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我要迟点到单位……”,但单位却再也没有等到他
“我要迟点到单位……”
这是花都监狱民警黄淑凌同志
临终前委托妻子给单位同事
打电话请假说的唯一一句话
也是他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这一句话,他没有留给亲人、没有留给家庭
却留给了单位
留给了他为之苦苦奋斗了一生的监狱事业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要把事业当作家业去干……”这是黄淑凌同志的工作信念
❤黄淑凌的父母早年都在两劳系统工作,后来岳父岳母也是父母所在两劳系统的同事,因此,16岁刚高中毕业的他,子承父业,“以工代干”,坚定地走上了父辈的路,光荣成为两劳系统的一员。1980年,黄淑凌从广东乐昌农场调到赤坭“一矿”,一开始分在机械队土方组,主要负责矿山土方的开挖及运输。花都监狱的前身是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外称“新生石矿场”,内称“一矿”,2000年前主要是组织劳改劳教人员从事矿场石灰石的开采。“一矿”是广州市司法行政系统的“西伯利亚”之地,工作环境是出了名的苦。当年的干部职工全部“蜗居”在矿山半山腰的草棚泥房里。特别是深达数十米的“塘底”,常年石灰尘弥漫,炸石声震耳,酷暑时高温炽人,严寒时北风刺骨。因此,当时有一些刚来的年轻民警职工没干几天就打了退堂鼓,但黄淑凌却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两年后,黄淑凌因“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踏实肯干,且管人有一套”,被调到了“一矿码头”大队。这是一个独立大队,距所部约3公里,面朝巴江河,背倚横沙村,是矿部唯一的“港口”,主要任务是组织劳改劳教人员把从“塘底”开采出的石灰石装运上船,再通过河运输送到外地。当年的码头大队呈现“用水难、用电难、出行难、劳教管理难、娶媳妇难”的“五难”困境,“工作没日没夜,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披星戴月,几乎没有节假日”。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黄淑凌矢志不渝地扎根于此,一干就是20个年头,他从最基层的带班员干起,到管教干事、副中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黄淑凌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码头”成长为所里的中层领导干部。
现为五监区教导员的曾演威,在回忆与黄淑凌一起共事的经历时,含泪说:“当年我刚到单位报到时,看到当时极端艰苦的条件和超高强度的工作任务,我就抱定了要走的决心。但是黄淑凌同志当时作为中队长,就是他一再地劝导我,给我做思想工作。后来我看他作为中队主要领导都这么拼死拼活地在前面带头干,我还有什么不跟着干的道理,所以也就逐步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今天回想起来,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他。当初,要不是他的挽留和受他精神的感染,我可能今天也不会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
曾演威的这番话,也得到了当时同为中队同事的七监区监区长陈瑶雄的认同:“就当初的那种环境,要不是黄淑凌中队长带着我们这么干,估计还会有不少人要想方设法离开这里”。
与黄淑凌同年调过来的王东生提起往事,眼圈湿润,“我与他是几十年的老拍档,又是老邻居,对他最为熟悉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心里永远装的是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在码头的那十多年,他吃了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苦。一年365天,他几乎天天“泡”到大队里。每逢节假日,他都会主动把与家人相聚的机会让给有需要的同事。一到过年,他经常会自掏腰包,买一些毛巾、牙膏、拖鞋等日用品给家庭有经济困难的劳教人员。”
黄淑凌常鼓励年轻民警:“要把平凡的事业当作家业去干,脚踏实地,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四监区监区长张杰荣回忆,“在一大队工作期间,无论是做普通民警,还是做大队领导,黄淑凌任何时候都冲在最前面、干在第一线”。
可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多,异常疲惫的他们,原本想着把脱逃劳教人员先押送到英德看守所,两人休息一下,养足精力后再把其遣送回去,可是所领导却要求立即押解回去,黄淑凌收到命令后,没作任何犹豫,二话不说押上脱逃劳教人员就踏上了回程的路。等到最终押送到单位,两人已经是整整两天没有合眼。后来,黄淑凌在回忆起这次追逃时还提到:“当时,我们根本就没去考虑危险不危险,很纯粹的想法就是,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必须要把脱逃劳教人员押回来,别说两天没合眼,就是两星期不合眼,也要无条件服从。”
“我不想躺在病床上离开,我希望站在岗位上倒下……”这是黄淑凌同志的工作境界
❤2001年以前,在单位同事眼里,黄淑凌无疑是让人羡慕的。家里有个能干的妻子,有个可爱的女儿,生活过得无比幸福。而工作上,他也总是精力充沛、雷厉风行,无论是作为中队领导,还是后来做大队领导,他周内基本都在单位上班,周末也大多在帮有需要的同事顶班。那时,他总是跟普通民警一样,对劳教人员“五清楚”永远都是熟记于心,对劳教人员“背后点名”随时可以信手拈来。广州花都发布编辑部
来源 | 广州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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