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玮 | “新女性”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聚焦近代中国社会“新女性”的代表性人物——吴贻芳，探究近代中国社会对“新女性”而言的意义所在，解析“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及政治性特点。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到，作为接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女性”，吴贻芳无疑是西方知识生产的载体和传播者，近代科学知识、人文关怀、近代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等构成了其价值判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西方文化一方面向东方输出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却也同时将文化优越感和侵略性色彩带到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中来。在国家、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尽管吴贻芳曾想把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古典博雅教育在金女大推广深入，但国难当头之际，拯救民族国家成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职责，留给这位“新女性”的选择由此变得简单明了，以金女大为载体的知识生产也具有了浓厚的历史性及政治性色彩。
作者简介：何玮(1973- )，女，山西灵石人，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社会性别研究、近代女子教育。
原文出处：《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吴贻芳(1893-1985)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新女性”，第一位出任女子大学校长并带领金陵女子大学不断进取发展的教育实践者，首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中国女性，近现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众多殊荣铸就了其蜚声海内外的显赫地位。
近年来有关吴贻芳及其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以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1]、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2]、金一虹《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3]、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4]、徐海宁《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5]等最具代表性。这些研究揭示了吴贻芳的教育思想特点以及金陵女子大学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对吴贻芳自身的受教育经历及金陵女子大学这所教会学校进行了详细探究，打破了旧有历史学研究对基督教及其创办大学的禁忌，试图更客观、更全面地探讨基督教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对毕业生进行统计并对她们的回忆进行收集整理，对曾经任教于金陵女大的教师进行统计列表，对使用教材、校歌等进行梳理，诸如此类的学术积累挖掘整理了大量史料，开启了一个有关吴贻芳、金陵女大、近代中国社会、近代东西方权力版图的新的思考空间和领域。上述探讨富于创造性因而弥足珍贵，也为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吴贻芳作为一名教育家的经历，关注她作为金陵女大校长如何带领该校发展的教育实践，鲜有从“新女性”的角度分析其与时代之间的关联，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上探讨作为一名“新女性”其所做的选择及必然性问题，并以此为线索探究吴贻芳为我们呈现的历史构图。基于此，本文以吴贻芳为媒介，探究“新女性”身上折射出的社会图景，思考近代中国社会对“新女性”而言的意义所在，解析以“新女性”为媒介的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及政治性特点。
一、吴贻芳的个人经历1893年冬，吴贻芳出生于湖北武昌，祖上是江苏泰兴的名门望族。父亲吴守训有感于女儿出生于腊梅飘香的寒冬时节，为女儿取名“贻芳”，别号冬生。曾祖父曾为翰林，祖父曾任湖北荆州知府，父亲也供职于湖北官场，曾任牙厘局局长及当阳知县等职。书香门第的家世使吴贻芳幼承家学，跟随堂兄吴益荪接受启蒙教育。也由于这样的家世，吴贻芳早早就被母亲裹脚缠足。但身体上的时代烙印却没有让吴家的女儿就此走上一条与母辈相同的道路，贻芳和姐姐贻芬从小憧憬新式学堂，对于学习女红兴趣索然。守旧的父亲曾反对姐妹俩进入学堂读书，但姐妹俩通过抗争最终还是让她们如愿以偿。
1904年姐妹俩回到杭州外祖母家，一起入读公立杭州女子学校。姨父陈叔通是杭州名士，思想开放、知识渊博，尤为关心两姐妹的学业。1906年在陈叔通的支持下姐妹二人转读上海启明女子学校，后又转至苏州景海女子学堂。从武昌到杭州、上海再到苏州，求学经历开拓了吴贻芳的视野，让她对家门之外的新世界充满了好奇，同时多所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渡过了平静安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吴贻芳，本该迎来充满朝气和希望的青年时代，但噩耗却不期而至。
1909年父亲由于被上司诬陷“挪用公款”而倍感愤怒和无奈，倾家荡产后投江自尽。家庭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受此影响哥哥吴贻榘、母亲朱诗阁及姐姐吴贻芬在1912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去世。不到20岁就失去众多至亲的吴贻芳，一连串的打击让她近乎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此时仁厚的姨父陈叔通不仅不断鼓励，还将吴贻芳及妹妹、祖母接到了自己家中。在姨父一家的接济下，吴贻芳立志继续求学，1913年2月到杭州弘道女中四年级插班读书。一年后的1914年2月随姨父一家移居北京，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1915年搬回上海后，收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美籍教师诺玛丽邀请她去金陵女子大学读书的信函。诺玛丽曾在杭州弘道女中任教，吴贻芳的勤奋好学和积极上进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16年2月作为插班生吴贻芳进入金陵女子大学一年级读书，很快以全优成绩转为正式生。其后由于表现突出被推选为金陵女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会长。1918年在好友徐亦蓁的影响下受洗入教，成为基督教的信徒。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带领同学罢课并打着校旗手持十字架加入到学生游行的行列中，之后于同年以优异的成绩从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成为中国首批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并开始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1922年5月，在美国蒙特霍力克女子大学校长布莱克女士的推荐下，获得巴勃尔奖学金并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生物学，留学期间先后当选北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等职。1928年提交论文《黒蝇生活史》并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收到金陵女子大学校董会的邀请函，回国担任金陵女大校长，时年35岁。
自此吴贻芳开始了20余年执掌金陵女大的管理生涯，也让金陵女大逐渐完成了从教会女校到近代中国“新女性”实现其教育理念的试验场。正如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与蔡路得合著的《金陵女子大学》中所言：“凡是熟识吴博士的人都会意识到，金陵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在最困难的年代富有能力的忠实的领导。金陵在中国所获得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人们对金陵校长的尊重的感情。没有她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毅力，很可能金陵在战争年代将做不出任何积极的贡献。”[6]61-62吴贻芳对金陵女大的贡献由此可见。换言之，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子大学的校长，吴贻芳成就了金陵女大，金陵女大也成就了吴贻芳作为近代中国知名教育家的人生定位。
1945年作为民国政府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成员之一赴美，成为首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1946、1949年两次拒绝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1949年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1年，中美关系的恶化使作为教会学校的金陵女大失去办学的经济来源，最终导致金陵女大与金陵大学的合并，吴贻芳也就此结束了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生涯。之后历任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名誉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及江苏省副省长等职。1979年，荣获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1985年11月，吴贻芳在南京鼓楼医院辞世。
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涌入，教会创办的各种学校日益增多并逐渐受到中国民众的接受和支持。教会女子中学及其毕业生的数量在逐年增长，却苦于聘请不到中国籍女教师，学生毕业之后除了留学再无升学的空间和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1至1912年，江浙一带的教会女子中学校长在上海举办了一系列会议，商讨在长江流域一带创建女子大学，南、北美浸礼会(Baptists，North and South)、基督门徒会(Disciples)、圣公会(Episcopalians)等8个美国教会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达成了初步共识，之后在经历了筹款、组建筹委会、校董会、选取校址、甄选校长人选等筹备后，女子大学取址古都南京，取名金陵女子大学，由北美长老会推荐的德本康夫人担任校长。1915年9月17日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在南京正式挂牌开学，租用绣花巷李鸿章家旧宅作为临时校园。这是继北京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福州的华南女子大学之后，教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三所女子大学。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坚持以基督教精神办学，以培养信奉基督教的妇女领袖为己任。德本康夫人曾强调说：“爱是金陵女大建校之根基所在，这种来自上帝之爱，通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它给予所有人丰盛的生命，充满知性的生活，赐予人们智慧和对人生的意义的理解。”[7]6“我们必须保持学校的高学术水准，为社会培养高质量人才，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塑造学生的崇高人格。”①
办学伊始，由于缺乏知名度和社会认知度，首先要解决的是招生难问题。1915年9月17日正式开学时，校门口挂着“大美国金陵女子大学”的校牌，开学典礼上仅有8名学生和6名教师参加。[5]27“开课时只有11个学生。这一年，共有13名学生注册。她们来自4个省的9个城市，分别从6所学校毕业，代表了3个彼此协作的教会，其中1人当时还不是基督徒。5人在升大学前教过书。因此，平均年龄为23岁。”[6]13当时的生源主要依靠教会和教会中学推荐，为了使学生数量达到并保持一定规模，同时又保证招生的高标准，金陵女大在招生方面采取了多渠道、多形式的办法。比如每年暑期面向全国单独招考2次，同时也接受推荐入学的学生等。除了招生难以外，如何保障师资也是创办初期的金陵女大必须面对的难题。教师不但在数量上极其匮乏，受所学专业所限能开设的课程也极为有限，导致许多课程无法开设。受制于上述条件，开办之初金陵女大仅设文、理两科，直至1924年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文理两科之下分别开设代表不同专业方向的系，文科方向下设包括英文、历史、社会学、体育四个系，理科方向下设数理、化学、生物、医预科四个系。其后文科分别在1925年增设音乐系，1926年增设宗教系，1927年增设中文系，这期间理科一直未有变动。
南、北美浸礼会、基督门徒会等教会组织为金陵女大提供了大量捐助，校园建设、图书设备采购、教师薪酬发放等维持学校基本运营的资金均赖于此。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德本康夫人也在积极寻求其他的资助来源。1916年金陵女大与美国马萨诸赛州史密斯女子学院结为姐妹学校，史密斯女子学院开始不断给金陵女大捐款，且数量呈递增趋势。②其后诸如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美国新教教会(Reformed Church)等教会组织、中国医学会等社会团体也对金陵女大给予了捐助支持。各方资金的到位有效地推进了金陵女大的新校园建设，在完成了新校园选址、购置土地、校园建设规划等一系列筹备工作后，1923年新校址竣工，金陵女大于当年秋迁入南京鼓楼附近的陶谷新校园。
经过十余年建设，学校在确保及扩大生源、师资聘任、专业与课程设置、新校址建设、拓展资金来源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如表1所示，这所近代中国最早一批出现的教会女子大学，在招生人数上很快摆脱了招生难的困境，且总体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但与良好的招生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毕业生人数的持续低迷。数据显示尽管近代女子教育自清末就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但女子高等教育并未获得实质性发展。女性自身对接受高等教育及获取相应文凭持消极态度，普通民众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态度冷漠，社会缺乏相应的需求，这些因素均是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阻力。但是，女子高等教育的举步维艰，也成就了金陵女大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新女性”的表率和示范作用，最终完成学业、获得毕业证书的学生成为当之无愧的女界精英。吴贻芳作为首届5名毕业生中的一位，其价值和意义尤为突出。日后能够出任金陵女大校长，显然是一种水到渠成和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学校经营步入平稳期后校外社会大环境的改变，是最终将吴贻芳推上金陵女大校长职位的另一历史动力。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五卅惨案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收回教育权运动迎来高潮，这些因素促使金陵女大不得不做出应对之策。金陵女大也由此迎来了新一任校长——吴贻芳。1928年6月1日吴贻芳从美国回到上海，7月1日正式就任金陵女大校长，金陵女大由此步入了由中国“新女性”掌舵的新时代。
三、国家民族主义的抬头与“新女性”在非基督教运动及强调收回教育主权运动迎来高潮的背景下走马上任的吴贻芳，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教育部之间教育理念的差异。办学宗旨该何去何从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一)金陵女子大学校训及办学理念的转变
金陵女大的校训是“厚生”，“厚生”一词源自《圣经·约翰福音》，本意是“我来了，是为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解释所谓的“厚生”时，认为“厚生就是在各个方面获得至真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当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信仰的培育最为重要。只有获取了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为社会多做贡献”[8]4。谈及金陵女大的教育目标时，德本康夫人在上任不久的一次演讲时强调：“我们需要受过教育的基督教妇女为她们的姐妹广传福音，并且我们盼望有一天，教会能够动员所有中国妇女的力量去传布天国的消息。”[1]133培养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及健全人格，充实她们的校园生活，重视其作为个体的自我发展，令其领悟为社会做贡献的价值所在，是建校之初金陵女大的办学宗旨。
1928年吴贻芳担任校长之后，虽仍沿用“厚生”作为校训，但对其内涵做了新的诠释。“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丰满。学校用这个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9]20“不光……而是……”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显然已将强调的重点置于叙述的后半部分。也就是说，珍视生命作为个体的意义所在，虽看重这一点，但她认为更应该将目光从个体转向他人和社会。照亮别人、服务社会之际获得更丰富、更有意义的人生，吴贻芳从中想要传递的是为社会、为他人服务以成全自身的道理。从这层意义上看，吴贻芳的上任对金陵女大而言意味着办学目标的转向，也是她希望对国家和社会有所担当的表露。
转变的不仅是校训，还有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理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所谓“人格”培养的方针及目的。注重人格塑造，倡导博爱和牺牲奉献精神，以皈依基督教为教育主旨，是基督教教育理念的核心。德本康夫人执掌金陵女大时代时曾强调“建立一所以基督教理念管理、充溢着基督教精神的女子大学是我们的目标所在”③。步入吴贻芳时代，她表示“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他们仅仅接受专业技能知识还远远不够，教会大学要培养富于基督品格的专业人才”④。秉承基督教教育中对人格塑造的重视，同时又将重点做了转移，不再以宣教、感化学生成为基督信徒作为金陵女大教育方针的重中之重，侧重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吴贻芳带给金陵女大的新色彩。不容忽视的是，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仅限于近代科学知识的习得，知识应该服务于何种信仰，应该在何种品格指引下得以践行，吴贻芳给出了明晰的答案，即旗帜鲜明地将基督博爱和奉献精神指向了近代国家建设。立足于现实需要，调整办学理念使其更好地回应时代需求，是这一时期金陵女大的转变，也是身为校长的吴贻芳所做的历史选择。
(二)国家民族主义高涨与家政学专业的创办
金陵女大作为一叶小舟，从其起航到后来的发展变化都与那个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校训的变化如此，专业设置、校址西迁等均不例外。社会学、体育、音乐及家政是金陵女大的特色品牌专业，社会学及体育专业创建于早期的1924年，音乐专业设置于次年的1925年，与这三大专业相比，家政学专业开设得很晚，成立于抗战时期的1940年。尽管抗战开始之前就有人劝说吴贻芳开设家政学专业，但吴贻芳一直持否定态度，直到抗战爆发后学校西迁至四川后，才决定开设这一专业。从否定到肯定，吴贻芳态度的变化源从何起呢?
“在我看来，我们与男性在大学设立家政专业持不同看法。他们似乎只在乎推广家政学走向大众化的实际意义，而我们的教师则认为，倘若开设家政学专业，应显示出大学应有的标准和要求，具备高度科学化的特色，是家政学专业应有的标准。”⑤这是吴贻芳在1937年的表述。而到了1940年，吴贻芳在金陵女大的年度报告中说：“之所以尝试设立家政学专业，不仅是因为女子大学应该设立家政学专业，且与近年来大学进行的乡村重建工作相关。”⑥从中不难看出吴贻芳对家政学的定位，亦能捕捉到其态度变化背后的坚持与妥协。
如果吴贻芳认同女子大学应开设家政学专业之说，金陵女大为何在有人劝说之际迟迟未有动静，而学校因战争爆发被迫西迁之后，却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增设了家政学专业?联想到当时人们对家政学以及女性的定位，不难想象吴贻芳对家政学以培养贤妻良母为预设目标所持的否定态度，她眼中的女性精英应具有家国情怀，对国家社会有所抱负和作为。但是，当社会现实需要家政学来为之服务时，吴贻芳一方面应和所谓的大众论调，更有意借大众论调改变家政学的功能，让其直指当时的“乡村重建工作”。事实上，服务于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是金陵女大家政学专业设立的初衷并成为其与众不同的一大特色。
面对战时经济苦难、物资匮乏的情况，成立之初的家政学专业以强调营养学为主，1942年家政学专业还专门举办了有关如何保持膳食营养平衡的展览，这个看似普通寻常的展览在战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6]121。这一点还充分反映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上，家政学专业17门必修课中，直接与营养学相关课程有三门课程，分别为“营养学原理”“高级营养学”和“营养学群书博览”。此外，如何应对战争孤儿等问题，也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和美国的金陵人都越来越关注在各种不同的儿童福利工作中训练妇女这一社会需要。中国有如此多的战争孤儿，以至于孤儿院和类似的儿童福利机构都只能仓促组建。但是他们关怀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急需救助的儿童的努力却常常因为缺乏经过训练的人员而遭受挫折。”[6]122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家政学专业后来关注儿童福利工作，除了不断增加完善相关的课程设置之外，更与社会学系分别设置儿童福利组以培养专业人才。不仅如此，还与社会学专业一道开展了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用专业知识服务于在战争中需要救助的儿童。家政学专业师生们的身影活跃在金陵女大为学生提供获得实际学习经验的乡村服务处、儿童福利实验所等地，向农村妇女传授营养卫生、家庭管理等知识，教授一定的谋生技能，免费照看家境困难儿童等。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以便她们更好地投身社会服务工作，这一点成为金陵女大家政学专业的最大特色。
一般而言，家政学以培养日后步入家庭的贤妻良母为宗旨和目标，强调女性作为“妻”与“母”对于“夫”与“子”的责任，宣扬通过服务于家庭彰显女性自身对近代国家建设意义的理念，这一特点既是该专业作为欧美及日本舶来之物办学理念的秉承，也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的共识。将女性禁锢在家庭之内，把她们的意义局限于对于“夫”与“子”的狭小空间，这一点与固有的家父长制文化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如此，吴贻芳对金陵女大设置家政学专业一直持消极态度。时过境迁，当国家、民族需要家政学来武装女性，用专业知识为儿童、妇女服务时，吴贻芳决定在战时增设家政学专业，超越家庭，超越“夫”与“子”，将女性的存在价值与民族国家直接连接在一起，这一举动意味着她在创造性地阐释家政学专业的目的，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一言以蔽之，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吴贻芳所做的选择，就是将创设家政学的意义直指民族国家，改变了西方社会对女性及家政学专业的思维模式。为家政学赋予新的服务宗旨及内涵，这个与时代理念相悖的再创造也许是对那个时代所需最好的注脚。
究竟何谓“知识”，该如何完成知识的传递，反映在具体的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中，知识传递的过程应建构在何种校园氛围及师生关系的基础之上?对此，吴贻芳通过多种渠道给予了阐释和实践，也透露着她对西方近代的理解和取舍。
(一)对博爱和奉献精神的坚持和守护
“教师必须明白教育是包含基督的爱和服务精神。作为一位教师，他是全然的付给学生。倘若学校有足够数量的教师存在这种的心志教学，学校的基督办学精神必能保存。真正的基督教气氛比圣经课程及崇拜更重要。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学校的学术水平及健康的风气。”[10]362这是1930年吴贻芳发表在《教育评论》文章中的表述。从中我们看到她挑选师资的标准，更透露出对师生关系、校园氛围塑造的匠心所在。
学校规模偏小，教师大都住在校内宿舍，师生比高等诸多因素使金陵女大早年确立了导师制和姐妹班制，为师生间、学生间的接触提供了客观条件及制度保障，使金陵女大将家庭氛围式的校园风气贯彻到底。德本康夫人的这些匠心之举在吴贻芳接任校长后得到了传承和弘扬。谈及导师制时吴贻芳曾说：“学校实行过导师制。每个学生可以找一位教师当导师。一位导师带八九个学生，用小组活动或其他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上、生活上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导师制密切了学生与学校的联系。”[9]26导师制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姐妹班制则推动了高低年级学生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新生刚入学时高年级的班级与新生班级结成姐妹班，姐姐班的同学会来指点她们如何选课、如何尽快适应大学校园生活等现实问题。姐姐班要为妹妹班开迎新会，毕业时妹妹班要为姐姐班举行送别会。学校还会安排高年级学生与新生同住，让新生尽快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使高年级学生多了一份责任感和对他人的关爱。
金陵女大的学生曾不无自豪地说：“本校素以‘金陵大家庭’自居。因本校师生间一向即保存着传统的融乐亲挚的空气。教员于课堂内做学生智育的指导，而在生活中即负起家长的责任，自动帮助学生解决一切生活之困难。”⑦“金陵的家庭精神已广为人知。这是个有广泛联系的家庭圈子，德本康夫人好像母亲，教职员们好比姨妈，毕业校友就像大女儿，在读学生就是小女儿。”[11]1948年纪念吴贻芳担任校长20周年的庆典上，各届毕业生纷纷献辞，称颂吴贻芳为“兼教育家、贤母、社会指导者于一身”[12]。
尽管学校完成注册立案后宗教色彩全面退色，宗教课改为选修课，早祷也改为了自由参加，但宗教信仰中传递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博爱、奉献精神，对于曾因家庭变故而倍感磨难和艰难的吴贻芳而言，当年在金陵女大求学时体会到的温暖一定铭刻于心。尽己所能为学生营造一个值得信赖和托付的精神家园，注重个体之间的指导和交流，构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校园人文环境，是吴贻芳的用心所在，也显示出其对博爱和奉献精神的坚持和守护。
(二)对汲取西方文化知识的注重
注重将博爱、牺牲和服务精神播种到学生心灵深处，让教会大学的办校优点继续传承下去，是吴贻芳的用心所在。同时，她也看重与西方对话的维系与畅通，这一点在重视外语教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一、二年级的必修英语，在二年级读完后举行一次英语概括考试，测试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测试及格才准升入三年级，除主修或辅修英语者外，免读英语。如果测试不及格，必须在三年级补读一年英语，再参加概括考试，如果仍不及格，就须自动退学。在普通英语课中，每学期必须读若干本英语小说名著。英语系四年级学生的作文，教师批改后还个别辅导，十分认真。学生平时读、写、听、说英语的机会较多。除中文外，教师讲课多用英语，参考书也以英语者为多。记笔记、答考题、写报告也多用英语。每学期都有英语演讲会、辩论会，还上演英语剧。英语系还举行用英语讨论的英语文学座谈会。所以凡是金陵女大毕业生，不论主修哪一系，都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但部分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却感到负担过重。”[9]14让基础薄弱的同学感到吃力和负担过重，金陵女大对英语教学的重视可见一斑。除了作为一所教会学校重视外语教育的必然之外，亦是吴贻芳作为校长的有心之举。英语教学背后的英语世界才是吴贻芳的着眼所在，她自身的求学经历，再加上东西方之间在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也许都让她痛感英语对于学生的求知具有重要意义。
对西方知识的注重，尤其体现在对新兴学科的坚守和发展上。众所周知，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诞生于19世纪上半叶欧洲，19世纪末经由今文学派人士等介绍传入中国。20世纪初，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开风气之先，相继开设社会学课程或设置社会学专业。五四运动后，国内的许多大学开始陆续开设社会学课程或创办社会学专业，步入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在中国逐步传播开来。金陵女大的社会学专业创建于1924年，在当时属于较早开设的一批大学，后来发展成为金陵女大最受欢迎且规模最大的专业。据统计，金陵女大历年毕业生中有将近23％出自该专业。[13]190
德本康夫人担任校长时期的1923年，金陵女大首次聘任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女教师Mary B.Treudley开设社会学课程，其后直至1928年离任，她成为金陵女大筹建社会学专业的拓荒者。吴贻芳出任校长后，延续了德本康夫人的做法，从1930年至1937年，长期聘请学术积累更为丰富的Mereb E.Mossman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抗战开始后学校将校址迁至四川，又聘请留美博士龙冠海⑧担任系主任。朱觉方、张芗兰、李美筠、吴璇仪等一批学成归国的硕士、博士等也是社会学系师资的重要来源，其中朱觉方是当时女性当中屈指可数的社会学博士。此外，社会学系还通过与金陵大学合作等方式，加强师资力量，丰富课程设置。[5]134雄厚的师资力量是金陵女大社会学专业的一大亮点，也映照出决策者对于学术前沿的关切、慧眼用人的果断和前瞻性思维及眼光。
日趋完备的专业课程，强调理论服务于社会的实践性，办学中既有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推崇，更有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说转化为解决社会问题手段的变革，这些是金陵女大社会学专业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能够在动荡的近代社会、尤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不断成长和壮大，让学术理论直面中国社会遇到的现实问题，这些无疑体现着校长吴贻芳的人文关怀及对社会的关切和责任感。吴贻芳对知识生产的前瞻性眼光造就了金陵女大的名牌专业，为前沿的学术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发展播种了可能和希望；但同时，也暗示着近代中国社会知识生产的历史性特点。
贻芳曾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在校期间表现突出，1928年临危受命回国出任母校校长。试想如果没有对母校的热爱和责任，如果缺乏对母校办学理念及专业设置等大方向的认可，她不可能在仓促之间做出这一决定。然而，在民族主义高涨及非基督教运动背景下出任校长一职，意味着必须做到对社会大环境及维系母校的生存二者兼顾。对金陵女大校训内涵的再创造性诠释，抗战期间于1940年创办旨在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家政专业，这些均反映出吴贻芳作为新女性的智慧与融通之道，更是社会大环境留给她不多选择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一点在接管金陵女大当初，如何顺利完成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注册立案问题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一方面维持学校运营的经费大部分来自教会人士在西方的募集所得，宗教色彩是学校得以维系下去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考虑到金陵女大未来的发展和毕业生的前途，向政府注册又显得十分必要，然而注册就意味着全方位改变学校的宗教色彩。如何在金陵女大委员会与教育部之间做好协调工作，吴贻芳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学校的办学宗旨中取消全部与“基督教”相关的叙述及字样。同时，在学科设置上取消宗教系，将宗教课程纳入哲学系，改为选修课程。1930年底，金陵女大根据教育部要求完成了注册立案。⑨注册立案过程中，“她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说服校董会按政府的要求申请注册”[5]54。出任一所教会大学的校长，自身又在求学时代接受过洗礼，这些因素使她更能体会母校的坚持及其缘由所在，但同时也要兼顾政府对完成注册的标准要求。如何协调政府与学校一直以来坚持的办学理念，从中谋求平衡点，如何在情况复杂的局面下确保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考验的是吴贻芳的智慧和决断。
当然，有融会贯通也会有坚持，吴贻芳自幼经历的磨难，让她比常人更多一分对博爱精神带给她温暖和力量的感同身受，也正因为如此，对博爱精神的坚持和守护，对英语教学的重视，都让这位留学归国的女博士不受外界所累，站在更广阔和理智的平台上，指引着她的学校和学生为更加长远的人才培养付出点滴努力。“当中国每千位适龄女童只有三个能上学时，我们还可以感到自豪吗?……如果我们只是为自己的特权和运气而窃喜，那么，金陵的大学教育根本不值一文。”[1]322“受高等教育之女子，应知责任之重大，盖社会之事业，既不能有男子独负，则女子教育当然不能落后，而此种责任，先知先觉之女子，责无旁贷也。”⑩这些豪言壮语，新中国成立后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能够活跃在各个舞台，熠熠生辉的她们是对吴贻芳人才培养的最好诠释。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吴贻芳作为一名“新女性”，在近代中国社会里面临的命运与机遇。虽是个案，却暗示着当时一批“新女性”直面的历史缩影，勾勒出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设想如果缺乏国家、民族主义抬头的社会背景，吴贻芳可能没有机会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成全她的正是爱国主义热情在全社会的蔓延。然而同时，当近代中国社会置身于东西方间的权力构图之中，在教育制度、文化理念等方面表现出冲突与对抗时(11)，身临其中的“新女性”又必须要有所取舍，无法置身世外。具体而言，金陵女子大学作为一所创建于中国的教会学校，经济来源、资金供给主要来源于传教士的海外募捐及基督教会的捐助。另一方面，这所教会学校必须面对的是国家民族主义的高涨，还有叠加其中的中国社会对“女性”这一性别角色的固有观念。在这一特定场域，学校及“新女性”成为东西之间、新旧之间较量与融合的前沿，所谓去基督教化，办学理念的不同，实质上是处于文化优势的西方教会及传教士，与处于劣势的民国政府及民众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包含着新旧两种观念之间的矛盾与抗衡。吴贻芳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一方面怀揣强烈的精英意识和领袖意识，顶着诸多光环而倍受瞩目，同时也不得不品味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可奈何与疲惫不堪，这也许就是近代中国社会“新女性”的命运写照。
六、结语吴贻芳作为中国社会第一批接受了近代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其个人经历虽有特殊性，却也彰显了那个时代“新女性”承载历史命运的共性。五四运动中以男性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对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倡导，对近代国家建设的向往，体现出其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希望借此抗衡旧有的儒家家父长制文化的决心，一言以蔽之，是对人的近代化的追求和向往。但是，西方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却也同时生产着文化优越性和侵略性，当中国被裹挟着步入近代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作为“新女性”的吴贻芳，她的“新”来自其知识体系，近代科学知识、人文关怀、近代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等，构成了她价值判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知识背景使她成为西方知识生产的载体和传播者，也正因为如此，“新”与“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碰撞在她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尽管她也曾试图把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古典的博雅教育在金陵女大推广深入，却举步维艰，尤其在国难当头之际，碰撞与冲击显得简单而真实，个性解放、对人性的探讨被放置到了边缘，如何面对外侮成为第一要务。作为精英阶层，拯救民族国家成为责无旁贷的使命和职责，留给这位“新女性”的选择变得简单明了，以金陵女大为载体的知识生产就此带上了浓厚的历史性及政治性色彩。这其中有历史必然性，却也遮蔽了对西方进行多样性思考和理性思辨的可能，以及将问题简单化处理背后隐含的逻辑暴力，思维的历史惰性与惯性又叠加其中，这一切都为日后的知识生产埋下了障碍及隐患。
①The letter from Mrs.Lawrence Thurston(Nov.3,1928).Yale Div.UB Archives,Box 144,Folder 2860.
②1916年金陵女子大学从史密斯女子学院获得第一批1000美元的校园建设捐款。之后捐款上升至每年2500美元。
③Thurston’s Letter.Yale Div.UB Archives,Box 144,Folder 2860.
④Dr.Wu’s Talk at the Annual Dinner(May,1943).Yale Div.UB Archives,Box 148,Folder 2922.
⑤The letter from Wu Yi-fang to Miss Griest(Apr 16,1937).Yale Div.UB Archives,Box 143,Folder 2910.
⑥Mintur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Dec 8,1938).Yale Div.UB Archives,Box 148,Folder 2914.
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训导概况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卷宗六六八，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案卷号195。
⑧龙冠海(1906-1983)，海南琼山人，著名社会学家，毕生从事于社会学教学和研究，治学严谨，著述丰厚。曾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及南加州大学，完成题为《中国社会思想的演变》论文，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金陵女子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著有《社会学》《社会思想史》《社会学与社会问题论丛》《社会学与社会意识》《都市社会学的理论与应用》《社会思想家小传》等，其中《社会学》一书多次刊行，在学界影响较大。1939年将学生关于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汇编成《社会调查集刊》(上、下)出版。1949年移居台湾，曾任教于台湾大学，1960年创办了该校社会学系，任第一任系主任兼教授。常年担任台湾“中国社会学社”理事长，1982年获该社“特殊贡献奖”。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3_n0QTZ2fl92VWV6_yTCvRNhCxqSqyQyGAryfv8cTDkHFeMjF38qv_9FRMnKuYfn3pWsN_ku2GAYJS5Yg_kVa。
⑨针对该问题徐海宁做了详细研究。参见徐海宁：《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3-55页。
⑩参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5年第1期。
(11)针对该问题的相关研究还可参见胡钦晓、徐婷婷：《解读金陵女大：文化冲突的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126期，2014年12月，第112-117页。
[1]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3]金一虹，等.吴贻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张连红.金陵女子大学校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5]徐海宁.中国近代教会女子大学办学研究——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德本康夫人，蔡路得.金陵女子大学[M].杨天宏，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7]Lawrence Thurston.Address by the Retiring President[J].Ginling College Magazine,1929,(1).
[8]Wang S H.Our Mother’s Ideals and Aims,and My Appreciation of her[J].Ginling College Magazine,1928,(10).
[9]吴贻芳.金陵女大四十年[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0]Wu Y F.A Possible Way Ahead for Our Christian Schools[J].Educational Review,1930.
[11]Liu B D.Fourteenth Annual Founder’s Day[J].Ginling College Magazine,1929,(12).
[12]吴校长任职后各届同学献词[J].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48，153(10).