科学》月刊开始向中国人介绍现代科学。5年以后的1919年，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先生以“赛先生”的名义把科学正式请进了中国。无论是科学社还是陈独秀，赛先生来中国到今天不过100来年。中国人真的这么晚才认识赛先生吗？其实不是，当哥白尼老爷爷刚刚敲响现代科学的晨钟没多久，科学之光还没有完全照亮欧洲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赛先生带进了中国。第一个把赛先生带进中国的应该是1583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带来赛先生的时候，《天体运行论》刚发表40多年。此后的几十年、上百年又陆续来了很多传教士，除了意大利的，还有德国的、法国的、美国的等等，而且几乎每一位传教士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带来了赛先生。今天要讲的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来自德国的汤若望老爷爷。我们怀念和纪念汤若望老爷爷，不光因为他为中国带来了赛先生，还因为他是为在中国传播科学而死的！怎么回事儿呢？
（图源：wikipedia）
中国人很好强，一般不太愿意认错，但有一件事所有中国人都承认，那就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在科学上落后的国家。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汤若望的故事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下面我们来讲汤若望的故事。1619年7月15日，一个27岁的德国小伙子踏上了中国澳门的土地，他的名字叫约翰·亚当·沙尔·冯·拜耳（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就是为中国带来了赛先生的著名传教士汤若望老爷爷。
亚当·沙尔1592年出身于德国科隆一个名门望族沙尔·冯·拜耳之家。他19岁加入基督教耶稣会，1613年进入罗马学院读书。罗马学院是耶稣会开创者罗耀拉开办的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学院”，这所神学院的学生除了要学习神学，还要学习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所谓神学包括文、史、哲，其他课程就是数、理、化还有工科，这个罗马学院玩的就是所谓文理通才教育，出来的学生全部文理通吃。这也是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都会给中国带来赛先生、带来科学的原因。汤若望在罗马学院学习四年，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步——成为一个虔诚、谦卑、体魄强健、具有广博知识的耶稣会修士。汤若望怎么会想起到中国来呢？这是因为他在罗马学院读书期间，看到了耶稣会前辈沙勿略和利玛窦等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他深受感动，并从此下决心，要亲自到东方那个神秘国度去播撒他心中无限崇敬的福音。1618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和其他22名耶稣会教士一起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开始了他们前往中国的航程。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抵达澳门。但是到澳门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时进入不了中国，于是他开始学习中文。之后不久，澳门发生了一件事情传遍了当时的中国。啥事儿呢？1622年6月14日拂晓，由十几艘装备精良的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一夜之间把澳门包围起来。早晨突然炮声轰鸣，荷兰军队开始进攻澳门。荷兰人怎么千里迢迢跑到澳门来呢？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6世纪达伽马打通从欧洲通往中国的航路以后，就开始有葡萄牙的商船来到中国、日本和南亚各国。但当时明朝实行海禁，不允许外国人随便从海上进入中国。有葡萄牙使者就带着礼物（海禁好像不阻止送礼的）来与中国朝廷商议，是否可以开辟一个小地方让葡萄牙商船停靠。1553年明朝允许葡萄牙商船停靠在澳门，并可以居住。于是澳门成为中国第一个开放城市，慢慢的澳门出现了葡萄牙大兵，明朝军队都不见了。而16世纪末北欧的荷兰逐渐崛起，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从此荷兰人沿着葡萄牙人开辟的，从欧洲通往亚洲的航线向亚洲扩张。荷兰人也几次带着礼物来磕中国的大门，要求也给他们开辟一个地方停靠商船。可明朝一直没搭理荷兰人的要求。于是荷兰人不高兴了：不搭理我？我就偷袭澳门，把澳门占为己有。荷兰人突如其来的进攻也确实把毫无防备的葡萄牙军人打蒙了，荷兰军队迅速登陆，一群一群扛着滑膛枪的荷兰军人抢滩登陆。登陆以后得意洋洋的荷兰军人在岸边集结准备向澳门市内进发时，突然一颗炮弹从天而降，炮弹正好落在登陆以后军队聚集地的火药桶和装着榴散弹的筐中间，顿时发生连环爆炸，荷兰军人被炸的血肉横飞，二百多人瞬间丧命，血染伶仃洋。荷兰指挥官见状马上命令哥们儿——撤！荷兰人跑了。荷兰人偷袭澳门不成，却在返航的路上顺便强占了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些故事咱们不表）。这颗神奇的炮弹是从哪儿来的？原来，它来自一个叫布鲁诺的神父。在荷兰军队进攻时，布鲁诺非常镇定，马上跑到澳门一个要塞，亲自用要塞上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大炮——红夷大炮向荷兰舰队方向炮击。因为没有经验，他一共打了三炮，前两炮都打偏了，不过第三炮成功！这件事马上传遍中国，据说广东政府给澳门驻军送了五十一份厚礼，以示祝贺并承认他们的存在。从此大家也都知道澳门有一种超级武器——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图源：网络）
此时的中国，明朝与后来的清朝正做着最后的较量，清朝的铁骑在东北横扫明朝军队。明军的将军知道了澳门有红夷大炮的事儿以后，就请求朝廷去澳门购买红夷大炮对付清军。于是在1623年初，学识渊博的汤若望以红夷大炮炮兵教导员的身份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城。据说明朝政府当时购买了几十门红夷大炮，明朝军队用这些大炮又和清军对抗了一段时间。汤若望来到北京以后没有去当炮兵教官，而是来到利玛窦建立的，现在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的前身，一所小经堂做见习生，并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传教，同时传播赛先生、传播科学思想的一生。他怎么有这么大本事，又传教，又传播科学思想呢？经过罗马学院学习了四年的汤若望那可是博学多才，不但博学多才还文理兼通。
汤若望最擅长的应该是天文学，他喜欢仰望星空，看星星。而玩天文需要数学，所以汤若望不但是一位天文学家，还是个数学家。他来中国时，随身带了很多天文和数学相关的书籍。在北京见习期间，当他知道中国人很在意日月食的问题时，他就用自己懂得的西方计算方法计算月食发生的时间。这期间，他成功地预测了一次月食。这件事引起很多中国官员的注意。他还在皈依基督教的明朝钦天监李祖白的协助下，根据伽利略1610年发表的《星空信使》一书，用中文写了介绍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远镜说》。
伽利略1610年发表的《星空信使》一书（图源：HISTORY OF SCIENCE COLLECTIONS, UNIV. OF OKLAHOMA LIBRARIES）
汤若望的《远镜说》（图源：wikipedia）
汤若望《远镜说》（图源：网络）
1627年，汤若望被耶稣会派往西安，接替年老的传教士金尼阁在西安开始传教。在西安传教期间，汤若望在西安城里建立了一所小教堂——崇一堂。这所教堂后来屡次被毁，1991年得以重建，现为西安天主教北堂。
西安天主教堂（图源：网络）
1631年汤若望得到礼部尚书徐光启的举荐（徐光启是和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的明朝著名学者），回到北京任钦天监，帮助中国的观象台制造天文仪器。期间他还翻译了一本德国矿冶学家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德文巨著《论矿冶》（De re Metallica），中文书名为《坤舆格致》。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就是他协助徐光启主持历法修改工作。历法其实就是日历。根据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中国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制定了很完整，但还很简单的历法，为此老先生花了十年时间写了一部《殷历谱》。那为啥要修改历法呢？说来话长。明朝使用的日历叫《大统历》，这部历法是由元朝的郭守敬根据阿拉伯《回回历》计算制订的《授时历》演变而来的。中国的历法属于阴阳历，现在叫农历。农历不但要计算太阳一回归年的时间，还要计算月亮盈亏的周期。啥叫太阳回归年和月亮的盈亏周期呢？我们都知道农历最大的特点是每个月的十五，无论这个月多少天，是三十天也好，二十九天也好，每个月到了十五那天，月亮一定是最圆的，而且十五那天的子时（也就是午夜12点）月亮一定在天顶。月亮哪天圆，而且运行到天顶要计算月亮的盈亏，计算子时就不是月亮的事儿了，属于太阳公公的事儿。又要考虑太阳，又要考虑月亮，这么多变量的日历怎么能算准呢？那肯定得用数学。啥数学呢？我们知道太阳月亮运行是圆周运动，是在天上划了一个大圆圈，计算圆形每天走多少距离，也就是计算弧长和圆心角的角度，得用球面三角。希腊在公元1世纪由天文学家门纳劳斯发明了球面三角。中国古代一直到元朝以前没有球面三角知识，咋办呢？没有球面三角只能用平面几何的勾股定理来算。勾股定理中国人发明的比较早，最早记载这个计算方法的是《周髀算经》（大概成书于秦汉时期）：商高曰：数之法出于方圆，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
这里的文言文看不太懂，大概的意思是，所有的数都来自方和圆，圆又来自方，方又有矩形，也就是长方形。矩形是可以用乘法口诀计算的；如果把长方形对折，那么勾就是三，股就是四，隅（弦）是五。勾三、股四、弦五就是中国式勾股定理的一个解。后面几句的解读学者们一直有争议，也的确很难读懂，意思很模糊，且不去管他。用勾股定理计算日月运行的圆形得到的结果是近似值，是有误差的，所以中国的日历经过一段时间就要修改一次。中国修改过多少次历法呢？在网上可以搜到中国历代从殷商到元朝两千年左右的时间，历法大概修改了几十次。郭守敬计算《授时历》时，据说已经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了球面三角，《授时历》在当时是中国历史上最准的历法，但阿拉伯人的球面三角还不是现代的球面三角，误差还是比较大。所以从1281年《授时历》开始使用到汤若望的时代（1630年）350多年的时间，据说那时十五的月亮已经不圆，十五那天夜里12点月亮也不在天顶，不知跑哪儿躲着去了。更重要的是，日食月食算不准了。日月食自古以来是认定“天人合一”理论的中国帝王最重视的天文现象，他们认为天上发生日月食是不祥之兆，发生日月食不是天下大乱就是要改朝换代。所以皇帝特别害怕发生日月食，他们要天文官，也就是钦天监日夜守望着天空，一旦发生日月食要马上禀报，如果发生日月食没禀报，钦天监的小命就没了。“（元朝《授时历》）分秒的误差积累到了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已经显而易见，体现在日月食的预测往往不准。利玛窦到北京进奉西历后，更凸显旧有历法的缺欠。”[2]利玛窦到北京进奉的西历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公历——格里高利历。但格里高利历是阳历，中国是阴阳历，在这种情况下礼部尚书徐光启向崇祯皇帝提议修改历法，“崇祯初年，在徐光启的极力主张下，崇祯帝也倾向于修改历法。可是，守旧的也大有人在——有的纯属是思想顽固，有的则是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忌贤害能就更加等而下之。”[2]从1631年开始汤若望参与由徐光启发起的修改历法，编修新历法《崇祯历书》的工作。《崇祯历书》共一百三十七卷，其中由汤若望完成的大概有《历法西传》一卷，《交食历指》七卷，《交食历表》七卷，《交食表用法》《交食蒙求》一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恒星出没表》二卷，《周天列宿图》一卷，《恒星经纬说》一卷。[3]在编写历书的时候，汤若望对中国人在历书（黄历）中宣扬迷信的民间习俗还给予科学的解释。他写了一本《民历铺注解惑》，详细地剖析了各种迷信思想的谬误。基督教虽然相信神创论，但是中国人对婚、丧、嫁、娶、出门、探亲、访友、沐浴、剃头、夫妻同床都要选择所谓吉日，看黄历这种迷信习俗，也是被基督教徒唾弃的。所以这位不迷信的基督教徒在他的《民历铺注解惑》里为中国老百姓传播了很多科普知识。在编写历书的同时，他还和徐光启一起编写了新的数学书籍，其中便包括当时中国人还不懂的球面三角。中国古代的数学注重计算，像中国最著名的数学著作《九章算术》，里面都是关于一个单独问题的解，比如“今有田广十五步，从十六步。问：为田几何？答曰：一亩。”而古希腊从欧几里得开始就开始发现数学问题是有通解的，也就是通用的公式。欧几里得（公元前4-3世纪）研究的是平面几何各种通解，后来的阿波罗尼斯（公元前3-2世纪）有创造了圆锥曲线和双曲线的通解，到公元1世纪门纳劳斯又写了一本《球面学》发现了球面三角。而发现圆锥曲线和球面三角的阿波罗尼斯和门纳劳斯同时都是天文学家，他们的发现都来自天文观测。在修改历法的过程中，汤若望发现中国人的数学思维还很不够，于是他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写了：《新历法引》一卷，《新法表异》二卷，《新法晓式》（三角函数）二卷，《割圆八线表》（正弦、余弦关系式、倍角公式和半角公式、和差化积公式、正弦定理、正切定理）六卷，《割圆八线表附代勾股开方法》一卷等，为中国人普及数学知识。非常器重汤若望的徐光启老先生，于1633年11月8日在汤若望的陪伴下在北京平静地去世。1643年8月崇祯皇帝刚要实行新历《崇祯历书》，第二年4月25日李自成进入紫禁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明朝结束了。
不过由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编修的新历《崇祯历书》并没有因为明朝的结束而被废。在清朝建立初期，汤若望把《崇祯历书》做了一些修改，将《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给清朝政府，清朝政府又把《西洋新法历书》改名为《时宪历》，于公元1645年颁行。这部《时宪历》就是一种使用到今天的中国的阴阳历——农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仪式上发表誓言以后，随即发布了一条总统令：《改用阳历令》，把1912年1月1日定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从此中国开始采用世界通行的格里高利历，同时使用农历，农历就是由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编订的，在清朝颁行的《时宪历》。当时的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先生，在编写新式日历时，把过去黄历的内容全部改为科普知识，汤若望当年写《民历铺注解惑》的愿望在民国时代得以实行。这部历法不再需要几百年修改一次，用上万年也无需修改了，据说再用五百万年也不用担心农历每个月十五月亮不在天顶看着大家了。
1644年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不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从大明王朝改朝换代来到大清王朝。经历如此天翻地覆变化的汤若望如何了呢？汤若望对于清朝人来说应该是个罪人，为啥呢？他来中国不是坐着对付清军的超级武器——红夷大炮的炮车来的吗？而且在明朝即将覆灭之前的1636年，他突然接到崇祯皇帝的命令，命令他为明朝军队铸造大炮。皇帝的命令不敢违抗，但是汤若望做炮兵指导员没问题，让他铸造大炮，这事儿一是从来没干过，另外也毫无经验，铸造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虽然很不情愿却不得不接旨。令人佩服的是，所有难题都没难倒这个从罗马学院毕业的耶稣会士。还记得前面说的，汤若望是在罗马学院读了四年书的人吗？不得不佩服罗马学院的通才教育，心灵手巧的汤若望被迫接旨以后不久，真的铸造出20门可以发射40磅炮弹的火炮。不仅如此，他还设计出一种只需要两个人，一匹马就可以拖运的轻型火炮。在造大炮的过程中，汤若望还写了《火攻挚要》和《火攻秘要》，这两本书全面介绍了西方火器的历史、现状和西方火器的优点，制造火器和火药的方法等等。 在改朝换代的纷乱日子里，大家都劝汤若望赶快离开北京，去澳门暂避。但是汤若望没有走。在最动乱的那几天，汤若望就在当年利玛窦建立的宣武门教堂——南堂静观其变。利玛窦建立时的南堂只是一个小经堂，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在清军进京时，南堂已经是拥有一个天主堂、一个圣母堂、图书馆以及一个小型天文台的颇具规模的教堂。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在北京才做了一天皇帝，清军就打了进来，李自成只好仓皇逃走。逃跑前李自成命令军队一把火把北京城几乎烧没了，可宣武门这所教堂却奇迹般毫发无损。清朝建立，顺治皇帝从奉天来到北京，当时他只有6岁，朝政都由摄政王多尔衮管理。在局势稳定下来以后，大批的满族人涌入北京，满人的住房成了大问题。“北京人只有非常短暂的喘息机会。在满人的政权日趋稳固之时，他们便施行界限分明的居住区划分。一天早晨，所有汉族人在三天之内要从北城搬到南城。执政者要把紫禁城附近的北城变成纯粹满人的居住区。这样一条法令也威胁到耶稣会士的寓所，因为他们就住在北城的西南角。”[4]当时宣武门南堂只留守着汤若望一个洋人，教堂里有几千册书籍、笨重的天文仪器和各种教堂里使用的物品，汤若望哪里能搬走，于是他硬着头皮请求前来的官员对他的情况给与考虑。“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个子矮小、有些乡气的新贵却倾听了他的意见，并对他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汉族人要放弃他们的屋舍，而他作为洋人可以留居原地。对他所提出的要求只是：他要穿满人的衣服，并按照满人的风俗剃光前额，在后面留个辫子。”[4]上面两段话引自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和阿坦德拉·克斯特尔著2000年出版的《在上苍的阴影下》（Im Schatten des Himmels）。这本书里还有一段叙述很有趣，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的小格格一病不起，命悬一线……”
“大人，我们的主子病入膏肓，只有您大慈大悲，能救她一命……”“救救她吧，一旦她一命归阴，我们也活不成，这是规矩。”三个婢女虔诚地跪在这位耶稣会士面前。“快起来，”亚当喝令她们站起身来，“快不要哭哭啼啼地哀求了！”她们被这位备受尊敬的大人的呵斥吓呆了，一下子站起身来，将开衩很高的旗袍拉平整。她们手持浸满泪水的汗巾，呆呆地看着这位美髯飘飘的西洋男子。“你们三个人一起说，我们怎么能听明白。现在请你们中一个人说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五十四岁的神甫亚当双臂交叉，端坐在圈椅上，仔细打量着这三个已经陷入绝望的宫女。 其中一个宫女羞答答地迈步上前，眼睛看着下面，抽噎着说着满文：“我们的主子是小格格博尔齐吉特，她是新皇帝母亲的侄女，是皇太后兄长吴克善的女儿。她年纪轻轻就要一命归阴了……”“等等，说慢一点，你们的语言我还在学习阶段。”亚当打断了她。“请听好了。我们的小格格博尔齐吉特，她是新皇帝母亲的侄女，是皇太后兄长吴克善的女儿，她眼看就要死了。”婢女大声重复了一遍。“带是带来了，神甫大人，可他们缺少从我们森林和草原采来的草药。占卜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喇嘛看样子也没有想出什么好法子来治疗小格格这种病，众人都感到束手无策。我们都相信您，太监乃斯托尔和艾尔西巴特经常说起您，于是皇太后就差我们来向您求助。”“竟然是这样，从何时起我成了妙手回春的大夫？我本人并非医生啊。”“大家说您为人谦虚，能够妙手回春，您会创造奇迹。”亚当叹了口气，他知道，他无法打消教区里的人对他的这种信赖。他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原来如此！你们钦天监的监正也会算啊？”他高声说到，心中有些轻松感。 “不过您是基督徒，是耶稣的兄弟，耶稣是救世主。您自己不是说过吗，他是通过你们这些神甫显灵的，很多人也这样说。大家还说，李自成的人放火时，您用一个小魔盘使你们的房舍免于火灾。”另外一个宫女悄声说，并抬起编了许多发辫的头，微笑着，眼睛里闪现出恳求的光。 “你的话上帝听到了，孩子。”亚当站起身子，来回踱步。紫禁城中新的皇族对于耶稣和其孤独的另类伙伴很感兴趣。最近一段时间，宫里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来听他讲道。他不想让他们失望。“就是它！”他伸手掏了掏口袋，“这东西贴近她的肉体，会治好她的心病。”他掏出的是圣牌，李自成的军队占领北京期间，他一直带着身边，“首要的是，让我们为那些生病的人、健康的人和体弱的人祈祷，免去他们的罪孽。以后我还要单独为你们的格格祈祷，愿她早日恢复健康。”他考虑了一会，将圣牌递给了三位婢女中最为镇静的一个，“这是一件神圣之物，挂在格格的项间，让她想想对下属和老人有什么过失和不周之处。”“要是格格康复，也愿服侍她的宫女长寿。”他轻声对其中一个人说，其他两人出于感激而哭了起来。“大人，谢谢您。”三个女子向汤若望深深鞠了一躬，其中一个小心翼翼地将圣牌装进旗袍的口袋里。她们突然加快了脚步，穿着及膝皮靴噔噔地跑出去，纵身上马，向着紫禁城策马而行。在三个宫女来后的第三天，有人敲门，亚当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潘（潘是南堂请来的一位仆人）递来一包东西。他掂了掂，颇有些分量。这包东西没有封口，而是用针线缝起来的，只能用剪刀拆开。亚当把黄段子包裹打开，闪闪发光的银锭呈现在面前。亚当用右手掂了掂每锭银的分量，“我现在自己也开始相信圣牌的魔力了。我们终于可以再从澳门订一些书来了。” 除了银两而外，还有一封信。娟秀的字体映入他眯起来的眼帘……。财富再多也敌不过平安欢快的生命。我们的礼物微不足道，与您回天有术的救命之恩相比不过是干涸的河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请您接受我们不足挂齿的感激之情——对圣牌之神奇治愈病家的感激之情……。[2]大家读了这个故事心情可能比较复杂的，为啥复杂呢？一方面，在多尔衮摄政的时代（1644年），象征科学医学诞生的维萨里的解剖学巨著《人体的构造》已经出版100年（1543年），哈维《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循环的解刨学研究》一书，也已经出版十几年（1628年），中国医学却还处在占卜时代。另一方面，从这个故事三个宫女和亚当的对话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种已经被我们忘记很久的，久违的中国人的优美品格。如前所述，汤若望把《西洋新法历书》交给多尔衮以后，得到了多尔衮的信任，“对于汤若望的自动上门是求之不得的。再说，明朝的历法不准，也是失去天下的一个原因——多尔衮就这么认为，现在大清国定鼎之初，天运开新，正需要新历，这方面的专家打着灯笼都难找啊！”[2]汤若望进献《西洋新法历书》时，还一起进献了三件天文仪器：浑天星球仪、日晷、望远镜。另外汤若望还进献了一份图表，其中有汤若望预测的当年八月初一的日食和第二年正月的月食。多尔衮虽然很赞成使用新历，但是守旧势力的力量更大。怀着旧思想的钦天监们，还有玩占卜、玩天算的，喇嘛们对改新历是绝对反对，坚决不赞成的。于是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一的日食，就成了新旧两派势力的擂台。当然结果肯定是属于创新思想的。钦天监算出来的日食时间晚了好几个小时。“摄政王也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道理，于是清廷决定采用汤神父编订的新历，命名为《时宪历》。接着，又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即钦天监的总负责人……关于他任监正及修订历书一事，在耶稣会中也引起两种相反意见和争论，有些人坚决反对他出任中国政府的官员。最后耶稣会中国教区首领奥里瓦（Oliva）于1664年征得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同意后，准许他担任该职。”[2]古代中国钦天监是一个机构，相当于现在说的国家天文台，明朝时汤若望在钦天监协助徐光启修改历法，并未被授予具体的官职。而这次，清朝授予他钦天监监正，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天文台台长一职，所以罗马教廷觉得不合适。汤若望的谦虚、善良打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甚至打动了皇太后孝庄皇后。怎么回事呢？大清王朝其实在进入北京以前的1636年就在奉天（沈阳）宣告建立，第一任皇帝是皇太极。皇太极1643年去世，第二任皇帝顺治1644年即位，不久便来到北京。顺治即位时6岁，虽然岁数小，但皇后的人选是个重要问题。顺治的麻麻，皇太极的夫人孝庄皇后为自己的儿皇帝选中了她哥哥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人选。前面故事中那位“一病不起，命悬一线”的小格格，就是这个预选小皇后博尔济吉特。汤若望听了三个宫女的描述认为小皇后可能就是重感冒，于是汤若望为安慰她们让她们带回去一个圣牌。小格格感冒好了，她们都以为是汤若望送的那个魔力圣牌（就是十字架）的魔力。为此孝庄皇后对汤若望非常感激。孝庄皇后又听说汤若望是一个非常nice的谦谦君子，对汤若望更加崇敬有加，据说孝庄皇后认汤若望为义父。汤若望也送给孝庄皇太后一个圣牌，当时不过三十来岁的皇太后就拿圣牌当项链，每天都佩戴在胸前。麻麻喜欢汤若望，肯定也会影响到小皇帝顺治，后来顺治皇帝也和汤若望成为好朋友。他很喜欢汤若望进献的那些天文仪器，汤若望也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给小皇帝讲解这些仪器的来龙去脉。小皇帝和汤若望交往中发现，汤若望在他面前会谈一些黎民百姓的痛苦，还有是否可以给予更多传教的方便，但却从未提出过任何个人的要求。出于个人目的巴结领导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个人居然不巴结我？小皇帝很奇怪，觉得这个人心里肯定有鬼。“他曾多次以探望、咨询为名，突然派人到教堂找汤神父。发现无论是白天、晚上还是深夜，每次都是汤神父亲自来开门，而他总是在忙于读书和写作，不然就是早已入睡。他有时还亲自跑到教堂，趁汤神父不注意，把教堂的各个房间都打开看看，以为会找出藏着的妇女，结果他失望了。顺治帝终于相信了汤神父是虔诚的教徒——尽管他有些不好理解，从而更增加了对他的信服和尊敬。”[2]顺治七年（1650年），皇帝又把宣武门（就在利玛窦所建教堂的旁边）一块土地赐予汤若望。这里建起的教堂就是今天北京宣武门的南堂，教堂的后院建有天文台、仪器室和藏书楼。从前面的故事里可以看到，孝庄皇后和顺治皇帝对汤若望的尊敬和爱戴实际上是对新思想、赛先生的尊重和爱戴。他们和汤若望之间的友谊、交往也是极其正常的，是光明正大的，是清流。但那时的中国，尤其是官场却到处涌动着充满迷信、愚昧和龌龊的浊流，有些人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妒忌和仇恨的眼睛死盯着阳光下的汤若望。清朝颁布使用《时宪历》，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以后，清朝过去使用的回回历就停止使用了，汤若望把钦天监回回科也撤销了。这件事让回回科的官正（相当于科长）吴明炫怀恨在心。中国古代的天文官（宋朝以前叫太史令、宋朝叫司天监、明朝叫钦天监）研究天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科学的天文学，而是出于所谓“天人合一”的思维，给皇帝预测吉凶。就是希望通过对天上太阳、月亮、星星以及彗星等天文现象的观察，发现吉凶的预兆。所以古代的钦天监有两种人，一种就像张衡、祖冲之、一行、郭守敬这样的，他们虽然也是为皇帝预测吉凶，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会去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还有一种啥样子呢？在《利玛窦中国札记》有一段描写当时中国钦天监的故事。利玛窦说：“他们没有什么知识，更没有学术。他们几乎不过是修订黄历上的节气和依照古代算法每日计时而已。如果计算错了，他们就把错误归罪于陨星，这样来掩盖自己的错误。”[5]怎么叫归罪于陨星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呢？陨星就是流星，流星的出现是很突然的，没有任何规律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前面说过，钦天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计算日月食发生的时间，如果算错了，钦天监预测有日食，却没发生，那钦天监的脑袋就没了。可钦天监有办法，如果预测错了，他们就说不是我算错了，而是因为昨晚一颗流星打破了规律，日食的时间被老天爷临时修改了。钦天监 “没有什么知识，更没有学术”，可怜的皇帝也“没有什么知识，更没有学术”，于是“把错误归罪于陨星”成了钦天监们欺骗皇帝，捞取好处的伎俩。 这位吴明炫据说还是很有一些天学知识的，但还是离不开迷信的天学。他极端反对使用新历，坚持用回回历。他坚持的原因并不是出于科学计算的考虑，完全是因为旧思想，而且新历预测吉凶就不能玩“把错误归罪于陨星”的伎俩了。为此吴明炫不断找机会诋毁汤若望的工作。他发奏折告汤若望不让自己上奏星象吉凶，指责汤若望的报告不写“紫气”，荣亲王下葬选的日子风水也不对等等。他还鼓动太监给汤若望造谣，说钦天监根本不灵。有一次吴明炫说他预测水星会在八月二十八出现。水星在中国古代是一颗灾星，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所谓“水逆”。当时小康熙皇帝玄烨正在出水痘，那时候的人迷信出痘的时候最怕见水，如果水星这颗灾星又出现更是不祥之兆。太后听到吴明炫说有水星出现，马上去问汤若望。水星有两个时间会出现，一个叫东大距，会出现在傍晚西边的地平线以上，还有是西大距，凌晨水星出现在东边的地平线以上。水星的运行规律西方人早就算的很准确，所以汤若望很清楚，他说八月二十八不会有水星出现。不过大家还是半信半疑，结果到了八月二十八水星真的没有出现，这样大家才对汤若望更加放心了。而且玄烨的病也大有好转。这下吴明炫弄巧成拙，落得以“诈不以实”的罪名被刑部判绞刑。汤若望为他求情，皇上才免去了他的死罪。可是这小子不但不感谢汤若望，不思图报，反而变本加厉陷害汤若望。更可恨的是，他居然还得逞了。怎么回事呢？ 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玄烨刚刚八岁，大权落入鳌拜手里。鳌拜是个守旧派，与孝庄皇后这个新派肯定不合，鳌拜暗中总是使坏。这时吴明炫的密友，一个叫杨光先的人写了一封《请诛邪教疏》，他告汤若望和所有基督教徒，“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于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他列举汤若望等三大罪状：一，潜谋造反，聚兵于澳门；二，邪说惑众，不合中国忠孝礼法；三，历法谬误，采用西法乃中国耻辱。”他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给皇帝这样的上疏，拿到现在肯定先把自己弄死了，但是在康熙初年不是这样的。杨光先勾结回回历天算家、风水先生、太监、僧人，在北京散发五千多分传单。鳌拜知道此事以后，觉得正好可以借此打压孝庄皇后。得到鳌拜的支持，杨光先的上疏居然交大理院了。而正在这个时刻，七十三岁的汤若望突然中风，半身瘫痪，口不能语。大理院的审理汤若望有口不能辩，其实大理院的人也不想听汤若望的辩解。康熙四年一月十五日宣判，汤若望作为图谋不轨的首犯，被判处绞刑，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各杖一百后，驱逐出境。此时正好遇上各路学者预告日食的时候，于是又一次赛先生与迷信的擂台摆开了。当时有三派，除了汤若望，另有一派是回回历的天算家，他们预告的时间比汤若望的早半小时，还有一派是大统历（大统历是从明朝初年使用的历法）的天算家，他们预告的时间比汤若望的早一刻钟。
“莫理循观象台”（当年打擂台的北京古观象台，莫理循1900年摄，图片扫描自《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
“汤若望病情这时又加重了，时而昏迷，且呼吸有时也觉困难。但仍然来到了观测现场，躺在冷风飕飕中临时搭的一张木板床上。到了回回天算家预告的日食时间，却丝毫不见日食的痕迹。又到了中国天算家预告的时间，还是不见影响。‘汤若望，现在是你推算的时刻了。’监督官的话声未落，太阳顿时开始昏暗，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天狗吞食太阳了。除了杨光先、吴明炫之外，人们全部露出惊异而佩服的神情……。”可事情不是赛先生可以控制的，鳌拜、杨光先、吴明炫要继续落井下石。不过事情也不是鳌拜他们可以控制的。就在公元1665年4月1日，北京通县突发6.5级大地震，突然间地动山摇、房倒屋塌，紫禁城里宫殿塌了好几个，连紫禁城城墙都塌了好几处（怎么6.5级地震就塌那么多房子？因为那时候的房子根本不抗震，3级地震厨房就没了，可见房子抗震不抗震很重要）。鳌拜一看，喔，得罪天神啦！于是赶快大赦天下，把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传教士都释放了，可他还是不放汤若望，因为放了汤若望等于承认他们的失败。最终是在孝庄皇后的怒斥下，才不得已于1665年5月23日释放了汤若望。回到南堂心力交瘁的汤若望身体已经极端虚弱。一年以后的1666年8月15日，汤若望去世，那天恰好是中国的盂兰盆节，是祭奠亲人的节日。
汤若望和利玛窦并排安葬在北京（老多摄）
后面的故事是，1667年康熙亲政，1669年鳌拜被诛，同年康熙为汤若望平反昭雪。杨光先、吴明炫被革职，客死他乡。“三年之后，十五岁的康熙皇帝将新任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召来，把一件用黄段子包封的文书交给他。文书写道：你汤若望，不远万里从极西之地来到中国。你熟谙天文，于是便将管理中国天文的事物托付给你。你留下了不朽之勋业和流芳百世之令名。朕决计恢复你被无理剥夺的通玄教士的名号。”[4]以上就是曾经为中国带来赛先生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悲情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还有更多情节足以让一个玩文学的作家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过老多关心的是历史，不是故事。
回顾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听故事，历史学家也不是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是哪天在哪儿发生的，有什么人参加，都干了啥事儿来一通仔细的考据训诂。回顾历史是为了今天、明天和未来。要想从历史中找到对今天、明天和未来有益的启示，就要问：为什么？对于400年前带来赛先生的汤若望老爷爷，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老多觉得，有三个问题可以问： 第一个可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汤若望老爷爷400年前，也就是从1619年开始带来的赛先生，却在1919年才被新文化运动领袖正式地请进中国呢？中间的300年中国怎么了？第二个可以问的问题是：由于汤神父和徐光启一起修改历法时，发现中国人黄历上的迷信习俗而写《民历铺注解惑》这本书，在400多年以后老爷爷对中国人的期待有所实现吗？那时候中国人还谈不上科学素养，那么400年以后我们大众的科学素养如何呢？第三个可以问的问题是：从汤若望老爷爷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中曾经有的，优美的清流，当然也看到了非常龌龊、腐朽的浊流。400年来我们留下多少清流，丢掉了多少浊流呢？注：本文于2019年8月15日首发于《赛先生》，此次重发稍有修订。[2] 王忠和著 紫禁城里的洋大臣 2010 天津人民出版社[3] 熊月之主编 晚晴新学书目提要 2007 上海古籍出版社[4] [德] 乌利弗兰茨著 在上苍的阴影下 2011 陕西人民出版社[5] 何高济王遵重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1983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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