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上海虹桥卫生间的阿芬，为何会中了“历史无阳”这道魔咒

文丨将爷

真的太热了，有些遭不住了，我的灵感也都快被蒸发完了。这种时候，真想到深山峡谷，喝酒发呆。

只是，我现在的生活还没办法这么潇洒。世事多牵绊，红尘多缠绕，我每天都得面对一堆团麻，耐着心去梳理调整。

今天我回家比较早，陪伴完家人，此时还不到晚上九点，算是难得有个稍微从容的写作时间。于是，坐在电脑些，想不紧不慢地陪您聊聊这人生的事。

就说说今天击中我内心的那篇爆火文章吧——《我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

上午，我在工地上忙活累了，停下来，喝口水喘口气，打开手机后，看到了朋友圈都在转发这篇文章。

我看完后，一阵唏嘘，后来一整天，都在想着文章中那些流浪大虹桥的人生。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我刷了一下朋友圈，满屏仍是这篇文章。只不过，原稿删了，但全网仍在疯转此文。很多打动人的文章，也总是这种命。

文章说的是一名叫阿芬的女生，这段时间，住在虹桥那边厕所里的小隔间里，与生活苦苦对抗。

阿芬是三月份到上海讨生活的，一时没找到工作，被送到救助站后，感染了阳性。

前段时间出来后，她连基础工作都找不到了，因为很多单位的招聘条件是：历史无阳

就这样，“历史无阳”这四个字，让流浪大虹桥，成了阿芬的无奈人生。

平时，她找个能免费蹭wifi的地方，团购6块多的两斤面包，一天两顿，够吃上两三天。

之所以选择流浪虹桥，是因为这里不但有厕所，而且厕所还有纸。

作为女人，生活窘迫到生理期用品都计算着用，也是够悲怆的。

面对这些细节情节，我内心有一种锐痛感。不由想起年轻时传唱过的那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是的，阿芬在我心中，就像歌里唱的那种“村里的小芳”。然后，时间过了几十年，姑娘在城市竟然还是过得如此艰难。

阿芬的命运，不是孤例。这篇文章陈列出很多图片，上面都是流浪大虹桥的打工逐梦人。

这些人，在疫情疯狂的时候，被生活虐了一番；现在疫情没那么紧张了，但人心的病毒却祛除不了。

“历史无阳”，也就是一道冰冷的歧视神符，在诅咒着他们的生活。

我年轻时，也有曾有过的流浪生活。

在北京积水潭的地铁站里，在上海普陀区的长风公园长椅上，在南京鼓楼的地下道里，我都曾有过半梦半醒的流浪夜。

那行色匆匆的人群，那孤独无依的夜晚，那冰冷坚硬的水泥地面，永远刻在我生命的记忆中。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地打捞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个体的声音，希望这些平凡甚至苦难的生命能够被善待。

我太清楚了，那种孤独而沉重的日子，正如眼下阿芬的生活情境。

或许，她也就是你的邻家女孩、邻居大叔。今夜，都流转在城市，他们仍在寻找躲避风雨的屋檐。

记得上海“解封”的时候，很多人为从虹桥离开，已经拼尽了最后的气力。当时，我曾这样记录那些被城市挤到角落甚至只能逃离的个体：

《谢谢我们曾经一起爱过上海》

《不论离开上海走向何处，都要继续做勇敢去闯的微微》

……

在这些文章中，我一边呼唤流浪打工人，再卑微也要拼命地活着，而且要活出人的尊严；一边痛批那些“制度性羞辱”，希望城市最大程度释放制度善意，护佑打工人拥有一片没有委屈的天空。

没想到，现在，还是有像阿芬这样的无依者，躲在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

她的命运，还让我再次想起疫情期间，那个住在电话亭的女人。

此时，天正热，心正躁，这些城市流浪者，能有一夕清凉的宁静夜晚吗？

疫情三年，最令我心悸的，早就不再是病毒，而是傲慢、剥夺、野蛮、歧视等不公和伤害。

“进过方舱的不要，阳过的不要”，这种侮辱性极强、伤害性极大的招聘标签，才是更大的病毒符号。

有人会说，招人单位也难呀，万一招来“历史有阳”者，成为感染源，或许就成为压垮企业工厂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这话乍听上去，很有道理。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陷阱的存在？

说到底，一切还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病毒和防治本身，早已失去了最基本的认知。很多人的认知，早就偏离了科学与常识。

于是，我们只能精神流浪在一种无所适从的人世间。

文明在高处，全世界对待有传染病史人群的用工问题，都在寻求从制度和文化上，去打破歧视。

比如，美国就通过一系列政策约束和激励，让雇工市场不再歧视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疫情以来，无数身在抗疫一线的逆行者，为驱赶和清洗世纪病毒，他们也曾受过感染，其实很多就是志愿者和雇工。

现在，当“历史无阳”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身份凭证，这种公共歧视，对他们而言，又是如何的残忍与不公。

值得欣慰的是，在今天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尹欣在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已经关注到这种情况。

这位发言人也强调，这种行为，明显违背传染病防治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政策。

并且，她还呼吁上海市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

把法律制度拿出来念一通，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我相信，对用人单位来说，如果内心的病毒不除，他们仍有一万种办法，来不动声色地成功拒绝掉“历史有阳”的劳动者。

必须正视的是，疫情以来，很多东西都已经变味了，正如很多人感叹，上海也不再是曾经的上海了。

其实，我们失去的，是一种体系，是一种信任，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生态。

如果这一切没办法修复，仅把鞭子打上拒绝“历史有阳”的企业主身上，恐怕不会为阿芬这样的人找到归属。

要让“历史有阳”不再成为歧视标签，不再成为工作生活的一道坎，不再成为人生的一道阴影，关键还是得让科学与文明的彻底回归。

比起等待“不得歧视新冠阳性康复者”的一纸表态公文，我更期盼的是，让科学的归科学，让法律的归法律，让市场的归市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开虹桥流浪打工人身上中的“历史无阳”的魔咒，阿芬也才不会“躲到上海虹桥的卫生间，不知道去哪”。

今夜，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阿芬一样，人生仍在困在虹桥的某个逼仄空间里。

不论如何，作为一名曾经的都市流浪人，我都想把伊坂幸太郎这句话送给你们：

世界无理可循，生命脆弱不堪，可还是得昂着头走下去。

相信未来，等待黎明！

PS：全文完，共2400字。各位，今年真的太不容易了，很多人为了生活，正在四处奔突，经历生死疲劳。

今晚，写这篇文章，真想大声大呐喊，不要再有施加给劳动者“制度性羞辱”了，不要让“历史有阳”成为无辜者的魔咒了。愿有所正在为生活奔波的人们，都能得到善待。欢迎或扫下面二维码交流。微商勿扰，加过号勿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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