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韦总“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人道主义的起点在哪里

文丨将爷

大家好，我是老将！很久开头没这样说掏心窝的家常话了，今天要说些感念。

疫情三年，我们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不论是人生长度质量，还是人心人性，很多都被像洪水猛兽一样的病毒，冲毁和腐蚀了。

至少有两年了，我在公号上持续在喊——个体不要过多陷入虚妄争议，抓紧一切时间精力争取生活储备。

说白了，我就是想大家的人生能稳定些，收入能更多些，抗风险能力更强些，把小日子过得多点小确幸。

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白天拼命地融入社会工作，夜晚不喝酒不打麻将拒绝任何社交，除了读书就是写作。惟一的遗憾，就是健身不够了。

去年，我写过大量文章批评“躺平派”，强调越是生活艰难，越要积极生活。在知识星球上，我还专门介绍了一些拼命三郎，比如那个带货直播的刘媛媛。

写这个公号，我收到最熨帖的留言，就是不时会有朋友来这样告诉我：

老将老将，我那个店铺终于实现盈亏平衡啦：老将老将，我儿子按你说的赛道，终于考进那所985啦。

各位呀，时艰真的太难了，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力不从心了。

而且，有些生活的难，还真不是有权有钱有文化就能解决的。

每个人，现在都有自己的囚徒困境。

最近，经常听到一些心疼的消息。前两天，一个给我打赏多次，还购买了我知识星球的朋友这样说：

每次遇上这样的事，我都有种锥心疼痛，也从不愿在公号上说。一说这种事，我就眼框潮湿，内心遭不住。

老将何德何能？人格志何以配得上这样的朋友？我一次次在内心叩问自己。

这个朋友，经营很困难了，衣积压着卖不出。但，他还是信任我，想让我通过陈行甲等朋友，把衣服送给真正需要的人。

后来，他给我拍了照片，那衣服看上去真的很好。

今晚，我与甲哥聊天时，说到这事，他表示妥善安排好他的爱心：

真正的文字，不是一张假面。写作让我明白：不自由毋宁死，不良善毋若猪，不正义下地狱。

最慢是交心。每次和大家拉家常掏心窝，我都写写停停，一会儿跑到阳台，点一支烟，透过火星看暗夜中沉沉睡着的远山。

那一刻，我必做的选择，就用默诵我少年时常念的经文，为人格志里所有善良和正义的朋友祈福——愿大家都有好日子！

今天，有个加我微信的新友这样评价我文章：

“很犀利”“很治愈”，这评价让我很安慰。

犀利是因为必须批判那些脏恶的东西，治愈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真的受伤了。

今天很多朋友都希望接续昨天文章，能继续写篇犀利猛文，他们甚至连题材都给我找好了：

这件事在朋友圈和微博上疯转，说的是一位证券行业的老总，在封控期间因病去世。

我给朋友说，不敢写。

原因是有图片未必有真相，虽然转发汹涌，虽然仍未有相关辟谣，但我还是不能将观点跑在事实之前。

网上各种难听的评价太多了，我不怕被骂圣母婊，此时，我真不建议各位传播诸如“活的可耻，死的窝囊 ”“求仁得仁、亦复何怨”之类观点。

有人或许说，老将你这不是又“双标”了，昨天你不是还怼六六和郎咸平那么狠吗？

不要忘了，我昨天文章有个前提假设——同情六六和郎咸平的母亲，但批评六六和郎咸平有违天道人心的恶行。

因为他们若不反省，就会活跳跳地在人间继续作恶。

假如这位网传的韦总真的因疫情难治而亡，不管这样的死者“为大”还是“为小”，从写作伦理的角度，我也难以对死者说恶语。

说句难听的，举个不适当的例子，最多像王振华蔡莉这种人死了，我在内心会有点窃喜，但，也还是断然不会去敲锣打鼓庆祝的。

道德是律己的。写作是一件特别需要克制与自律的事。

不论是事实真相还是伦理道德，我们都必须有敬畏之心。

所以，尽管我并不认同这位韦总观点。但是，涉及生死，我还是希望这只是个传言。

更重要的是，我内心真的接受不了上海再发生这种事了。

那么，这位韦总说的“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为何又会激怒无数人呢？

因为无数人都活得太难了！

关于“清零”还是“共存”，我在那篇《“清零”还是“躺平”，有时承认无知比着急表态更加理性》讲得很清楚了，今天不再重复。

离开具体情境来争论这个话题，没有任何意义。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有得选择，也没有人会愿意做“共存派”。谁不知道命最贵？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争议，说到底，也还是不同群体在根据自身利益需来表达观点。

像我这种卖字为生的，关在屋里对生计影响真不大，甚至还会有些利好。

如果只站在利己立场，我肯定是绝对的“清零派”。但，我从来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的大哥在农村，平时他开大货车跑长途。本来，这个行业就特别卷，养车养路养人加罚款，不靠超载和快跑，根本活不下来。

大家也都知道了，最近大货车因防疫困在高速上，有的都堵了十多天，很多司机过着饥寒交迫的人生。我大哥说，他最希望的就是“共存”，不然日子就太难了。

看看，亲兄弟俩如果只站在自身利益，自说自话，彼此也意见不同吧。我们能因此做仇人吗？

对不同人来说，在不同阶段，选择清零或共存，面对的困难与成本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大疫之年，在大灾之前，比起说什么狗屁不通的“国本之争”，比起以莫须有的国际比拼思维设立假想敌，多些民本思想，多些民生情怀，更有意义。

没有保护好弱势群体这个前提，清零清的也只是新冠一种病。而这世上要命的病，还有千万种。

现在，上海抗疫就是在打仗，只有保障好民生，这个仗最终才能打赢。

那个韦总在想象让漂亮国目瞪口呆这个美好愿景的时候，真的有测算过次生灾难将会透支多少底层人生和个体生命的代价吗？

空泛地说一句“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这种论断，太轻佻了，有踩踏民生之嫌。

民生，那就是人民要生活呀。

这恐怕就是韦总作为精英，就算是病死，也未能招来同情的深度原因吧。

有些逻辑问题，理解起来是困难的。那么，最后，我就再讲一个故事吧。

刘瑜在那本《送你一颗子弹》，提到过一部绑匪电影Sendabullet。

这个电影说的是，在委内瑞拉，有个商人在大街上被抢后，而抢劫犯公然在几米外慢悠悠数钱。

商人很纳闷，这种环境，谁来投资，没有投资发展，失去就业机会的人们，生活不就更糟糕吗？

绑匪不接受这个观点。他的逻辑是，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也是送给穷人看病的。

即便绑匪说的是真的。其实，他间接伤害的穷人，都远比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

原因很简单，绑匪只会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不懂得看不见的收益。

这种绑匪，也就是既蠢又坏。

对此，刘瑜在那篇文章中这样评论：

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久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文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

在影片结尾，记者问绑匪：你绑架那些人，割掉他们的耳朵，事后会想起这件事这个人吗？

绑匪的回答是“不想”。

刘瑜这样感叹：

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理“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

各位，在我们讨论清零还是共存的时候，有没有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他呢？”

同样，听听上海防疫录音里那些焦虑的哭泣声，那些政策执行者心里，当时有没有想一下——“如果我是他呢？”

于是，回到韦总在说“现在的困难和成本是最低的”。那一刻，这个证券行业的老总，在想着让漂亮国不爽的时候，有没有想一下，那些困难和成本，对一些同胞来说，会是压倒人生的那根稻草呢？

或许，如果他也想到“如果我是他呢”，那么，他的正能量就会因为悲悯，而变得更加理性了。

因为没说，不好意思，你眼里心里都没有他，很可能在你死后，都会选择“送你一颗子弹”。

PS：全文完，共3000字。祈愿人格志的朋友，都能因守护善良正义，从而永远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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