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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毛泽东时代的高层腐败】

2016-06-10 亚美学堂


【亚美导读】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腐败?说很严重,跟改开以来的腐败程度一样,那是造谣、抹黑,是错误的;说一点儿没有,没有一个贪官,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通过戚本禹这篇回忆文章,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党内高层的腐败已经显现苗头,有的高干在当时看来已经开始变质。腐败向来是毛泽东最痛恨的。他一直最当心的就是,共产党进京后再次做了李自成。如果没有腐败,恐怕毛泽东也就没必要发动文革了。这是选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第十二章,认真看看此文,相当“有料”。




戚本禹(1931— 2016[1]  )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67年4月14日,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2016年4月20日7时58分在上海因病去世。

  

创办《群众反映》

  

1961 年底,我从天津调查回来后,田家英说,戚本禹工厂也了解了,农村也了解了,主席又说他是好同志,那要给他做点重点工作。中央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龚子荣的部下巩若英告诉我,龚子荣也提出来,戚本禹这个人很优秀,要给加担子。

  

田家英有个设想:现在最需要的是办个刊物,把群众来信和我们调查的一些重要情况登在刊物上发表,只送主席和政治局的人,不送别人。他认为我写东西行,能力也有,就叫我去创办这么一个刊物。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出他的设想和办刊人选后,立即得到主席同意。这个刊物很快就诞生了,取名叫《群众反映》 ,由我当主编,刊头是陈秉忱写的。刊物的宗旨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一些专题问题,涉及具体部门,也送具体部门负责人,如石油问题就送余秋里。

  

《群众反映》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 20 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有时,一些中央委员或者什么特别的人要,经过批准也会给。 《群众反映》一炮打响,它的文章有的是群众来信里有份量、价值高的文章的全文或者摘要;有的是我们把同一问题综合起来写出的评论。

  

正因为阅读范围很小,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登的。例如,当时工交口一些很高级别的领导经常大吃大喝,喝醉了还乱讲话,群众就写信反映给毛主席,我们就把它登出来了;有些省级的领导赌博,输了钱还向秘书借钱,群众反映上来,我们也把它登了。每一期都能震撼大家。这正是我要的效果,我办这个刊物就是要让人家看了一期就马上想看下一期。据叶群说,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 《群众反映》呢?那么,大家为什么那么急着要看?我举个例子: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 。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 。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 。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毛主席痛恨腐败,支持《群众反映》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在《群众反映》创刊前,中央办公厅后楼研究室其实已经有一个《情况反映》 ,是杨尚昆他们主持搞的,主席是经常看的。但是田家英把自己想创办《群众反映》的报告送交上去后,主席还是立即批示同意了。而且, 《群众反映》出来后,毛主席也是每期必读,毛主席对《群众反映》的批示就比对《情况反映》的还要多。这说明这分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情况反映》 。我在还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曾去问林克主席看不看《群众反映》 。林克说,你不用问主席看不看,你少送一期都不行,少送一期主席就会来催问的。毛主席看到谭震林夫人葛慧敏用飞机买活鸡的简报,也在上面做了批示,大意是:谭震林同志阅,请谭震林同志注意影响。毛主席是要谭震林自己对葛慧敏进行教育。没几天谭震林就打电话给田家英了,叫田家英“有意见好好说嘛,不能这么整人” 。田家英推说他不在,不知道,不是他批的。谭震林从此也和我结下“梁子”了。后来在文革中出现了 1967 年的“二月逆流” ,谭震林骂我、骂中央文革,很大成分就是报我这个仇的,就是骂中央文革的话里他也带着骂我。

  

毛主席一生都是痛恨腐败分子的,所以我能想象毛主席为什么要支持办《群众反映》这个刊物,还每期必读,还经常批示一些文章。现在大家都知道,1949 年进城之前,中央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两个务必” ) 。毛主席还提出不许以个人名义祝寿、命名。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变质。毛主席讲,到北京是赶考,要考好,要考及格,千万不能走李自成和蒋介石的老路。那时候,他在很多会议上都反复重申这个问题的。

  

毛主席是不断地号召,但总有干部一进城就把毛主席的号召都忘掉了,或者主动放松要求腐化变质了,或者是中了糖衣炮了。1954年暴露出来的高岗腐败变质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那只是高岗案附带揭露出来的,不是高岗案的核心。

  

其实党内的“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这些“高岗”也没有因为高岗搞腐败身败名裂就自己主动收敛。照我说,叶剑英也是一个“高岗” 。高岗功劳很大,主席很器重他;叶剑英救过中央,功劳也很大,主席还感谢他。但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毛主席不会不听到一点叶剑英的事,但没有人出来揭发,毛主席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在现在不又多了一宗毛主席迫害老革命案?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总理却是支持叶剑英的,这是为什么,我是有点不理解。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 1962 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谭震林、叶剑英、叶子龙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我当时就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事还不知道多少。即使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困难时期也是非常特殊化的。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 “……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 ”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

  

至于邓小平,他的确是很能干,但中南海的警卫战士都知道,他从来都是讲享受的。他的这一面毛主席是不了解的。邓小平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和他爸的一个小妾谈恋爱,离家出走了。这事当时还闹得很大,那个年代这是一种灭人伦的事,是孽子才干的。所以他后来也回不了家了,就去法国了,到法国后他也没劳动过。共产党“讲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 。邓小平个人表现怎么样呢?右江起义开小差,置革命成败与众多起义战士的生命于不顾,却说是去找中央汇报工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呢?1952 年主席调“五马” 进京,让邓小平当总书记,底下很多人都不服,都认为他不行。我也是怀疑的,但参加过一次他的会议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能抓问题的纲要。那次会议,李富春主持,我是会议记录,会上要解决的问题混乱一片,我都无法记录,可邓小平提纲挈领抓的几个问题,就是全部问题的纲要。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刚到中央的,就能概括集中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剪刀差问题。他说他知道农民是吃亏了,但现在问题还不能解决。他讲出了为什么不能解决的道理。那次会议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的。哪里知道他生活上的腐化变质那么厉害,1959 年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毛主席、总理都很节俭,可是邓小平的养蜂夹道还是大鱼大肉不断,山珍海味不断,而且还有各种娱乐设备,搓、摸、洗、泡什么都有,改革后出来的会馆就是养蜂夹道那个模式的。

  

他实际上从那时就堕落为腐败大官僚了,但毛主席还不知道。

  

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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