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 中国式电影制片：诸侯割据下的作坊式生产
制片人，Producer，他们负责电影从创意萌芽、拍摄制作到最后营销发行的全部环节。在好莱坞，制片人是这个工业体系中的权力人物。而在中国，制片人阶层尚未成熟。于是，在尚未成熟的制片人阶层背后，就有了人情江湖。诚如导演陈可辛所言：“电影是一笔生意，但又是特殊的生意，因为讲究人情味。”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电影圈也不例外。
诚如导演陈可辛所言：“电影是一笔生意，但又是特殊的生意，因为讲究人情味。”
长期以来，中国电影行业究竟是应该执行“导演中心制”还是“制片人中心制”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但是，不能否定的是，对于市场化历史只有二十余年的中国电影来说，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人都逃离不脱人情二字。
电影产品的复杂性在于，在其漫长的产业链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充斥着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制片人要周旋在这个人情江湖中，从找剧本，找投资，定编剧、导演，演员……这个搭班子的过程考核的制片人的在圈子中的人脉和声望。而这些是通过一个一个的电影项目逐步积累和磨合出来的。
在方励发动几乎半个电影圈加入到《百鸟朝凤》的发行志愿者团队之前，初入行的他投资过5部文艺电影，总共赔了4000多万元。不过，正是通过这5部电影，他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并且逐渐摸索出究竟应该如何做电影。
此后，他和导演李玉、演员范冰冰形成铁三角创作模式，《观音山》最终以8000万元的成绩创造文艺片票房纪录，《二次曝光》、《万物生长》两部电影票房均过亿，而同样由方励担任制片人的《后会无期》最终拿下了6亿票房。
和好莱坞成熟的制片人体系相比，中国制片人的人情江湖多了温情、仗义，也潜伏着未知的裂痕和分歧。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纷纷扰扰至今仍未落幕的“二张”官司。在16年时间里，张艺谋和张伟平一起合作推出了11部电影，开创国产大片世纪。张伟平喜欢用江湖兄弟情义来包装两人的关系。在过往的对外宣传中，张伟平也不断强调自己和张艺谋的关系并非是建立在功利基础之上。
张艺谋、张伟平曾经被称为最佳搭档，最后却不欢而散
好莱坞似乎并不需要这层面纱。制片人是这个庞大工业体系中的产品经理，保证电影最终能够为制片厂赢得商业成功。
在美国政府开启对八大制片厂垄断的清算，即著名的“派拉蒙案”之后，优秀制片人开始从八大中独立出来，不过这一群体与电影投资人之间随即形成信托合作的制片体系，相互之间权责明晰。这也让制片人的角色资本化，他们肩负为投资者带来回报的使命。
“派拉蒙案”催生独立制片人产生
在中国，制片人阶层尚未形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并没有制片人角色。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独立制片人开始出现。1998年，民营公司允许进入影视投资，院线制破冰进入改革，中国电影从原有的国家制片厂体系中释放市场力量。
韩三平、王中军、张伟平……这些拥有不同职业经历的人组成了中国最早一批制片人群体。
目前，“基本上影视公司的老总就是制片人，成熟的制片人屈指可数。”
中国影视行业的火热也在快速地催熟新的制片人群体，在2015年票房前十的国产电影中，越来越多新手制片人涌现：《港囧》制片人刘刘此前是徐峥经纪人，《夏洛特烦恼》制作人马驰则是舞台剧系列《开心麻花》的负责人。
《港囧》刘刘（左） 《夏洛特烦恼》马驰（右）都是电影制片新人
知名影评人魏君子形容目前中国电影市场是“春秋争霸，群雄逐鹿”的时代，除了传统的强势民营电影公司之外，新兴的、中小型的电影制片公司不断涌现。
这种分散化的格局下，张艺谋和张伟平搭档组成“兄弟”个体户，而陈凯歌和妻子陈红操盘的一系列影视项目是夫妻店下的产物。中国电影在向产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作坊式的影视生产方式依旧存在。
“就目前中国的影视公司来说，大公司是大作坊式的，小公司是小作坊式的。中国影视产业就是由一些作坊和影视个体加工厂构成的，于是整个产业就形不成大的规模，更形不成工业体系化。”一位影视行业从业者说道，在作坊式运作之下，明星、导演在整个体系中的角色被放大突出，挤压着制片人。
好莱坞工业化体系的一个侧面是，这个工业系统建立了电影融资的完善渠道，并在新世纪和华尔街走在一起创造面向世界的电影商品。
1995年，保险资金和退休资金蜂拥而至，投资组合理念被运用于电影投资，一个投资组合中通常包括20-25部风格不同的电影。而自2004年起，华尔街的私募基金加入到电影投资的大军，以电影投资基金的方式出现。
中国制片人群体面临的境况是，大量资金正在不断进入电影市场希望分一杯羹。除了政府引导金、产业内资本以及民间资本外，大量投资机构和金融系统也在对接文化创意产业。电影基金、风险投资、版权预售等新的融资渠道可谓层出不穷。尚未成熟的制片人阶层需要消化和理解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方式。
“有很多私募基金想要来找我合作，我都没有答应，他们除了钱之外没有其它的行业资源，我们现在电影制作并不缺钱。”在嘉映影业覃宏看来，电影圈的的资本已经供大于求，优质内容的供应商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他们在寻找投资方是更倾向带有诸如宣传、渠道等行业资源的合作伙伴。
也有积极拥抱资本新世界的制片人。曾经监制《杜拉拉升职记》的张一白就花费了几十万去学EMBA，他疑惑的问题很多，比如为什么出现金的人能拿走翻倍的利润，制作团队反而仍然很穷；又比如营销的投入如何滚雪球式的随着营销阶段和招商情况放大：“我在融资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新鲜的课题和知识，我只能请教做生意的朋友，这些知识都挺管用。”
一边是新兴崛起的制片人阶层，一边是复杂而且充满风险博弈的资本世界，两股力量交汇在一起，究竟会把中国电影带向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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