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何以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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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包容的、可爱的、丰富的,但外人感受的难民是真正生活在这里的
叙利亚艺术家Omari展示出了一系列的肖像画,他将一些有争议的世界领导人画成了被剥夺权力或流离失所的平民,作品一经发布,就在全世界掀起波澜。
政治力量博弈之下,是无端付出惨重代价的平民。当发动战祸的政要大佬们自己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之时,又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Omari认为,难民是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而各国领导人相对来说很强大,当这些政要变成难民之后似乎也没那么强大了。
>> 在艺术家Omari眼中,特朗普看起来是所有政治大佬中最像是难民的一个,他似乎也没有那么强大了。
在这个系列肖像画中,特朗普是最像难民的一个。他左手抱着一个小姑娘,右手则拿着一幅全家福。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双肩背包,手上提着一个塑料袋。他的脸上神色痛苦,似乎是刚刚失去了挚爱之人。
Omari成功地将精心挑选的人物从他们的政治阶层和视觉、文化上的个人魅力中剥离出来,表现出了在绝望中人性的鲜明表现。
Omari产生这个创意是由他自己的流离失所经历推动的,而所有好的艺术,都能够让人产生思考和反省。
>> 仔细看看图片中排着长队的难民,是不是觉得有些面孔似曾相识?没错,仔细看看你能发现奥巴马、普京、卡梅伦等等著名的政治人物。
2012年,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的战争蔓延到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街道上。因此,Omari在这一年不得不被迫离开了自已的祖国。
2014年,流离失所、心怀愤懑的Omari在布鲁塞尔寻求庇护。这时候,他开始绘画这一系列肖像,描绘了世界上一部分最具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物处于自己一般境地时的样子。
>>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半个身子浸没在地中海当中,双目空洞无神。背后的天空灰蒙蒙的,充满了不祥的预兆,来救他的似乎只有手中的纸船。
Omari说,是愤怒推动他创作了这些作品。对于他来说,这些画作是通过艺术进行“甜蜜的复仇”,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在最初的时候,我想象当那些伟大的人物成为普罗大众,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失去了他们的个人形象,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能够呈现出何种程度的伟大与神圣,”在世界难民日那天,Omari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如此说道。
他花了好几个月来创作这些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动机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发现自己开始与这些拥有权力的人物产生共鸣。他想要将他们描绘为脆弱状态下正常的人类,剥离那些使其成为领导人的特质。
“我希望剥离这些领导人身上那些与我的痛苦和个人故事不相符的权力属性,而是赋予他们以人性,”他说道,“我认为,脆弱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强(武器),这比枪炮和子弹更为强大……这是我想与人类一同分享的武器。脆弱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为之庆祝的全人类的礼物。”
>> 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前法国总理萨科齐一脸沮丧,对人生充满了绝望,唯有那瓶快要喝尽的酒怎么也不愿放手。
Omari说,他将邀请画作中的领导人来欣赏他的创作。
“来看看他们自己,去思考和感受作为一位脆弱的人,一位难民,一位流离失所的人,一位被围困的人,一位处于不公正待遇中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他说道,“当他们看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时,
他们或许会产生共鸣。他们或许会创造性地去思考问题。”
他想要告诉这个世界的话:不要将难民仅仅看做是一大群人。
“当你仅仅是在谈论人群的数量,你就完全忽略了这些数字的背后其实是人,是个体的故事,是人群,”他说道,“如果我们去聆听,或者是去聆听他们讲述的话,我们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故事。这个故事与难民的故事完全不同。”
— 哪里有庇护?何以安生? —
背井离乡的人们如何安顿自己
文/刘昊
4月13日晚,随特朗普那一声令下,大马士革上空升腾起冲天火光和浓烟。这场政治力量的博弈,带来的是平民无奈地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
之前,叙利亚内战致使有超过400万人逃往国外,这其中至少50万人去往德国。
今天,「盐族」通过一位中国访德记者的亲眼目睹,真实了解到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的生存状况。以下内容为其亲笔记录,在这个阴霾笼罩的时候全文刊出,以供「盐粉」擦亮眼睛,读懂真相。
渴望重建秩序的国家至今仍在动荡中,到了2018年4月,本来稍有缓和的叙利亚再次陷入困顿。
在过去的时间里,大量平民因为战祸而出走家乡。仅2014年到2015年,就有100多万人从中东和北非国家乘着破旧不堪的小船来到欧洲。
而2015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崛起后,更多本已在连年内战中尽失家园的人们开始逃亡。
他们,为了逃避战火、宗教极端主义,或是追求生活的改善。
以前每当我问叙利亚人他们想到哪里去时,得到的是一系列不同的答案:荷兰、瑞典、奥地利或是英国,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一个答案:德国。
就在许多欧洲国家拒绝分摊难民潮甚至直接封锁国境时,2015年8月,德国宣布暂停「叙利亚都柏林诉讼程序」: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不再需要依据《都柏林公约》,被送回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不管叙利亚人是否已经在沿途经过的其他国家登记注册,都可以到德国来递交一份庇护申请。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说,她把帮助难民称为「国家责任」、「我们能做到」
仅2015年,德国就接纳了130多万新来客,包括89万拥有难民身份的人,和超过44万庇护申请还在处理过程中、因此暂时在这个国家得到安置的人。其中叙利亚人占了一半以上。
但难民们找到落脚之处只是生存考验的开始。与此同时,「难民」这个议题也让德国社会争吵不休,水火不容。
在德国访问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些被安顿的陌生人怎样引爆一个国家酝酿已久的各种情绪,关于慷慨和友善,封闭和敌意。不容易回答的议题如礁石般密布:关于二战后的世界胸怀、被压抑的国家主义、沉重的纳粹历史,以及一个普遍的话题:如何对待「我们」之外的「他们」。
在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成立仅4年的德国选择党(AfD)获得将近13%的选票,成为二战后首个取得联邦议院席次的右翼政党。而他们选举成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对难民政策口无遮拦的批评。
战争的阴影一直把叙利亚人亚瑟(Yasser)追到了柏林。就在难民之家附近,他几次遇到为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不知名的武装力量招兵马的人,「兄弟,当什么难民啊,到我这来,给你的钱比德国人给的多。」他很害怕。
2017年11月24日,亚瑟和他的大儿子巴沙尔(Bashar)来德国整整满两年。他们在自己柏林的住所——一栋集体宿舍的窄小双人间里吃了顿晚餐:有按叙利亚口味做的土豆泥、肉球、小番茄和馕饼,还有一盒从超市买来的德国橘子汁。
在叙利亚,亚瑟看够了战争中不同派别投下的炸弹,他只是个在乡下以卖诺基亚手机为生的男人,想过平静的生活。
「昨晚梦到了海」,第一次见面时亚瑟对我说,他双手拘谨地放在腿上,深眼眶里的大眼睛友善但又不安。这个一直生活在叙利亚东北部边境小镇的男人,40多年来唯一一次出海就是在2015年深秋。
那时他的村庄已经被夷为平地,他下定决心要来德国。跟家人在土耳其边境走散后,他独自带着巴沙尔上了蛇头的船,从土耳其渡海到了希腊,后来他们又经过了马其顿、塞尔维亚、匈牙利、奥地利,从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入境,在拥挤混乱的人群中坐上了政府随机分配去向的巴士,下车后才知道到了首都柏林。
叙利亚作家基娅(Kefah)一开始没有打算来德国。她生活在大马士革一群有明确政治主张的人中间,他们以非暴力街头抗议的方式表达意见,她曾经因此而坐过四次牢。她在2013年离开了叙利亚,那是内战爆发第三年,她的朋友们大部分都进了监狱,或者已经被杀掉。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基娅收到了很多死亡威胁,她想活下去。
经过几番波折之后,她意识到欧洲可能是她最后的希望。2015年,在瑞士朋友的帮助下,她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拿到合法进入欧洲的申根签,会议结束后在德国提交了政治庇护申请。
其实,她原本打算逃到一个中东国家,先去了邻国黎巴嫩,这个国土面积仅有叙利亚的5%的国家,当时已涌入100多万叙利亚难民,她申请居留权失败了;之后又通过游客签证到了迪拜,因为她的政治立场,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迪拜当局拒绝给她工作签证。
亚瑟和基娅以不同方式汇入到让这个国家猝不及防的巨大人潮之中。
现在基娅在柏林一家帮助阿拉伯移民融入社会的公益机构「Handbook Germany」当上了全职编辑,在工作中交了许多朋友。她还会在每周六下午,给柏林的一些博物馆做阿拉伯语导览员。另外,她还继续用阿拉伯语给孩子们写有叙利亚风物人情的探险故事,主角都是很野的小女孩。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从德国政府那里拿钱了,现在的房子也是自己租的」,这个神采奕奕的女人一直跟我强调目前自食其力的状态,她极力要摆脱一个「总是点头哈腰说谢谢的受助者」的位置。
基娅没有亚瑟那样的牵绊。她很小就成了孤儿,也许没人在叙利亚等她,可她遇到叙利亚人就忍不住和他们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越快越好。」叙利亚插画师迪埃拉(Diala)听到这类问题的答案永远是这个。我们见面时,她已经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政治庇护,因为在柏林一家独立新闻调查机构申请到了6个月的奖学金,她可以在这座城市住上半年。
这个笑声爽朗、喜欢摇着裙摆和着雷鬼音乐跳舞的姑娘,在提到叙利亚的现状时会突然流泪。「我的心里总是怀着罪恶感,觉得自己在欧洲过着安全舒适的生活,而我的朋友们却还在叙利亚苦苦抗争,她说。2013年离开大马士革时,她以为几个月之后就会回来。后来在她被迫辗转迁徙的日子里,她慢慢知道,弟弟在战争中死了,他被政府军抓去打仗,落入了反对军手里,逃跑时踩到了地雷。
相比之下,亚瑟父子却没有那么轻松,他们过着极度简单的生活:巴沙尔去听障儿童的特殊学校上学,亚瑟去上得到难民身份的人必修的「融合课」——包括德语和德国基本知识,其余大部分时间,父子俩就待在宿舍四目相对。根据法律,他们目前必须一直待在柏林,而且每晚10点以前必须回到宿舍。
父子俩现在每月有757欧元的难民救济金,这笔钱跟2017年德国各地单身失业人士救济金的平均数额差不多,但区别在于前者不用自己付房租。亚瑟为了省钱,每天自己做饭。他希望在这里尽快开始自己挣钱,把还留在叙利亚的妻子和其他儿女接来。
这意味着他在德国还要继续通关:再过十几天就要考德语B1水平考试,通过了才能在德国找实习,之后是难度翻倍的B2考试——通过了它才有资格找工作。「真希望明天就开始工作」,他反反复复地对我这么说。
亚瑟眼里的德国「又慷慨,又尊重人」,他欣赏这里的科技和民主制度,抱着战火平息之后「把科技和民主带回去」的愿望。基娅时刻感觉到自己跟欧洲文化格格不入,巴以冲突也让她对西方国家缺乏信任——更何况把犹太人大批送到巴勒斯坦的正是纳粹德国。迪埃拉喜欢欧洲,也想念叙利亚,但因为在网上发表政治讽刺漫画,她已经上了阿萨德政府的黑名单,可能回不去了。
他们都曾经尝试过待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但这些难民早就人满为患的国家更没有给他们留下来的希望。无论如何,眼下的生活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依凭。
一切来得太快了,2015年的秋天「悲伤,让人手足无措」,柏林市民安娜(Anna Opel)回忆。
对安娜来说,难民危机不再是广播里几条关于中东的新闻,或是土耳其海滩上小男孩遇难的照片,而是迎面相逢的一个个人,她回忆道,「看到他们就在你家附近,没有人会不想开口去问点什么:你从哪里来?发生了什么?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她家在柏林的「LaGeSo」(国家卫生和社会事务局)附近,每个想寻求庇护的外国人来柏林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登记,之后才能被安置。从某一天开始,她家楼下总有数不清的人在寒风中瑟缩着,夜以继日地排着长队。
尽管政府机构应接不暇,柏林仍然呈现出了温情的一面:许多当地人主动走向了排队的人群,想试着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安娜所在的新教教会也很快行动了起来,跟这座城市的许多社工团体和公益机构一起募集冬衣、被子和各种生活物品,把御寒的热饮和食物送到等待注册的人手里。
安娜和她的朋友们发现,这些失魂落魄的异乡人学会的第一句德语通常是「Kein Problem!(没问题)」在语言勉强可以沟通时,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没有住的地方。」「没问题!」「厕所排队要排很久。」「没问题!」「申请要等很久。」「没问题!」这种乐观情绪有一部分来自地中海另一端蛇头们不切实际的许愿:「德国什么都有」。
事实上,当时柏林根本没有住房可以安置这么多人,城市里的大型体育馆和运动场几乎全都被用来做了临时住所。规模最大的临时难民接待中心被安排在废弃的机场——滕珀尔霍夫公园,一家施工公司用两天时间盖起了可以容纳7000多人的巨大帐篷。
安娜家附近的露天运动场也被做成了临时难民接待中心,人们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多个月。附近的居民对此很有意见,有的抱怨没有地方健身,有的忧心这些客人糟糕的居住环境。安娜属于后者,在她看来,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住这么久,没有隐私,到处是噪音,因为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原因发生的摩擦不断,「简直像个监狱」,她说。
安娜只是我在德国遇到的诸多古道热肠的人中的一位。在德国的头两周,当我提到「难民」这个话题时,身边人的参与程度让我惊讶,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几件自己跟难民有关的事:「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NGO」,「我的姐姐收养了两个难民小孩」,「我办过帮助难民的活动」。
安娜和她的朋友们办了一个定期沙龙,名叫「难民咖啡」,每周三下午在教会活动室举行,初衷是希望以个体的方式认识并欢迎这些新来客。这个沙龙令人欣慰地延续到现在,被从体育场邀请来的二三十位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朗人,虽然现在各自被分配进了不同位置的楼房,但每周总赶来参加聚会,见他们的德国朋友。
随着接触的人变多,我慢慢感受到一条观点的光谱:强烈支持帮助难民的人,理由大体相似:「德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我们历史上曾经犯过很严重的罪,我们现在有责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100多万难民虽然多,但我们有6000多万人呢」。在观点的中间位置,我也感受到很多人的迟疑和困惑:「虽然应该帮助难民,但一下子来了太多人……这样的局面真的太困难了」。
2016年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新的难民法,这部有争议的法律对难民的活动范围和责任义务都做出了规定。2017年2月,在柏林圣诞市场袭击事件的推动下,默克尔提出了新的计划,以加速驱逐申请失败的难民。这年3月,默克尔又与突尼斯达成了协议,要求该国收回1500名被拒绝的突尼斯移民。
2017年10月,德国联邦难民和移民署发了一份声明,宣布截至当时,共有99000多份庇护申请处于「待决」状态。这是2014年1月以来,处于「待决」中的庇护申请首次下降到10万以下。该机构的主席科特(Jutta Cordt)说,「待决」的申请下降到5万左右才是他们工作量的正常水平。
「难民是人,不是数字」,公益项目「难民厨房」的负责人Nicole告诉我,她好像活在一个肥皂泡里,身边都是支持帮助难民的人。她说,「我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们彼此友善的世界,对身陷逆境的人施以援手,我不懂他们,但这可能取决于每个人想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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