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区花东镇鸿鹤村，数位村民先后多次向市纪委、区纪委反映该村村干部低价出售留用地指标、造成村集体利益损失的问题。
花东镇纪委经核查，未发现村干部获取利益，只有镇三旧改造办副主任商某检承认收受了8000元的红包，因此镇纪委拟对其给予党纪处分，但认为群众反映的问题并不属实，数次予以办结处理。
针对这一处理结果，村民们并不满意，于是继续上访。线索转到了花都区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察室。调取前期所有信访核查材料，分析数十卷材料，工作人员终于梳理出了疑点：鸿鹤村“两委”不顾其他人的更高出价，坚持低价向涉案的润某公司出让本村留用地指标；润某公司通过倒卖留用地指标获利高达1000万元，难道只存在不到1万元的利益输送吗？
初步核查后，线索越来越清晰地指向时任花东镇副镇长——曾广山。作为商某检供述的直接授意人，事后更是应允提拔商某检，如果没有利益关系，曾广山为何如此尽心尽力。专案组顺着这些疑点继续深入调查。
一条曾广山、商某检伙同鸿鹤村“两委”干部，共同收受润某公司利益、违规流转留用地指标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脉络愈发清晰。
专案组果断决定：对曾广山依法实施留置，并很快得到广州市纪委监委的批准。
然而，案件并不如预想的顺利。由于准备充分，曾广山面对办案人员显得气定神闲，坚决否认存在任何违法犯罪事实。
面对一直不肯供述的曾广山，办案人员一筹莫展，只能再次梳理之前的调查资料、检查相关的物品。
这一次，办案人员有了新的发现：曾广山随身携带的包中有个小夹层，里面装有一部旧手机，但手机里却没有存储任何信息。
“叮铃铃……”一个电话打进来，专案组由此发现了徐某。在随后的谈话中，出其不意地将徐某的有关情况抛向曾广山。专案组一鼓作气，查明曾广山涉嫌单独或伙同他人多次收受财物合计人民币约1500万元，其本人得款共计500余万元，目前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一开始，组内人员在工作理念和方式上会有摩擦
承办该案的第四纪检监察室是监察体制改革后新成立的部门，由大石、老罗、小周、小许四名工作人员组成，老罗年纪最大，但也还不到35岁，小周、小许更是90后，四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是全市乃至全省平均年龄最小的纪检监察室之一。
大石虽然年龄不大，但在原纪委监察局已工作近10年，其他三人均是由检察机关转隶而来。大石熟悉原纪委监察局的工作方法、老罗通审讯、小周懂财务、小许熟程序，四人分工合作，效率提高不少。
“一开始在工作理念和方式上会有摩擦，原来纪律审查的取证标准，相对于刑事诉讼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原来检察院的同事，更习惯调查查证重大的案情、触犯刑法的行为，但在纪律审查中，几百块钱的购物卡可能就是一名干部腐化的开始。”大石说。
在留置曾广山的前一天，他还收了一张礼品卡，并且随手放在包里。“那时，曾广山已经知道有办案人员在查他了，却没觉得收受礼品卡有什么问题，脑中完全没有纪律这根弦。”老罗说，如果基层党组织平时纪律教育、监督管理工作更到位，真正警钟长鸣，或许曾广山们不会走到犯罪这一步。
曾广山一案的破获，与监察体制改革分不开。2018年初，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各级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整合了检察机关反贪、反渎、预防腐败和原行政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职能，监察对象范围扩大到包含村干部在内的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于是该信访件最初举报的村干部得以纳入新的监察范围。同时，改革也促使内设机构调整，执纪与执法贯通，提升办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