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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后,我还是很想他。
今天是汪曾祺的忌日。
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已经离开人间24年了。
此刻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知他是否依然想念着昆明的米线、云南的菌子,以及高邮的鸭蛋?
说起汪曾祺,在很多人眼里,他的文章大多关乎吃吃喝喝,是个把美食写到极致的作家。
比如他写高邮的咸鸭蛋: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
图| 源于网络-高邮鸭蛋
写得着实让人垂涎欲滴,但他可不是所谓的“美食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还是来自小说。如果你认真细数他的作品,便会发现,他笔下的美食,大多是他在80年代后,回忆家乡时所写。人嘛,到了一定年纪,便总是难免有回忆从前的习惯。正如木心所说:“人到了晚年,最爱吃的还是童年味。”汪曾祺笔下的,便是他过往的回忆与情结,而不止是美食。在离开故乡之前,汪曾祺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潇洒大少爷”。往上数两辈,爷爷是个前清秀才,还是位名医,父亲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房屋上千间,称得上当地首富。大门大户的按理说应该礼数甚严,偏偏汪曾祺的父亲与众不同。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句话就是他父亲说的。小时候,父亲常陪他放风筝,还要用最贵的线做风筝,如琴弦、羊肠之类,说是这样做线,风筝线不会弯。到了十几岁时,汪曾祺学会了喝酒抽烟。父亲喝酒时,便给他也倒一杯;抽烟时,则一次抽出两根,父子俩一人一根,还总是先给他点上火。十七岁那年,汪曾祺春心萌动,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给他出主意……也正是得益于父亲的开明大度,汪曾祺自幼便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时而与草木花鸟为伴,时而去河岸边看鱼、打水漂,时而去临街的各种铺子里转悠……他说:“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就觉得很意思。”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是好玩的东西。
“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这是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的原话。(注: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原设于长沙,后迁至昆明。)彼时的汪曾祺,怎么也无法预料,这个看似无比随意的决定,让自己庆幸了一生,也让昆明和西南联大,成了自己人生中无法割舍的牵挂。在西南联大,人人都知道,有个江苏高邮来的小伙子汪曾祺,常常逃课、泡茶馆,学业搞得一塌糊涂,数学、英语、体育没一样摆得上台面。有一门西洋通史课,要交一份马其顿地图,他画好交上去,老师看了以后,委婉表示:“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言外之意——画得什么玩意儿!这门课,汪曾祺压根就没上过几节,连期末考试都是抄同学的。遇上这样的学生,哪个老师不头疼。偏偏沈从文和闻一多对他青睐有加,作文满分100,沈从文直接给他120,不怕他骄傲,还到处夸:“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那时的汪曾祺,任性得很。他可以为了看一本喜欢的书,在图书馆通宵达旦;但若是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他也可以完全不屑一顾,连课都不去上。在那潇洒的四年里,他算是把“偏科”发挥到了极致——写作上更进一步,得到了无数赞誉;却也因为英语实在太差,而毕不了业。到最后,汪曾祺也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多年以后,他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那个不要求学生听话、鼓励学生要有个性、自由开放的西南联大,释放了汪曾祺与生俱来的灵气。他在作品中津津乐道着昆明的米线、苞谷和菌子,或是追怀闻一多、沈从文、吴宓等人的名家风范,或是回味同窗好友们的神采飞扬……甚至几十年后,他仍对昆明街边的一盘炒菠菜念念不忘:“菠菜极嫩,油极大,火甚匀,味极鲜。”汪曾祺一生都在眷恋着故乡高邮,而昆明,已然是他情感上的第二故乡。昆明七载,街上的小吃,被他吃了个遍。所有人都知道他爱吃。大二那年,汪曾祺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失恋,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两夜,宿管老伯怕出事,赶紧去找他的朋友。朋友得知,直接跑到宿舍,冲他大喊:“起来,吃饭喝酒去!”说完,拉起汪曾祺,来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两碗米线,一坛酒。汪曾祺坐下,吃完米线喝完酒,失恋的痛苦就全好了。天大的事,都抵不过一碗米线,一顿酒。这就是汪曾祺,一个十足的吃货。当时日军轰炸机时常过来扫荡,所有人都要“跑警报”。别人往山里跑,山里隐蔽,还有防空洞,他却攥着一块点心往松林里跑。别人喊他跑反了,他边跑边喊:“没反,松林里有松子吃,炸死总比饿死强。”那是一段绝对艰难的岁月,而汪曾祺,活得足够潇洒,并把这种潇洒,贯彻了一生。丢了大学文凭的汪曾祺,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可是吃了不少苦头。尽管当时他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算得上小有名气,但是依然被很多地方以“没有文凭”为理由拒绝聘用。几经周折之后,汪曾祺才在一同学的帮助下进了一所中学当教师。那是一所办学条件相当恶劣的学校——办学基金是靠演话剧筹集的,教员们得自己上山挖野菜,校址是一座废弃仓库,窗户上甚至连玻璃都没有……面对这样艰苦的条件,汪曾祺却显得相当乐观,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教员一人一间卧室,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也正是在这里,汪曾祺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施松卿。施松卿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两人又成了同事,自然走得比较近,感情也在朝夕相处中不断升温,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后,小两口决定离开生活了七年的昆明。施松卿回到福建老家省亲,而汪曾祺则一个人去了上海。他依然找不到工作,又在战火中与家人失散,一度想过轻生。气得沈从文写信大骂:“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各地辗转飘零之中,他度过了暗淡无光的十年,当过博物馆办事员,写过剧本,也在作家老舍、赵树理手下打过杂……就这样到了1958年,在那场声势浩大的风暴中,汪曾祺也未能幸免。那年的秋天有点萧瑟,汪曾祺孤身一人离开了北京,只给施松卿留下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那段时间里,当时已年近四十的汪曾祺,扛过麻袋、扫过猪圈、挑过大粪,把前半生落下的脏活、累活,都给捡回来了。劳动之余,汪曾祺演过戏,画过脸谱,还用毛笔写出了小说《羊舍一夕》。他曾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还乐呵呵跟别人炫耀自己“画了多少马铃薯,就吃了多少马铃薯”,说:“这世上绝对没有人,比我吃过的马铃薯种类更多了。”那些艰苦的日子,让他找回了最初的自己,也让他对人生与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多年后回顾往事,他哈哈一笑:“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他不止一次跟人说过,有了这一遭经历简直三生有幸,否则他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所以后来,才有了《受戒》,才有了《异禀》《大淖记事》《黄油烙饼》等等名篇的诞生。你也许不知道,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的。他把一生的起伏,化作深沉的笔锋,在人间烟火中,书写温柔与浪漫。正如他在《慢煮生活》中所说:“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如果只读汪曾祺的文字,你可能想象不到他这一生,历经过多少起起落落。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比如《葡萄月令》: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比如《翠湖心影》: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时代的眼泪,写的人已经够多了,汪曾祺更想表达的是,生活里那些细小而真实的美好。1980年的冬天,北京玉渊潭公园飞来四只天鹅,汪曾祺每天都会去看看。汪曾祺很气愤,也很悲悯,回家之后连夜写下了一篇小说《天鹅之死》。他的儿子汪朗说:“他写这篇小说,并不只是叹惋一只天鹅的命运,而是对许多人失去爱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1982年,他在一篇文章里说: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把不满和愤懑,隐匿于趣味十足的文字之下,一如既往。作家苏北有一次在汪曾祺家吃饭。席上,苏北说:“汪先生,你现在啊,想写就写,文学史将来肯定留下你一笔了,不想写呢就不写,玩一玩!”汪曾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生起气来,激动地拍桌子:“写作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
聚会上,聂华苓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湾作家陈映真也讲述起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汪曾祺鼻头一酸,哭了,和陈映真拥抱在一起。后来还写信给聂华苓:“我像是一个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还有一次,他去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夜里,大家又念起在云南经历的青春往事,和后来命运的辗转沉浮,一时间不胜唏嘘。汪曾祺哽咽说:“我们是一群多么美的人啊,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也许,这就是汪曾祺给予我们最好的启示:生活很难,但你要用生活,去治愈生活。1997年5月16日,77岁的汪曾祺在医院醒来。5天前,他食道大出血。医生无奈应允,汪曾祺一下子就精神了,居然像孩子一样招呼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